一、亞太地區國際形勢的變與不變
自長遠人類文明的歷史遞變來看，二十世紀九０年代初期發生的蘇維埃共和國的解體，可謂具有極深遠的重大意義；象徵著一個舊時代的終結以及一個新世紀的開端。過往被意識型態牽扯糾纏而硬生劃分的兩極化國際體系，隨著蘇聯的瓦解，進而鬆動、崩壞。世界各國在崩壞後相對拓開空間的國際政治舞台上，開始重新調適、摸索，並嘗試建立一新的全球遊戲規則與秩序。
從這樣世界權力政治版圖重整的角度去觀察近年來，國際體系各行為者彼此擠壓碰撞的互動圖像，我們大致可勾勒出一個「一強多極」的新的國際政治權力結構：在這個新的權力結構中，美國以國際體系中超強的地位扮演著主導者、佈局者的角色，但在不同區域、不同議題上，亦以尊重各區域傳統或新興強權利益的態度，試圖穩定、架構出自冷戰後，美國領導者：布希、柯林頓一貫相承、熱切希望的「世界新秩序」。
冷戰後的亞太區域，自亦是置身於全球權力結構的重整變化中，俄國勢力的隱退，中國國力的上昇，所造成的亞太權力版圖的重組，使美國在思考、規劃亞太區域的新秩序佈局時，必須考量一既可容涵原有的傳統區域利益，又能兼顧新的權力變數的架構。
二、台灣的國際環境
從台灣的角度來看，美國在冷戰後所主導的亞太新秩序，最值得重視、對台灣最重要的即是美中台三邊關係架構的浮現：
冷戰後期，美國「聯中制蘇」的戰略擘想，使台灣戰略地位大降，「三公報一關係法」將台灣在國際上定性成一個不擁有法律上國家地位的畸形存在；台、美間往來謹守民間層級，台、中間則隔絕、無往來跡象。台灣在中、美、蘇大三角架構中，只淪為中美雙邊關係之間拉扯交易的一個籌碼而已。但在九０年代之後，中、美、蘇大三角架構崩解消散，在重組的權力結構中，台灣逐漸在相對拓開的國際空間中，浮現、確立了國家主體性格，取得了相對主動的國家行為能力。
台灣今後面對的即是這一嶄新的中美台三邊架構的對外環境，這一新的對外環境對台灣當然構成了新的挑戰，但也帶來了新的契機；新的挑戰是:台灣今後面對的是如何更細膩、更具策略地的去處理與中、美這兩大影響台灣未來國家生存發展的強國間的雙邊關係，尤其是必須積極主動地處理好因經濟改革而國力上昇、卻與台灣有主權零和衝突的臺、中關係；但必須指出的也是因此一美中台三邊關係架構的浮現，所標示出台灣從以往被制壓、被委屈的角色，到成為可以主動介入去創造、處理攸關自身前途的國際環境的新變化。如何有力、清楚地掌握此一新變化下的新契機，應才是我們必須憚精思考的方向。
三、中國在後冷戰時期與台灣的互動
進入後冷戰時期以來，國際秩序的環境發生了結構性、根本性的變化。前蘇聯的威脅不再，中國（共）興起成為亞太區域霸權，亞太各國間的關係，形成了新的基礎架構，逐漸使台灣擺脫過去在國際間的孤立與被動，得以配合政治民主化和日漸開放的經濟，尋求新的國際定位與空間，同時也使得中國一貫的對台國際封鎖策略，不斷的被打開缺口而難以遂行。
是以，武力威嚇乃成為中國新的攻略選擇。然而一年來鼓動軍事危機的結果，卻反而促使世界各國更加重視、關切台灣的發展，並且明確的表達反對中國併吞台灣的立場。中國的軍事行動，時機上很恰巧的讓冷戰後的亞太新秩序，有一個浮出、成型的機會。我們相信，中國雖不情願，也得體現現實適應未來的國際新秩序。台灣的中國政策乃至國家生存戰略，值此之際，亦當有更宏觀、更具開創性的構想與作為。
四、中國政策目標與政策指導方針
在中國對台採取絕對的「不承認主義」，並無時不以各種蠶食鯨吞之手段，斷絕我國任何生存機會的今天，我們對於現階段兩岸關係的本質應有正確的認識與掌握，係處於「穩定的對峙狀態」。兩岸的對峙與競爭，是目前雙方關係的基本性格，在對峙中追求穩定，是當前努力的重點，目的是建立過渡到長遠的和平，以實現國家的獨立與自主，確保人民和後代子孫的幸福。
- 在長期政策目標方面，台灣應得以在國際社會充分保障主權，行使國家人格既有的一切權利，善盡國際責任與義務，營造國家安全與利益的有利條件。因此，我們必須加入聯合國，並且與中國維持友好，以各種形式建立雙方和平、平等、互惠、安定的關係架構。
- 在中、短期政策目標方面，亞太地區的和平穩定，有利於台灣以及所有周邊國家的發展。因此致力推動亞太安全合作體系的成立，才能促進經濟的互利共榮。台海衝突關係的解除，是實現此一目標不可或缺的要件。台灣的生存權利必須為中國所承認，雙方才能中止敵對狀態，轉化對峙為良性的競爭。
一、西進中國是最錯誤的選擇
囿於台灣本身工資成本､土地成本太貴､行政效率低落等問題，幾年下來，不知不覺，台灣所有投資幾乎流向「中國」。從數據上來看，台商對外投資案，投資「中國」戰所有投資案的百分之七十五強，同時台灣每年也有百分之二十二的出超來自「中國」；誠然，「中國」市場拜其龐大的人工及未經開發的處女地之賜，是台灣資本家競逐的優秀場所，但政府在鼓勵商人對外投資之餘，應當進一步評估投資計畫及適度的導引外資方向，畢竟「中國」不是台商唯一可投資的市場，一味的投資「中國」，造成投資過於集中，面臨的風險壓力也就無法分散，就投資觀點上來說：西進「中國」絕對是最錯誤的選擇。
