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台籍「慰安婦」對日本政府訴訟訴狀（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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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的傷痕－慰安婦 原台籍「慰安婦」對日本政府訴訟訴狀（摘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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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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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慰安婦」制度
- 關於「慰安婦」制度
所謂「從軍慰安婦」制度，亦有人稱為日本軍「慰安婦」制度，指的就是戰爭時期日本軍派駐地區所設置的軍方奴隸制度。被稱為「慰安婦」的婦女們，因日本軍將士的「性的需求」，被強迫不得不從事性行為。
＊ 「從軍慰安婦」和「慰安婦」這兩個用語，就是用來隱瞞軍方性奴隸制度的事實，正確來說，應該稱作「日本軍方性奴隸」或是「軍方性奴隸」。「從軍慰安婦」和「慰安婦」雖說應加上括號，因稍嫌煩瑣，故以下省略。又，「賣春婦」此語，換句話說也就是「在性方面被搾取的女性」，雖然此語也需加上括號，但因同樣理由而省略。接下來的文句中，有關資料的引用，將片假名改為平假名。
- 「慰安所」設置的經過與軍方有著密切關係
調閱現存資料，可以確認設置「慰安所」的時間是在一九三二年第一次上海事變的時候。那時在上海，戰事剛剛告一段落，被派遣到上海的陸海軍部隊，就有一處「慰安所」。海軍長久以來一直就是軍方指定的貸席（筆者註：招藝妓作樂租用之場所）（見吉見義明編『從軍慰安婦資料集』以下以『資料集』略稱。大月書店、一九九二年、一八四頁，在上海總領事館「租界當局對私娼之取締情形－昭和十三年租界地之特種營業婦女的狀況及其取締」）。被派往上海的陸軍，則依長崎縣縣長之請求而徵募婦女（見稻葉正夫編『岡村寧次大將資料』上卷•戰場回想篇•原書房，一九七○年、三○二頁）。這些婦女一般被認為是日本人。
一九三三年，日本軍侵略熱河縣，混成第一四旅團，事實上就是設置在平泉的「慰安所」（見混成第一四旅團司令部「衛生業務旬報」一九三三年四月中旬號，國立公文書館所藏）。被強行帶來的女性計有朝鮮人有三十五名，日本人三名，由於當地賣春婦普遍罹患性病，故為避免性病蔓延，旅團司令部開始設置「慰安所」。
後來中日全面戰爭時期，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左右發生了南京大屠殺，此時「慰安所」愈來愈多。當時的背景是中國決定持續且準備長期抗戰，日本軍陷入苦戰，死傷頻傳，屠殺、放火、搶劫、強姦等事情此起彼落地發生，為此日方不得不採取必要的對策。
接下來，我們來看陸軍的情況。中部支那指揮軍司令部（後中國派遣司令部）北部支那指揮軍司令部•第二一軍司令部，分別從華中、華北、華南由北而南設置了慰安婦制度。
