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屆全國婦女國是會議
四∼一 解讀親屬篇的倫常觀

解讀親屬篇的倫常觀

郭玲惠

中興大學法律系副教授



壹、形成背景

  婚姻乃指男女雙方以永久共同生活為目的而結合之適法關係,由於此種婚姻共同體之基 礎,各國發展出一套家庭與婚姻制度。我國傳統以來,鑑於農業社會之生活形態,「男尊女 卑」、「父、夫權優先」之觀念,相當根深地固,甚至將婦女視為一附屬品,並未承認婦女具有完全之獨立地位﹝註一﹞ ,婦女一旦進入婚姻與家庭,似乎即喪失自身之人格。隨著婦女受教育之日益普及,兩性平等之概念也漸漸被重視,因此我國於民國十九年(首先揭示男女平等原則)及民國七十四年(以貫徹男女平等原則為修法重心)有民法之修正,希望藉由法律之修正,使憲法第七條所保障之男女平等原則,能真正落實,然而修法十年以來,兩性於婚姻家庭中之地位仍然相當不平等,實務上對於女性歧視之事例,處處可見,無論是婚姻關係中姓氏、住所、財產之管理、分配或是離婚時子女監護權之歸屬、贍養費之請求等等,對於女性權益之保障,仍然相當的不完善,民國八十三年司法院大法官會議對於民法第一千零八十九條之「父權優先條款」所作之違憲解釋(參閱釋字第三六五號),事實上已呈現出問題之一角,也促使我們不得不重新檢討婦女於現行的婚姻法制中,所可能遭受之問題。因此本文首先嘗試針對我國現行婚姻相關法令中,違反婦女權益及兩性平等之規定,就其實務上產生之爭議,提出分析探討,以作為我國擬定政策之參考。

貳、現況分析

  依照民法第九百八十二條之規定,婚姻只要具有公開之儀式及二人以上之證人即成立,是否依戶籍法為結婚登記,是否有書面證明﹝註二﹞,並不影響婚姻之效力。然而一旦婚姻關係成立,男女雙方即受其拘束,無論是身份上之夫妻冠姓(民法第一千條)、同居義務(民法第一千零一條)、婚姻住所(民法第一千零二條)、或是財產上之日常家務代理權(民法第一千零三條)、夫妻財產制(民法第一千零五條)、夫妻之扶養義務(民法第一千一百一十六條之一)....等等皆產生直接之效果。而我國現行法令之中特別是對於姓氏之規定、婚姻住所之指定、再婚禁止期間之規定,夫妻財產之管理與分配有明顯的性別差異,致使婦女於婚姻關係中權益遭受相當大之損害:

一、姓氏之規定

  我國古來素重血源,同宗則同姓,而姓在表示各個人對於宗之所屬關係上,具有重要之意義,特別是祭祀與姓又有不可分離之關係。蓋依照傳統之觀念祭祀者須為與祖先同血源之後輩,否則祖靈無法享受其所提供之祭祀物品,同宗同姓為同類同血源,由異姓祭祀等於無祭祀,因此妻婚後改稱夫姓,子女亦跟隨父姓,成為現今社會之一般狀況:

(一)妻之姓氏

  我國民法大體上沿襲傳統之習慣,而略加以修正,第一千條規定:「妻與其本姓冠以夫 姓。贅夫以其本姓冠以妻姓。但當事人另有訂定者,不在此限。」,依此規定則原則上妻以 冠夫姓為原則,但是基於夫妻平等之原則,當事人仍可自由約定。然而此原則雖然有祭祀之 傳統原因,但事實上已嚴重地違背「男女平等原則」,尤其姓氏與其血源、人格有密不可分之關係,婦女於結婚後不經其允許即作如此重大之改變,實有侵害婦女權益之虞。雖然有學者認為民法第一千條但書之規定已有補充其不足之功能,所以我國現今之婦女冠以夫姓之情形甚少﹝註三﹞,但是就立法技術而言,原則與例外規定自有一定之效力,今日社會上以保留婚前本姓為原則,冠姓為例外之情形,應為戶政機關之行政裁量結果,並非多由當事人自行約定,對於婦女權益之保障仍嫌不足。且今日職業婦女日益增加之情形下,婦女因為結婚而必須變更所有證件,萬一離婚又必須再變更一次,立法當時所考慮之「交易安全」與「當事人權益」的衝突,亦不得不重新斟酌。蓋交易安全之保障乃為使第三人不會因為不知當事人夫妻之關係而遭受損害,然而知情與否,隨著工商社會變動之迅速,事實上並無法單純地以「同姓」與否作為認定之標準,而應進一步就事實狀況判斷。因此,民法第一千條因「交易安全」、「宗祧祭祀」等諸多原因訂定之「冠姓條款」,已隨著社會之進步,漸漸不符合需求,並有違反「男女平等原則」之虞,確有修正之必要。

