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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視婦女休閒權益
從性別的角度談電視節目的產製、內容與改革
 蕭蘋 國立中山大學傳播管理所助理教授
大眾傳播媒介是社會中的重要體制，它與其它社會體制(包括：政治、經濟、和文化等)之間，互動頻繁，關係密不可分。以台灣的電視媒體為例，其整體的產製體系、與內容表現，可以說是黨國控制、資本主義的商業邏輯運作、與傳統的父權主義三者糾結、交互影響、共生下的產品。
在以往的戒嚴時代，電視媒體由於影響無遠弗屆，受到國民黨黨國最嚴厲的控制，舉凡頻道、資本、人事、與內容，無一不管。雖然有如此嚴厲的黨國控制，但弔詭的是，電視中的節目內容卻是以商業利潤的追求為主要的導向，通俗(或低俗)的節目在那時是掠奪市場利益的利器。
到了1987年戒嚴令的解除，伴隨著政治體制的鬆綁，媒體的管制也逐漸去除。1993年有線電視從地下的「第四台」開始合法化，1997年無線電視台也從三台多了一台。現在除了無線的四台之外，有線電視的頻道數大約在90至100之間。這麼多的電視媒體在短時間內密集出現，其競爭之激烈可想而知。這種競爭更加突顯了商業力量成為電視媒體壓力的主要來源，電視的內容因此被渲染有更重的黃色、黑色、誹色、和淫色。
但是，我們仍不能忽略，在商業的力量之外，政治的勢力仍然是操控電視的重要黑手，因為從所有權的結構而言，大多數的電視頻道的擁有者，若非在政府、或政黨之中位居要職，就是擁有豐富多重的黨政關係，政治力量對於電視的影響沒有較以往衰退，反而更趨微妙與複雜。
在這樣商業、與政治的交雜控制之下，傳統的父權主義如何加入對電視的產製、與內容產生影響，更是一個值得觀察的過程。首先，就電視媒體中的女性工作者而言，她們在數量上已不在少數，甚至有超越男性之勢，然而大部份的女性媒體工作者仍然只佔據中、低階層的職位，無法對媒體組織的決策產生重大的影響。由於在媒體的組織環境中，男性仍然居於主導的地位，他們擁有對於媒體內容選擇和定義的權力，女性在這樣的環境中工作，為了獲得工作上的表現，她必須學習、與內化男性的價值，其作品才可能獲得選用，也才能獲得在媒體組織中位階的升遷。
數量增多的女性媒體工作者並無法在實質上改善媒體的內容，導致電視內容中的男性、與女性角色都是以僵化的「刻板印象」來呈現，少有突出創新的性別形象。傳播學者Gaye
Tuchman在1978年即發現，大眾媒體對於女性、及其議題的描述，若非加以瑣碎化(trivialization)，在不重要的位置以輕鬆、簡易的方式呈現，即是將其消滅(annihilation)，從媒體的內容中徹底消失。Tuchman認為，男性的標準、男性的注視(look)、與男性的權力，主宰著電視銀幕的活動。
就電視銀幕所呈現的活動而言，我們可以分為新聞、戲劇節目、與廣告來分別說明性別角色的差異。以新聞而言，女性在新聞中是屬於被排除的一群，她們之所以被排除，乃是傳統觀念中所謂女性的本質與新聞的定義不合。此一不合之處可以從兩方面來分析，一是女性的議題常被視為不具新聞價值，無法擺在重要的新聞版面中；二是女性被視為不具權威性，而新聞內容卻必須由權威人士(通常是男性)來加以驗證，所以女性很少成為新聞查證的對象。
在戲劇節目的刻畫上，雖有程度上的差異，但基本上仍是「男女有別」。戲劇節目中的女性大多年輕而個性被動，她們所關心的事務主要是愛情、婚姻、與家庭，而活動的範圍則侷限於家中。而男性則大不相同，他們的個性積極、主動，活躍於商場、工作之間，以事業、和工作為生活重心。這樣刻板的性別畫分，也同樣的充斥在兒童節目之中。
相形之下，廣告中所呈現的女性面貌，則較為複雜。廣告中大部份的權威代言人都是男性，而女性則大多為母親或家庭主婦，她們最常出現的地點是家裏，而其所廣告的產品則多為家庭用品。此外，女人的性感也常是被利用來幫助貨品行銷的有效工具，在這些廣告之中可以看到一些裸露的女性樂於被男性所窺視，並且甘於臣服在男性的掌握之中。
以上這些電視節目所呈現的負面、偏差的女性形象，究竟會產生什麼樣的社會、文化影響呢？已有研究發現，女性的觀眾會認同電視節目中的女性人物，並且向節目中的人物學習「合宜的」與性別有關的行為，甚至從中建構自我的意義。若是如此，那麼電視節目、或電視媒體、以至整體的電視產業，都有改革的必要，否則在目前政商交相控管的情況下，電視做為一個具有強大影響力的大眾媒體，將會持續的複製父權的文化與意識形態，女性的角色紓放則難有實現的一天。
但是要如何進行對於媒體的改革呢？近年來有人開始倡議媒體識讀教育(media literacy)的推展，希望教導閱聽眾解讀、或抗拒媒體所傳遞的訊息。這是一個在媒體的體制內，從事媒體改革的方法，它假設從閱聽從著手，可以有能力去與大眾媒體抗衡。但是將所有媒體改革的責任都放置在閱聽眾的身上，並非一個公平的作法，因為具有優秀識讀能力的閱聽人，置身在惡質的媒體環境中，最後也許會發現他無一電視節目可看。
作者認為，電視媒體的改革，究其病因，還必須從制度、和結構上著手。也就是在制度的安排上，隔離政治、與商業力量對於一般大眾媒體的干預與操控，並且幫助女性團體可以在無經濟生存的顧慮下，擁有自己的媒體，製作具有性別意義的內容。另外在文化上，則需突破女性在媒體中工作的困境（包括：女性工作者在家庭、和工作之間的兩難、以及媒體組織文化和專業中對於女性歧視的情況），並且幫助具有進步性別意識的媒體工作者在其工作位置上，進行不同性別觀點的內容產製。
這種制度層面的改革，牽涉社會中優勢階級的利益極廣，要如何具體的實踐，還有許多的困難，也尚待更多的辯證。作者認為，台灣女性運動團體不應在這場媒體改革的過程、與爭辯中缺席，應主動的參與，尋找議題，發出屬於女性觀點的聲音，並且與其它媒體改革的運動者結合，那麼一個對女性友善、正面的媒體環境或有出現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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