【華中】我們可從駐守上海軍事參謀長飯沼守的日記得知，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一日「設置慰安此事，依軍方書面文件，訂定實行方法」（見南京戰史編輯委員會『南京戰史資料集』偕行社、一九八九年、二一一頁）。依中部支那指揮軍的指示，占領南京之前，從十九日開始，屯駐上海軍的長勇參謀已著手進行「慰安所」的設置。潮州方面，第一○軍事參謀，指揮憲兵徵募中國婦女，於十八日設置了「慰安所」（見「山崎正男日記」，同上，四一一頁，山崎政男少佐當時為第一○軍之參謀）。此後，日本軍在長江流域占領地上，紛紛設置起「慰安所」來。
【華北】一九三八年六月二十七日，負責北部支那之軍事參謀長岡部直三郎，指揮麾下各部隊，下了一道指示「盡可能且迅速地重整性方面之慰安服務」（「注意軍隊對占領地居民行為事件之通牒」『資料集』二一○頁）這是因為日本軍人強姦中國婦女事件頻傳，引起人民的憤怒，當地居民開始蘊釀反抗的情緒。為了不使事件擴大，指揮北部支那日本軍事參謀長指示，得盡速在華北各地設置慰安所。
【華南】一九三八年一○月，第二一軍占領了以廣州為主之廣東省要地，翌年一九三九年四月，第二一軍司令部記錄了確實可靠的「慰安婦」人數數字，約有一○○○名，另外除了憲兵駐留地以外仍有「慰安婦」的存在。（見第二一軍司令部「戰時旬報（後方關係）」一九三九年四月中旬號，『資料集』二一五頁）。再來四月十五日，同一軍司令部的松村桓軍醫部長在陸軍省醫務局，提出了以下的報告「為了預防性病，應以每一百名士軍配一名「慰安婦」的比例，設置「慰安隊」。現在需要的人數約一四○○至一六○○名」（見金原節三「陸軍省業務日誌摘錄」，一九三九年四月十五日陸軍省醫務局課長會報記錄，防衛廳防衛研究所圖書館所藏）。由此證明，設置「慰安婦」最大目的在於性病的預防。於是陸軍按此，由北而南，以每一百名士兵配一名「慰安婦」的基準設置「慰安隊」。當然除此之外，警備隊及分遣隊也有分別在各占領地區獨自徵募「慰安婦」的情形。
爆發太平洋戰爭（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以來，由陸軍省統一管理，將來自日本•朝鮮•台灣•中國各地的慰安婦，分別送往東南亞•太平洋地區•香港等地。依據設置及徵募的具體案例來看，一九四二年三月十二日，依南方軍司令部之請求，由台灣軍司令部方面派遣憲兵選定三名業者，取得陸軍大臣許可將其徵募到的五十名慰安婦送至婆羅洲島，十六日副官得到陸軍大臣的許可令，傳達認可之命令（台灣軍起草「有關被徵調至南方婦女之事件」『資料集』一四四－一四五頁）。後來，六月又派送了二十名。
九月三日，陸軍省人事局之倉本敬次郎恩賞課課長，可以舉例出這樣的數字，依「將校以下之慰安婦分配，如下「北支那設置一百處，中支那設置一百四十處，南支那設置四十處，南中國設置十處，樺太設置十處，共計四百個處所。」（見前揭書，「陸軍省業務日誌摘錄」一九四二年九月三日陸軍省課長會報記錄）。至於為何由陸軍省人事局恩賞課來設置慰安所的理由是，恩賞課由一九四二年四月以來，一直負責一切有關軍人的福利事項，戰爭爆發以來，與其他公務繁忙的部門相較之下，反而比較時間去考量軍人的福利。就這樣，在戰爭時期均由陸軍省直接統籌設置「慰安所」。