  進一步我們亦不可忽略當夫妻之婚姻關係消滅時,冠姓之一方是否應恢復本姓之問題,不僅影響到交易安全,甚至對於當事人權益之保障亦相當重要,針對於此我國並未明文規定,而是委由實務上以傳統之宗祧習慣做為解決問題之依據,因此而產生相當多之疑問。尤其是婚姻關係因未冠姓之之一方先死亡後,因婚姻所生之權利義務本已消滅,可否僅因為祭祀之原因,並未考慮當事人(除贅夫婚外,多為婦女)之意願,強制冠姓之一方繼續受到婚姻效力之拘束,使冠姓成為一種義務,實值得探討。至於因為離婚而涉及的恢復本姓問題,則較無疑問並符合社會之習慣,蓋離婚後則夫妻間之權利義務消滅,冠姓之一方本因婚姻之效力而受到拘束,並享有冠姓之權利,婚姻關係消滅該權利自然喪失,其亦無須再受到婚姻效力之限制,且基於交易上之明確性,使其恢復本姓,無論對於冠姓之一方或未冠姓之他方的權益衡量,應已顧及。有鑑於此,當務之急,實有必要如外國立法例,設有明文規定,以避免無謂之爭議。

(二)子女之姓氏

  關於子女之姓氏,依現行法第一千零五十九條第一項規定,子女從夫姓,但母無兄弟,約定其子女從母姓者,從其約定。因此依現行子女姓氏之規定是以從父姓為原則,僅於少數例外情形下,始得從母姓。此種方式忽略母系之血緣及香火繼承,往往導致當事人必須以各種脫法之手段,例如縱使其母事實上有兄弟,但因生理上或其他之原因無法或不願意有子嗣時,為達到傳承香火之目的,即不得不使其兄弟由他人收養或招贅,此種現象無疑地已嚴重地限制婦女選擇姓名之自由,並違背男女平等之原則。
  此外現行規定中,對於前文所提及之各種樣態,無論是何謂「母無兄弟」、母無兄弟之認定時點、約定子女從母姓之時期....等等皆未詳細規範,除了徒增適用上之困擾外,亦使得但書彌補母系傳承香火之意圖,無法達到。進一步我們實應深思縱使基於法之安定性使得子女之姓氏必須有一原則性規定,然而香火承傳乃人之基本權利,無論是經由子或女應無不同,當事人如約定子女從母姓,必經過一番仔細之研究以及傳統觀念之掙扎,現行法律中強行限制當事人自行約定之可能性,縱有法之安定性作為藉口,然現今社會交往之頻繁,「姓氏」事實上已無法真正代表血緣關係,如何放寬子女姓氏之規定,兼顧夫妻雙方之香火傳承,確實值得詳加探討。