二、投資「中國」停看聽
事實上，純就投資經濟立基考量，「中國」環境絕非投資地點的最優選擇，畢竟「中國」視台灣為「國內」，並未拿出尊重外資的態度對待，台商在如此立基下，投資「中國」是相當不公平的；反之，台商到東南亞､或者到國際上各地投資，都被視為外資且受到尊重，由此一觀點看，西進「中國」投資，不如南向東南亞等視台資為外商的國家投資。
再說，台商對外投資，並不是除了「中國」就別無選擇，且「中國」也不是最佳投資地！就以商機及利益觀點並從數字面舉例：「中國」鐵路五萬三千公里長，交通道路密度是印度的四分之一，美國的六分之一，日本的十二分之一；「中國」港口吞吐容載量五千噸，尚不及台灣高雄五萬噸的容載量；「中國」水資源每人每年四百九十立方公尺，不及全世界標準的四分之一，僅為台灣的五分之一，美國的六分之一；「中國」可耕地面積九萬六千公頃，每年以三十萬公頃的速度在減少中；一美國國家地理雜誌評論，「中國」農技及可耕地，可供應「中國」五至六億人口，若吃的方面退而求其次，或許尚可供養八億人口，但反觀現在「中國」，卻要養十二億的人口，其供給､負載以及經濟沈痾，從「中國」為全世界最大食糧輸入國的事實即可看出。面對這樣的數字實例，台商投資「中國」真的應該停､看､聽！
三、西進「中國」不如南向東南亞
台灣西進「中國」資本如果過多，將來「中國」貿易的談判就幾乎取得台灣主導權，中國官員來台向台商招手，其實台商應該篤定的拒絕！因為除了「中國」外，台商對外投資事實上也有其它選擇的，諸如印尼､泰國､柬埔寨等東南亞國家。
雖然柬埔寨不久前遭遇政變，一時之間台商慌亂陣腳，不少人隨同撤僑回台，但細究整個是事情，歸咎於政府一直鼓勵台商對外投資，卻沒有在事前對該國的政治加以評估，而外交當局在事後，不見儘速追查是否有代表擅離職守，而竟洋洋自喜表示台灣仍是在無邦交國撤僑最快者。台商對外投資，有時真如失草之跟，從柬埔寨撤僑事件看來，政府官僚呈現「阿Q」心態，台商的悲哀或許正在於此。
事實上，柬埔寨撤僑過程可以檢討，但南向政策卻不該因此而「因噎廢食」。舉例來說，台灣需要外移的產業，大半是勞力密集的工業，如同「中國」可提供的條件一般，東南亞可提供的重況幾乎差不多，基於分散風險原則，台商理當向南推進。
在台灣，事實上有一些人身體力行，舉辦「投資柬埔寨」活動等，必能為資訊不夠南向投資政策，提供台商充分資訊，以作為商機判讀，並引導資金流向正確的方向。對此，我們不禁要提出，政府在獎勵對外投資上的執行能力，尚不如民間團體對投資所做的評估，尤其在這次柬埔寨事件中，更可以看出，政府在獎勵投資上，真的只有口號，沒有實際！
當然，台灣確實有不少資本家假借國內投資環境變差，然後惺惺作態逕赴「中國」投資，以此要脅政府，這就是資本家不受國人尊敬，同時投資「中國」的熱潮受到質疑的原因。面對此，國內資本家，實應有更高的自我期許；而在另一方面，我們不得不擔憂「中國」市場與美國市場同等影響台灣經濟的事實，因此，對「中國」未來的投資狀況，我們主張政府必須直接訂出限制，有效遏止台商赴「中國」投資的情形。
我們並不強調一切以國家政策為主前進的狂熱國家主義而只是倡導叫無風險且國家利益與企業力譯本身相符的一種方式，作法也應國際化，而這一切將不要因為柬埔寨的偶發事件而有所退縮，應以更進步成熟的對外投資方式，換取台灣經濟的永續成長。
四、官商攜手「渡小月」
儘管外資出走是必然，但改善國內投資環境，政府單方的努力，絕對無法解決所有投資環境的問題。固然政府必須在國土規劃以及整體行政效率上，作更有效率的應用與簡化，但國內的資本主更應改變國去仰賴政府政策支援，徹底對本身產業的競爭力作一番提昇，並且刺激國內內需市場的消費力，加速國內景氣循環，如此方能在政府及商借的合作之下，真正度過經濟不景氣的「小月」。
從另一方面說，民眾對政府嘗試改善投資及經濟環境的口號宣示，提出的遲疑是無可厚非，畢竟政府除必須對「中國」投資訂出限制；同時制訂完整計畫，有效導引外資南向東南亞之外，也應將台灣整體經濟環境的改善，建立在整個行政資源的透明化，防止政府貪污現象的環節上，如此才能結合優秀資本主投資，建立雙方之間透明而公平的權益關係，並進而重新規劃國土；或由國家開設工商綜合區，出租使用權或設定地上權，使土地成本不致影響公司整體營運，並且與勞工建立良性的互動。同時，政府必須扮演確立公平而有效的勞資仲裁機構的角色，在相互提昇的狀況下，產官各界才能共度這個這一波經濟寒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