綜合以上所述，可以明白地知道設置「慰安所」全由「軍」來主導。雖然後來是由業者來管理使用這些「慰安所」，但仍身處配角之地位，並未反客為主。這裡所謂的業者並不是普通的老百姓，是從警察當中挑選出來的且擁有軍人身份證明書，在太平洋戰爭期間，擁有這樣的身份，至少會被視為「軍從屬者」(從事日方工作者)。
- 「慰安所」的形態
「慰安所」是以民間特種營業的模式建立而成的，依經營方式及和軍方密切程度來看，可分成軍直營、軍專用、軍指定三種形態。所謂軍直營，不論是經營方式或是運用上，一切均由軍方來主導。
所謂軍專用，雖交由「軍從屬者」身分的業者經營，但來光顧「慰安所」的人，都是軍人及軍眷屬專用者。所謂軍指定，指的是戰地或是占領地區，借用一段時期的民間特種營業場所，當作軍用所。
接下來，依使用者的差別，分有被稱為「將校俱樂部」之專為將校使用的「慰安所」及下士官、士兵共用之「慰安所」二種。後者可能會發生將校、下士官、兵彼此間相爭的情況，為了維持軍方風紀，所以在時間分配上有所區別。舉個例子來說，一九四四年屯駐在中國廣東省中山縣的獨立步兵第一三旅團中山警備隊，士兵被分配到的時間是早上九時三十分至下午三時三十分，下士官是下午四時至晚上八時，將校、準士官是晚上八時三十分以後，雖說時間上分配如此，將校若是整晚都需要女人的話，當然是沒有人敢和他爭的（見「軍人俱樂部利用規程」『資料集』二八八頁）。
設置場所也會有所不同，在大都市的「慰安所」，設備和日本國內的妓院相仿，會有定期性的性病檢查，靠近前線的慰安所，無論是設備或是待遇，均相當惡劣。
- 設置「慰安所」地區
日軍屯駐所及之地，大多設有「慰安所」。這些地區包括了中國（包含東北地方）、法屬印度支那、香港、菲律賓、馬來西亞，新加坡、英屬婆羅洲、荷屬東印度群島、緬甸、泰國、關島新不列顛島等太平洋群島、Ａｎｄａｍａｎ．Ｎｉｃｏｂａｌ諸島（筆者註：澳洲北方島嶼）印度。
除了日本委任統治的南洋群島及樺太外，還有整戈待旦防止美軍攻擊的台灣、沖繩，以及進入備戰狀態駐有軍隊的的九州、四國、房總半島等地。
在可確認範圍內，北至千島群島北端的占守島、中國東北的孫吳、南至印度尼西亞的塞班島、東達新不列顛島拉巴魯、西至Ａｄａｍａｎ•Ｎｉｃｏｂａｌ諸島、緬甸的Ａｋｙａｂｕ。
- 創設「慰安婦」制度的動機
日本軍設置慰安婦制度有以下四點動機，防止日本軍人的強姦事件；防止性病的蔓延；提供慰安服務；防止間諜（防諜）。基於以上四個動機而設置的慰安所，卻衍生出以下的問題。
首先，防止日本軍人的強姦事件，雖然想要防止的是日軍層出不窮的強暴案件，卻始終未能達成原先的目的。舉例來說，第一一軍司令官岡村寧次對一九三八年攻擊武漢的戰況中，有著以下的敘述：「現在各士兵團，大多有慰安婦團的隨行，編制成為兵團補給站中的一個分隊。但是如第六師團，雖有慰安婦團的隨行，卻未見強姦犯罪的減少」（見前揭書『岡村寧次大將資料』上卷、三○二－三○三頁）。
國府台陸軍醫院早尾□雄（註：無中文譯字）軍醫中尉，根據本身戰場經驗與實地的調查，在一九三九年提出了以下的報告「軍方當局……欲防止中國婦女強姦事件發生，乃設置「慰安所」，然強姦事件益發盛行，中國百姓一見日軍倍感恐懼」（見「戰場之特殊現象與其對策」一九三九年六月、『資料集』二三二頁）。
如前所述，雖已設置「慰安所」，卻事與願違，未見強姦事件的減少，因何緣故呢？原本是為確立軍紀風紀而設置的「慰安所」，反倒先亂了風紀，最大失敗原因在於軍方容許性侵害此項事實。另外，將特定的婦女關在「慰安所」內，持續地侵害婦女的人權。