二、住所

  住所為一個人法律生活與事實生活之中心,而夫妻因婚姻關係成立,須共營婚姻共同生 活,即夫妻須負同居義務,此乃民法第一千零一條所明定:夫妻互負同居之義務,故妻負有 與夫同居之義務,而夫負有使妻能與其同居之義務 ﹝註四 ﹞。然而關於夫妻之住所,依民法一千零二條規定:「妻以夫之住所為住所,贅夫以妻 之住所為住所。但約定夫以妻之住所為住所,或妻以贅夫之住所為住所者,從其約定。」, 夫妻住所之指定權,除非夫妻雙方有依該條但書之約定,否則原則上仍歸屬於夫(或招贅婚 之妻)。惟所謂夫之住所,不一定指夫之祖宅,夫妻約定賃居他處住所,即為夫之住所,又如夫廢止原住所,而另設定新住所時,則以該新住所為夫之住所,妻須至新住所同居。就如同夫妻姓氏之規定,我國民法第一千零二條規定夫妻之住所原則上由夫指定,雖然但書授權夫妻可另行約定,但事實上此種但書之規定並不符合社會之實際狀況,多流於形式﹝註五﹞,致大部分之婦女結婚之後,對於住所之指定多無參與權限。進一步如其丈夫欲變更住所時,亦無須獲得其妻之同意,但是反之則非由丈夫之指定或雙方約定,妻並無決定住所之權利。如夫妻雙方對於住所無法達成協議時,究該由何人指定,我國之法令亦漏而未規範,使民法第一千條但書之規定,不僅徒具形式,事實上對於其違反男女平等原則亦無所禰補。因此,即可能造成丈夫自行變更住所,使妻無法送達,再以公示送達之方式獲得離婚判決之不合理結果﹝註六﹞ 或因丈夫之優先選住所,特別是對於因婆媳不合而不願意與婆婆同屋居住之妻子,因無法履行同居之義務,必須徬徨於婚姻邊緣,甚至遭受裁判離婚之嚴重漏洞。
  由於第一千零二條之規定,原則上妻以夫之住所為住所,且第一千零一條,夫妻互付同居義務,故實務上最常見的問題在:妻離開夫之住所回娘家,如無正當理由拒絕同居,則夫將據此請求妻返夫之住所,履行同居義務。
  在現行法的規定之下,夫若執意變更住所,妻亦只有遷就之,故法院在認定時,多儘量體恤妻子,使妻不因須以夫之住所為住所而不得擅離,故如前文所提夫離家出走,妻不須隨之遷徙,一段日子之後,妻遷離亦不違反一千零二條之規定。若有正當理由,夫妻亦得為分居之協議,使妻可不以夫之住所為住所。然妻若無正當理由拒絕以夫之住所為住所,則將被訴請履行同居義務,法院仍會要求妻返回夫之住所履行同居義務。

三、夫妻財產

(一)現行規定及其疑議

  我國民法親屬編中規定夫妻財產制有法定夫妻財產制及約定夫妻財產制二種。夫妻間如果不以契約訂定(依夫妻財產制契約登記規則,該契約之訂立,必須以書面為之,且基於交易之安全,並應登記,否則不得對抗第三人。)夫妻財產制,則其間之財產關係原則上適用法定財產制(也就是所謂聯合財產制)之方式。依照我國目前之現況,大部分的夫妻並未向法院登記採行約定財產制而是依照民法第一零五條之規定,於結婚之後自動適用聯合財產制。

1、所有權之歸屬問題

  依照現行法定財產制之規定,不動產依民法七五八條、土地法第四十三條以登記為公示 原則,以保障交易安全,因此以妻之名義登記之不動產,原則上為妻所有﹝註七﹞。較有疑問者為聯合財產中不能證明為夫或妻所有之財產,特 O是日常生活所需之動產,依現行民法一千零一十七條第二項之規定,則推定為夫妻共有之 鴞陸]產。於此產生兩個問題:第一、所謂的共有是分別共有(民法八百一十七條、民法八 吨@十九條)或是公同共有(民法八百二十七條、民法八百二十九條)?第二、婚姻關係存 礞丑A夫或妻可否請求共有物之分割?針對於第一點行政院於民法親屬篇修正說明中及司法 |第一廳民國七十五年審查意見書皆採「分別共有」,蓋聯合財產制中夫妻對於其原有財產既然各自擁有所有權,而新法中又加入「剩餘財產分配」之制度,依循同樣之法理,則對於無法區分為夫或妻所有之財產,亦應以「分別共有」使夫妻各自保有其應有部分之處分權,較為妥當。至於第二點夫或妻可否請求共有物之分割,應可依民法第八百二十三條第一項但書獲得解決:「各共有人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者,不在此限。」,蓋夫妻財產制之制定應以「貫徹男女平等」、「維護婚姻共同生活之本質」及「交易安全之保護」為原則,特別是為能落實平等之原則及維護夫妻共同生活之本質,往往產生保護法益之衝突,夫妻共有物之分割請求權,即為一例,然而前文中既已提及夫妻財產原則上以「公示登記」為認定所有權之標準,未能區分者多為日常家庭所需之物品,例如電視、冰箱之類,如使其於婚姻關係存續中亦得請求分割,將對於夫妻共同生活之本質產生相當大之影響。因此,如能依民法第八百一十九條及第八百二十三條第一項但書之規定,以因「物之使用目的」為由,禁止於婚姻關係存續中請求分割,較能符合實際需求。
  此外於民國八十五年民法親屬編施行法之修正條文第六之一條中,明文規定不動產登記之追溯效力,使於民國七十四年前購買之不動產,仍以公示登記為原則,使傳統父權思想之觀念,漸漸褪色。

