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上,筆者認為當一個社會環境中過度地強調不同的性別角色期待,及父權的權力規範時,個體的適應問題是很難與社會文化背景分開的(social-culture contextal free)。因為從符號互動論(symbolic-interactionism)的觀點來看,個體的自我認定(identity)是深受其社會角色(role)及社會規範(norm)所影響的。基於上述觀點,今天我們看台灣女性的心理疾病。而「社會規範」則是社會建構出來的,會隨著時空而有所改變,因此心理健康的標準也將隨之改變。比如,我們過去視「同性戀」為心理疾病,現在愈來愈多人接受它為「性取向的選擇」。規範是怎麼建構出來的?它又怎麼會改變?從權力的角度來看,規範往往是不均衡的。弱勢者(the powerless)常常得被迫服從優勢者(the powerful),所製定的遊戲規則,這些規則往往也就形成社會規範。這些「不合腳」的規範使得弱勢者必須隱藏他們自己,削足適履地去「適應」既存的不公平規範,因而也就產生了一些「心理問題」,久而久之,我們認為這些弱勢者的適應問題是個別的「心理疾病」,需要由弱勢者組成的醫療專家集團來加以處理,於是「醫療模式」(medical model)與「專家模式」(expert model)因應而生。
為什麼女人特別憂鬱、焦慮與恐懼呢?「醫療模式」取向的專家們很快地會認為必定與女人的生殖系統有關,諸多的診斷分類,如月經前症候群(premenstrual syndrome,PMS)、產後憂鬱症(postpartum depression)與更年期症候群(menopausal sydrome)等,很單純地認定女性的心理問題與女性荷爾蒙的週期變化有關,因此只要服用賀爾蒙藥丸,就能解除女性『暫時』的情緒問題,多簡單;不必去管父權社會文化將女性身體『物化』,將女性角色「弱勢化」,將女性族群「邊緣化」等社會問題。而事實上,當我們忽略這些社會文化的背景因素時,我們就容易將女人的心理問題「疾病化」,無論是生理疾病化或是心理疾病化,前者認為是女性的生理系統較脆弱;後者則認為女性性格較非理性、較依賴、較不成熟。藥物治療或個人心理治療,都有可能更助長了女性對藥物,及對心理治療專家的長期依賴。雖然維持了表面的行為控制,但卻未能協助女性做積極性的改變。女性要能做積極性的改變,必須得先覺察到「女性化」的社會角色與依賴、焦慮、與恐懼等心理問題之間的雙綁關係(double binds)。所謂「雙綁關係」是指社會角色對個人的矛盾要求,如要作個『女人』,就不能做個獨立自主的『健康人』。這種矛盾若未能覺察,個體即會因反叛社會化而「適應不良」或極度社會化而「過度適應」,產生一些心理問題。這些雙綁的陷阱,特別容易發生在弱勢族群的適應問題上,因為他們往往沒有權力(power)去界定他們自己,與選擇他們認定的角色。他們只能用間接或遮掩的方式來呈現他們的力量,『生病』往往也是一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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