我們再來探討第二項動機，防止性病的蔓延，因為擔心將領士兵恣意到占領地方的民間妓院去買春，而感染到性病，所以禁止其出入此類風月場所。因此軍方始考量到非設置由軍方統制、管理的「慰安所」不可。但此舉卻未奏效，因為當時，大多數的將領、士兵均已感染上性病，且透過「慰安所」，傳染給更多人。「慰安婦」的性病檢查，由於身處在占領地，至少每週需檢查一次，但假若是症狀輕微時，就不會像檢查將領專用「慰安婦」般地徹底。兵士們專用「慰安婦」的性病檢查更是不徹底，大約一個月才檢查一次。包括士兵在內地的妓院嫖妓也是使性病蔓延開來的原因之一，此舉根本無法抑住性病的擴大。
就這樣，即使能夠把握住剛感染性病的士兵，將關東軍、派往中國軍隊、南方軍三軍合計起來，至一九四二年共計一萬一千九百八十三人，一九四三年增成一萬二千五百五十七人，翌年一九四四年，增加至一萬二千五百八十七人（見陸上自衛隊衛生學校編『大東亞戰爭陸軍衛生史』一卷，陸上自衛隊衛生學校•一九七一年•六○五－六○七頁。因為動員兵力的增加，能夠發現感染性病士兵數字也相對的減少）。
即使如此，當初為了防止強姦事件的發生以及防止性病蔓延而設置的「慰安所」，為何在沒有任何助益的情況下，仍持續增加呢？那是因為第三個動機。站在日本軍方的立場，最大的動機就是為了提供給將帥、士兵們「性方面的安慰」。站在將帥、士兵們的立場來看的話，既沒有正當理由的戰爭名分，亦看不見勝戰的跡象，如今只見陷入僵局的戰爭。再加上不如歐米軍隊般有明確的交代、及歸國時間的期限，甚至沒有休假制度。電影、運動等舒適設施也不十分地健全。（ＡＴＩＳ，"Ａｍｅｎｉｔｉｅｓｉｎｔｈｅ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ＡｒｍｅｄＦｏｒｃｅ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Ｒｅｐｏｒｔ，Ｎｏ．１２０，ｐ．２７，Ｕ．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ｒｃｈｉｖｅｓａｔＣｏｌｌｅｇｅＰａｒｋ．『資料集』五三二頁）。完全無視於軍隊內士兵的人權，僅一味地嚴格壓抑著。更無視於士兵們絕望的心情，單方面地以為防止他們自暴自棄，用酒與女人就可安撫士兵的情緒。但又不可太過度地放縱，所以才對「慰安所」採取必要的統制手段。
第四個動機－防止間諜，因為怕士兵在嫖妓的過程中，會洩漏軍機，所以必須設置一個可以管理、統治業者及婦女的「慰安所」。基於上述，尤其是第二、三、四個動機，促成日本軍方必須加強管理、統治「慰安所」。
- 徵募的方法
至於徵募的方法，無論是日本內地，或是殖民地的韓國、台灣，亦或是日本新占領地中國、東南亞、太平洋地區等，均不相同。
根據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三日內務省警保局長發出通牒中，有以下的敘述：禁止由日本內地，將未滿二十一歲的女孩因賣春目的而被送往國外。另外，要是滿二十一歲的女孩，當事人本身就是「賣淫婦」，且同意以賣春目的出國者，就不在此限（見內務省警保局長「關於處理前往支那婦女之事件」『資料集』一○三－一○四頁）。雖然也有未賣過春的婦女，卻因欠債，而被強行帶走，在當時當然是不被許可。可是這樣的命令實在無法落實在台灣、或是朝鮮。就這樣，日本內地和殖民地有著完全不同差別待遇的處理方法，婦女被強行帶走的事件大多發生在殖民地。