2、聯合財產之管理、使用、收益及處分權

  新法修正後雖然使妻有可能經由約定而取得夫妻財產之管理權,然而囿傳統上男尊女卑及男主外女主內之觀念,現實生活中如我們由司法院公報記載之臺灣各地方法院夫妻財產制契約登記事件彙報觀之,事實上相當少丈夫願意將財產交與妻管理,因此,雖然有第一千零一十八條之規定,但是從立法技術上仍是以「夫管理」為原則,「妻管理」為例外,是否足以突破傳統之觀念,使妻亦能獲得管理夫妻財產之平等機會,實相當有疑問。
  此外我們不得不注意,依現行法之規定已將妻因勞務所得之報酬列入聯合財產之一部分(修正之前為妻之特有財產),也就是一般情況之下妻對於己之勞務所得,並無管理權限,對於我國職業婦女比率逐年增加之情形,無疑地將是一大退步,使婦女縱使於職場上享有完全之處事能力,但於家庭婚姻中卻無法獨立支配其職場上之所得,實值得深思。另夫雖依一千零二十條之規定,非經妻之同意不得處分妻之原有財產,似乎已對於妻原有財產之保障,然而同條但書又有「但為管理之必要......」之規定,事實上已授與夫相當之權限與可能,於妻不知不覺中將其之原有財產設定抵押或變賣,並隱匿其所獲得之貸款或價金,進而訴請離婚,致妻之權益受到嚴重之侵害 ﹝註八﹞
  依一千零一十九條之規定,夫對於妻之原有財產有使用、收益之權,基於夫負擔家庭生活費用之觀點(民法一零二六條),事實上是無可厚非,然而同條後段又規定收取之孳息應作為支付家庭生活及管理費用,如妻原有財產所產生之孳息額度逾越夫所獲得之收益時,則無疑將夫原所負擔之家庭生活費用責任移轉到妻,該規定是否真能符合男女平等原則,確實應再次斟酌。

3、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之落實

  如前文所述現行「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之制度肯定配偶之一方(一般而言為婦女)對於家內勞動的財產價值,不僅顧及夫妻婚姻家庭生活共同協力之本質,事實上亦對於兩性平等原則之貫徹,邁出一大步。然而制度於我國民法之規定中過於簡漏,特別是現行狀況多由夫管理夫妻之財產,夫如欲於婚姻關係終止之前進行脫產或其他不利之行為,致妻請求剩餘財產分配時,已無財產可請求,事實上亦無防止之道﹝註九﹞。反之如今夫不願意負擔家計或妻不照顧家庭,於現行「剩餘財產」採平均分配制之規定下,或將產生夫雖拋家棄子,但是仍可請求妻因勞力所獲得之報酬,對於婦女權益保障之不足,實應重新檢討,始能落實「剩餘財產分配」制度之美意。

四、離婚

  隨著社會之變遷,臺灣地區的離婚現象,不論就離婚對數或是離婚比率,皆有逐年升高之趨勢,。離婚對於婦女無論是心理上、經濟上或法律上皆產生相當大之衝擊,特別是當婦女面臨破裂的婚姻,往往不知所措,而現行有關於離婚之法令又使得欲離婚之婦女或礙於夫妻財產上之分配不公,或礙於子女監護權之問題,而遭受重重困難,無疑地為對於女性平等權益保障之一大侵害。

(一)離婚之要件

  離婚為夫妻生存中,解消夫妻配偶身分或消滅婚姻關係之行為。立法上有兩願離婚與裁判離婚兩種。 現行法之兩願離婚之立法意旨,基於人格獨立而貫徹意思自治原則,以期夫妻合意離婚。凡遇夫妻性情不合,縱使無法定原因,亦得依其自由意思而離婚,以免夫妻抱恨終生,而度同床異夢的生活﹝註十﹞,事實上已脫離傳統上夫權至上之不合理觀念。以兩願離婚之方式達成離婚之目的,既可保全雙方之聲譽又可免除動輒訴之於官之累。
  至於裁判離婚必有法定之原因,原因之標準區分為「有責主義」與「目的主義」(即所謂破綻主義),有責主義以夫妻之一方違反婚姻義務而有過失為必要要件之主義,如夫妻之一方有重婚、通姦、虐待、侮辱、遺棄等情事,皆屬違反婚姻義務,可歸咎於行為人,自得請求離婚。反之若採目的主義,則不問當事人有無責任,茍有不能達婚姻目的之事實,即得據以為離婚原因,諸如夫妻之一方,縱然毫無過失,但有惡疾、精神病或生死不明之情事,他方亦得請求離婚。有責主義含有對於有責配偶之制裁與對於無責配偶之救濟的應報思想,因此其離婚原因多為列舉,若未符合法條所規定之原因,則不得請求離婚;反之,若符合法條所規定之原因,則應准予離婚。但有符合離婚原因之行為之存在,婚姻未必即已至破綻而不能回復之程度,而無法定之原因,婚姻亦有發生破綻之可能。故現代各國之離婚法,大多已接受目的主義之立法。
  關於離婚原因規定之方式有採「相對主義」與「絕對主義」之分:絕對主義對於離婚原因採列舉方式,非有法定之原因,不得請求離婚,而所定之原因,皆屬具體。而相對主義以概括方式規定夫妻關係之破綻,即給與離婚之判決;或係以法律列舉數具體之原因,除其所列舉之重大原因外,如有其他破壞婚姻生活之事實,亦得請求離婚之法制﹝註十一﹞ 。世界各先進國家,均採取相對的離婚原因主義,以概括之方式,包羅一切婚姻破裂之原因,較具彈性,是為順應時潮,我民法爰於七十四年六月三日修正改採相對主義(參閱民法第一千零五十二條)。
  較引爭議者,係夫妻之一方有過失,他方為過當行為,有過失之一方可否以此過當行為訴請離婚?大法官會議解釋第三百七十二號解釋曾表否定見解,認為一方有過失在先,致使他方情緒激動,行止失當,係正常之事,不得據以請求離婚;但亦有大法官認為,配偶有過失在先,他方只得採取合法途徑尋求解決之道,萬不得私行懲戒,造成的合法化。縱觀現今社會婚姻暴力案件的層出不窮,如允許夫有私下之懲誡權而不尋求正當之司法解決途徑,對於婦女之家庭地位,無疑為雪上加霜,實有重新探討之必要。
  我國允許兩願離婚與裁判離婚併行之雙軌離婚制度,使當事人一方面有自由協議之機會,減少因離婚產生不必要之傷害,另一方面協議不成時又可經由訴訟之管道,達到終止婚姻關係之效果,確實相當符合事實之需要。然而民法第一千零五十二條所規定之法定離婚原因,或因規定不清或過於嚴苛或疏而未兼顧現行社會之狀況,致婦女往往必須繼續保留名存實亡之婚姻關係,而不得離婚;相反地有時卻成為夫訴請離婚之藉口。例如第三款所謂「不堪同居之虐待」,必須至依主觀客觀之事實達到不堪同居之程度,除依夫妻之年齡、身分地位、財產狀況、教育程度外生活慣行仍必須考慮到社會道德等等狀況,使婦女雖然承受精神上或生理上重大之壓力,但是礙於社會一般將家庭糾紛視為家務事之觀念,無法獲得有利之物證或人證,自無法依民法第一千零五十二條第三款獲得裁判離婚﹝註十二﹞。又所謂「惡意之遺棄」對於無法忍受丈夫虐待而逃離夫家之妻子,因其住所仍於夫家,夫即可以不履行同居之義務,以惡意遺棄為由訴請離婚﹝註十三﹞
  婚姻之本質既為夫妻共同協力維持家庭婚姻關係,現行法令使得婦女縱然面臨無可挽回之婚姻,卻無法享有充分之自主權訴請法院終止該婚姻,使婦女於婚姻關係中喪失其應有之人格地位,如何因應社會現況,放寬裁判離婚之法定原姻,特別是針對於事實上已名存實亡之婚姻,得以獲得離婚之可能性,確為當務之急。