的確，在韓國無法證實曾有被警察像奴隸般帶走的案件。但是由軍方選定的業者，有的是因為欠債而強行帶走的案例（人口買賣）；有的則是以拐騙方式帶走的案例；有些是強行帶走的案例，在韓國類似這樣的口述記載，時有所聞。特別是被誘騙被帶走的案例最多（見台北市婦女救援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台灣地區慰安婦訪問調查個別分析報告書』依據一九九三年，在台灣地區所找到的慰安婦而做的調查，有四十四名其中有二十二名就是這種案例。另見韓國挺身隊問題對策協議會•挺身隊研究會『被強制帶走的韓國人軍慰安婦的證言』〔明石書店、一九九三年〕根據對朝鮮被徵募的慰安婦所做的調查，十七名中就有十二名屬於這種案例）。
另外，從美國戰時情報局的資料，可知道因為欠債而強行帶走（人口買賣）及以拐騙方式這兩種方式被帶走的案例，的的確確發生過。這項資料是從美軍在緬甸所保護的二十名韓籍慰安婦及二名日本人（業者夫婦）的口中得知。接受訪談者，大多不清楚自己就是「慰安婦」，看不見自己已身為軍方的奴隸，被騙的婦女以為被帶來的原因是債務，「因受軍方規則與欠『慰安所的樓主』債而受到拘役」（見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ＰｒｉｓｏｎｅｒｏｆＷａｒＩｎｔｅｒｒｏｇａｔｉｏｎＲｅｐｏｒｔ，Ｎｏ．４９，ｐｐ．１－２．『資料集』四四一－四四二頁）
同樣的例子，與靠近前線的「慰安所」不同，相較之下，漢口兵站司令部管轄下條件理應較好的「慰安所」中，就有從日本內地帶來的慰安婦的實際例子。漢口兵站司令部長澤健一軍醫大尉親身經歷，這些婦女對「慰安所」根本一無所知，因為被騙而被帶來此地，直到軍醫為她們作性病檢查時才得知「我們是知道所謂慰安所指的就是安慰士兵的一個地方，但是我們被帶到這兒來，被迫做這樣的事，倒是從頭到尾被矇在鼓裡。我想回家，請讓我回家好嗎？」
這些婦女邊哭邊向我請求（見長澤健一『漢口慰安婦』圖書出版社、一九八三年、一四七－一四九頁）。就因為如此，那天就無法對她們做檢查。翌日這些婦女再來時，眼睛腫得嚇人。長澤大尉寫下的記錄是「據說是被業者毆打，被迫才不得不再次來接受檢查的吧」。
這些婦女不僅被強迫賣身，連到漢口的旅費及雜費也都需自行負擔，成為負債累累的奴隸。檢查有無性病時，「她們的雙腳因緊張，而變得相當緊繃，且又不自覺的發抖害怕」。隔天成為士兵們的洩慾對象後，紛紛探出頭往慰安所洗淨場窗戶外，嘔吐不止，停止嘔吐後，「像是小孩般嘶烈哭鬧聲，此起彼落，不絕於耳。」長澤大尉認為可能是因為太多的士兵們的粗暴性交行為，刺激了婦女們的腹膜，而導致了嘔吐不止現象。這些婦女亳無辦法逃離這樣的現實環境，只好放棄、認命，除了適應這種悲慘的「慰安所」生活外，別無他法。
以上的案例，依當時刑法判處「第二二六條國外移送、誘拐罪」（「被誘拐且以強迫方式送往帝國以外之國家時，處二年以上有期徒刑；被誘拐且以賣春為目送往帝國以外國家時亦同」）的可能性極高，說不是強迫被帶走的，絕對不可能。
根據軍方的請求，總督府分配「慰安婦」計畫的案例，如下所述。首先，一九三八年十一月，第二十一軍參謀及陸軍省徵募課長的請求，內務省考慮必須分配到內地五個府縣，所以要求業者徵募約四○○名慰安婦。根據此時的記錄，在台灣方面，有如下的記錄：「業經台灣總督府，進行同地引渡約三百名慰安婦之事宜」（內務省警保局員「探訪有關出國至支那婦女事件」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四日、警察大學所藏）。就這樣台灣總督府由北至南以分配比率向各州進行徵募，先派各州警察選定業者，再由業者徵募慰安婦。