(二)離婚的效果

1、子女監護權之歸屬

  我國現行民法關於離婚後子女監護權之歸屬,在兩願離婚與裁判離婚採取不同之立法政策。在兩願離婚場合依原民法第一千零五十一條之規定,原則上由夫任之。因其違反男女平等之原則及未顧及子女之最佳利益,故已於民國八十五年之修正條文中刪儲除。
  於判決離婚時,依民國八十五年之修正條文,雖允許協議一方或雙方共同任之,協議不成時,則以子女之利益優先考量。同時於新增之一0五五條之一,對於何謂子女之利益,作較明確之規定,確實使男女平等原則之落實跨出了一大步。但是縱合實務上之爭議問題,於判斷是否為子女最佳之利益實,仍不可忽略幾點:
  年幼子女以母監護為適當,但何謂年幼?有認九歲亦屬年幼,有認四歲已離襁褓;犯不名譽罪,通常不宜任監護,但犯通姦罪是否不宜監護?有認通姦或與他人同居,未必對子女有不良影響,有認為通姦不足以為子女楷模,不宜任監護;當情事變更,法院得改定監護人,但又須考量子女的適應性,是否適合改定監護人;慣常毆打,性情粗暴者,不宜監護,但亦有認父子天性,無不愛子女之理,任監護並無不當;當子女有意思能力時,子女的意願亦常為考量之因素之一,但子女的意願可能受父母的指揮、引誘,是否果妥適也是一大問題。又監護與扶養的關係如何?未任監護者是否亦有扶養義務?而離婚後任監護之一方,可否單獨出養未成年子女又是一大爭議。若夫妻為共同監護之約定,其監護權如何行使?亦有探究之必要。至於父母均不宜任監護時,是否得指定父母以外之任監護,又屬另一層面的問題。 因此,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遂於民國八十三年九月釋字第三六五號,針對於民法第一千零八十九條作「刪除父權」條款之解釋,代之以「子女最佳利益」為監護權決定之最高指導原則,確實為提升兩性於婚姻關係中之平等權益,跨出一大步。
  然而所謂的「子女之最佳利益」究應以何者為基準,因為法律並無明文規定,雖然可經由法官依具體事實衡量,然而我國目前民事訴訟人事訴訟制度並未完善之情形下,所謂依客觀之事實判定子女之最佳利益,當事人似乎只能靠運氣,如承案法官具有專業素養、同情心與耐心,始可能經由各種方式,瞭解子女之最佳利益,並使得適當之一方獲得監護權。反之,婦女往往因為居於經濟上之弱勢地位而喪失監護之可能性,無疑地又一次地否認婦女於婚姻關係中應有之平等地位。

2、扶養義務

  民法第一千一百一十四條第一款規定,父母對未成年子女有扶養義務,且為生活保持義務。惟父母離婚後,由父母之一方任子女之監護人,此時,父母對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是否因離婚而受影響,我國法律中並無明文,實務上往往將子女經濟上之利益作為監護權判定之基準,因此使得大部分之婦女因無法提供子女經濟上之照養,無法履行對於子女之撫養義務,同時亦喪失其對於子女之監護權 ﹝註十四﹞
  父母對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是否因離婚而受影響,如前文於我國法律中並無明文,實務上則眾說紛云,其發現爭議之焦點為到底親權之行使與撫養義務是否有絕對之關連性。尤其是依傳統之見解,往往以撫養能力作為判定監護人之基準,使得婦女因為婚姻家庭之付出,而於離婚時無法擁有足夠之撫養經濟能力,亦同時喪失子女之監護權,實為剝奪婦女擁有平等行使親權之權利。蓋親權與扶養義務之本質並不相同,親權乃基於親權人之身份而來,扶養義務係基於父母子女之身份而生。原則上,父母為未成年子女之親權人,但並非父母即必為未成年子女之親權人。父母離婚時,雖然因婚姻關係消滅,一方喪失監護權而使其親權處於一時之停止狀態,但其對於父母子女間之直系血親關係毫無影響,因此不任親權人之一方,仍為未成年子女之父母,其仍應負擔扶養義務 ﹝註十五﹞。進一步亦須注意,所謂之撫養給付義務乃僅指經濟上之給付義務,不以共同生活為必要,唯有將撫養義務與親權之行使分離,始有可能性真正顧及子女之最大利益,同時落實男女平等之原則於我國婚姻家庭制度之中。

五、再婚期間之禁止

  依民法第九百八十七條之規定,女子自婚姻關係消滅後,非逾六個月不得再行結婚。此規定乃避免血源混淆,然而不可否認地,依現代科技之發展,血源之認定已非困難,徒限制女性於離婚後不得再婚,不僅實務運作上會產生許多爭議,只限制女性遵守貞節,事實上又為父權優先條款之一例,實無繼續存在之必要。

參、結語

  民國七十四年民法親屬篇之修正,乃以貫徹憲法所保障之男女平等原則為重心,希望能確實提升我國婦女於婚姻家庭中之實質地位。然而修法十年以來,婦女於婚姻家庭中之權益似乎並未有明顯之改善,無論是夫妻住所之指定、當事人或其子女姓名之認定、夫妻財產之歸屬、管理、處分及收益,婦女都無法享有自主之權利,進一步當婚姻關係事實上已無法繼續時,婦女除了必須面臨自身心理及外在社會上之強大壓力,囿於現行法令亦使其往往無法獲得合理之裁判,同時喪失子女之監護可能,其對於婚姻家庭之付出,卻無法取得應有之經濟上保障,種種缺失使得我國當前之婦女縱然獲得平等之教育權益,然而當其進入婚姻家庭時,卻必須犧牲應有之平等地位。因此,於此修法後十年之際,如何使我國婦女於婚姻家庭中之實質地位,能確實獲得提升,實為一刻不容緩,值得我們深思之問題。

註解

註一:
參閱大理院二年上字三五號;大理院七年上字九0三號;林秀雄,婚姻中兩性平等之法律。 回本文處

註二:
司法院民國二十五年二月二十二日,院字第一四三四號;司法院民國三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院解字第三六七二號。 回本文處

註三:
林秀雄,婚姻中兩性平等之法律觀。 回本文處

註四:
十九年上字一0五九號;戴炎輝、戴東雄合著,中國親屬法,第一百二十五頁,民國七十七年十月修訂版第二版;二十七年上字一四四0號;陳棋炎、郭振恭、黃宗樂,民法親屬新論,第一二九頁以下。 回本文處

註五:
陳棋炎、郭振恭、黃宗樂,民法親屬新論,第一二九頁以下。 回本文處

註六: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民事判決八十二年度家上字第三二號;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八十年度家上字第二十一號;王如玄,民間團體民法親屬編修正諸問題,中國比較法學會學報第十四輯,第五0九頁以下。 回本文處

註七:
陳惠馨著,歧視婦女之法律及其因應之道(以我國民法親屬編夫妻財產制之規定為例,社區發展季刊第四十六期,第四十八頁,民國七十八年六月三十日出版;楊芳婉,民間團體民法親屬編修正諸問題,中國比較法學會學報第十四輯,第四六四頁;民國七十四年台灣台北地方法院法律座談會研究意見。 回本文處

註八:
高鳳仙,婚姻中兩性平等之法律觀;陳惠馨,前揭註第五十一頁。 回本文處

註九:
楊芳婉,民間團體民法親屬編修正諸問題,中國比較法學會學報第十四輯,第四八七頁以下頁。 回本文處

註十:
戴東雄著,我國離婚法之現代化,台大法學論叢第十一卷第二期,第九十七頁,民國七十一年六月出版。 回本文處

註十一:
戴炎輝、戴東雄合著,中國親屬法,第二百二十四頁,民國七十七年十月修訂版第二版。 回本文處

註十二:
有關於不堪同居之虐待,參閱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八十一年度家上字第二十二號;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八十一年度家上字第一四二號判決。 回本文處

註十三:
參閱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八十年度家上更(一)字第十八號;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八十一年度家上字第一三二號;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八十一年度家上字第七十一號。 回本文處

註十四: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八十一年度家上字第七十一號;林秀雄著,離婚後父母對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輔仁法學第十期,第一七四頁以下。 回本文處

註十五:
林秀雄著,離婚後父母對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輔仁法學第十期,民國八十年六月出版。 回本文處

 

第三屆婦女國是會議
 
第三屆婦女國是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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