一九四一年七月因為對蘇聯發動大規模的戰爭，關東軍想徵募二萬名的慰安婦，就向朝鮮總督府徵調約一萬名的慰安婦，安置在蘇聯滿洲國境內。（見島田俊彥『關東軍』中公新書、一九六五年、一七六頁。千田夏光『從軍慰安婦』正篇、三一新書、一九七八年、一○三－一○四頁）。若這些都是事實的話，就不是剛才所言的計畫性分配，事實上是強行被徵募而來的。
在占領地，有發生日軍向當地有力人士提出請求而徵募的案例、也有軍方自行徵募的案例，不管是怎麼樣的場合，都會有「賣春婦」被當成是「慰安婦」的情形，也有的人是非「賣春婦」的婦女被當成是「慰安婦」的情況。
首先，先來看看軍方向當地有力人士提出請求徵募的案例，當地若是沒有賣春婦時，村長或是治安維持會長迫不得已只好犧牲當地貧窮家庭的年輕女孩。例如，一九四○年八月，派駐湖北省董市附近的村莊太立山砲兵第二連隊，決定要開設「慰安所」，所以向保長及治安維持會長請求徵募「慰安婦」。結果雖然徵募了二十多名的年輕女孩，擔任性病檢查的軍醫在八月十一日的日記中，有著這樣的記錄：
「被局部內診時，那個女人覺得丟臉，怎麼樣就是脫不下褲子。後來受到身旁的通譯員及治安維持會會長的怒斥時，好不容易脫了下來。她仰躺在床上接受觸診時，我一如往常地以手去碰觸她時，看到的竟是她的眼淚。……下一個女孩也是同樣的情況，快哭出來的樣子。難道每一位都是第一次體驗到這樣的事嗎？不管怎麼說檢查的目的就是檢查有無性病而已，會感到委屈大概是當然的事吧。當初或許是聽從保長及維持治安會長的勸告，希望為了全村的安寧，而哭哭啼啼來的吧。或許其中有些人是被引誘來這兒聽說可以存一大筆錢，而被徵募來的也說不定，卻沒想到戰爭失敗而落到如此悽慘的地步。我自己也不是很快樂為她們檢查。我不願意做這樣的工作，腦中滿滿地都是充滿著人性被蹂躪的畫面。」（見溝部一人編『獨山二』〔獨立山砲兵第二連隊之想法〕私家版、一九三八年、五八頁）
這種強行被帶走行為，全由村裡有力人士的主導實行，軍方只是提出請求而已，雖然日本軍方可以辯白和這件事無關，但實際上，軍方的「請求」其實就是「命令」。
接著，我們再來探討被軍方以暴力方式強行帶走的案例，依中國、菲律賓被害人的證言，大多數是被軍方以暴力方式強行帶走。印度尼西亞所發生的案例，像這樣的證言也不少。
依據中國被害者的證言，為求日本政府的謝罪及個人賠償，向東京地方法院提出告訴。以山西省盂縣李秀梅為主的五名山西省婦女，就被像獨立混成第四旅團那樣的日軍士兵團強行帶走，被監禁了數個月，期間不斷地遭受性強暴（參照一九九五年『第一次中國人「慰安婦」損害等賠償請求事件訴狀』）。
除了被害人的證言以外，在印度尼西亞亦曾發生過婦女被以暴力方式強行帶走的案例。例如在爪哇島薩馬蘭島就發生的荷蘭婦女被強行帶走的事件；又如離開薩馬蘭島前往佛羅倫斯島的荷蘭婦女或印度婦女也曾發生過相同事件（見一九九四年公布的荷蘭政府調查報告書，『戰爭責任研究』四號〔一九九四年六月〕五二－五三頁）；在摩阿島上被軍方強制性帶走的案例訴訟資料（見「極東（筆者註：指東亞、東南亞地區）國際軍事審判檢察文書」第五五九一號）、另薩巴隆瓦島當地的婦女也提出曾被強迫性帶走的證言（見禾晴道『海軍特別警察隊』太平出版社、一九七五年、一一六頁）、安邦島當地婦女也提出被強行帶走的控訴（見海軍經理學校補習學生第十期文集刊行委員會『滄溟』，由海軍經理學校補習學生第十期文集刊行委員會出版，一九八三年、三一二頁）。
- 「慰安婦」身處的情境
從戰前開始，直至一九五七年，在日本內地所謂的公娼制度實際上即為性奴隸制度。但是為了隱藏這樣的事實，內務省於一九○○年，訂定了「娼妓取締規則」，承認了娼妓具有「拒絕之自由」及「棄業之自由」。意即娼妓可依本身之自由意志從事賣春工作。又一九三三年，軍方又承認娼妓「外出之自由」。但在建立此法之前，娼妓是沒有居住自由的，當時的廢娼運動，將公娼制度視為「人口買賣與限制自由二大罪惡，實為奴隸制度」（見廓清會婦人矯風會聯合「廢止公娼制度請願書」、市ㄏ房枝編『日本婦人問題資料集成』一卷、ＤＯＭＥＳ出版、一九七八年、三七二頁）。話再說回來，身為一名「慰安婦」根本沒有「拒絕之自由」、「棄業之自由」、「外出之自由」。
軍方理應訂定如同娼妓取締規則般的軍法，卻反而設置了「慰安所」。想當然耳，「慰安婦」並無「棄業之自由」。
在「慰安所」裡，事實上所有的婦女都是性奴隸，並沒有如內地公娼制度所享有的自由，連人身自由都受到限到。兵站司令部插手進行改善「慰安婦」所受的待遇。就舉受惠的漢口「慰安所」的例子來說，依「慰安所」所長－長澤健一軍醫大尉的記錄：先因借錢而不得不以「賣春」來還錢，軍方認為這種契約的確違反了日本民法第九○條。（見前揭書『漢口「慰安所」』六四頁）。山田清吉漢口兵站司令部慰安辦事長有著以下的敘述「妓女現在不得不以自已的身體賺錢以償還先前所欠下的債務。即使是多麼不合理的事，我也不得有特別的考量」（見山田清吉『武漢兵站』圖書出版社、一九七八年一一○－一一一頁）。雖然這是違法的契約而使人身自由受到限制，但軍方卻不想打破這樣的禁忌。
在漢口大都市這種地方，兵站司令站管理的是條件、設備均較好的「慰安所」。但事實上，比起這種「慰安所」來，條件、設備極惡劣的地方卻是比比皆是。關於這點，山田辦事長明確地敘述以下的事實：「我在前線沙洋鎮所看到的「慰安所」，均為簡陋的小草屋，雖然相當粗糙，但南洋島嶼的設施更是糟糕」（同前揭書、一○四頁）。
雖然軍法中未承認「慰安婦」的「外出之自由」，但是可以確信的是，雖各個部隊對「慰安所」都有不同的管理方法，但每一部隊一定列有嚴格限制慰安婦外出這條規定。以下就列出各個部隊幾項規則，如下所述。
當然，在有許可令之下，慰安婦當然可以外出。但是，即使有這樣的許可制度，並非就擁有「外出之自由」。比如，在國內公娼制度下，一九三三年承認娼妓的外出自由時期，對於福岡縣的函詢「所轄警察署規定，業者不可以娼妓之口頭交代外出，就可答應其外出」。內務省作了以下的指示「關於限制自由外出一事，不僅違反改善之本意，也不適用省令第十二條之規定」（見福岡縣警察史編輯委員會編『福目縣警察史』昭和前篇、福岡縣警察本部、一九八○年、一八五頁』）
- 獨立攻城重砲兵第二大隊「屯駐常州之內務規定」之「第九章「慰安所」使用規定」：「營業者規定除在特許場所外，禁止一切外出行為」（一九三八年三月、中國江蘇省常州）（『資料集』二○八頁）。
- 獨立山砲兵第三連隊「有關森川部隊特種慰安業務之規定」：「關於慰安婦外出，須經連隊長之許可」（見一九三九年一一月，中國湖北店葛店、華容鎮）（收在獨立山砲兵第三連隊「自昭和十四年十一月一日至昭和十四年十一月三十日戰場日誌」、防衛廳防衛研究所圖書館所藏）
- 獨立步兵第一三旅團中山警備隊「軍人俱樂部利用規定」：「原則上不准許妓女之出花（外出事宜）」（見一九四四年五月，中國廣東省『中山縣』）（『資料集』二八七頁）。
- 比島軍政監部比薩亞分部伊樓伊樓市的「慰安所」出差所「慰安所（亞細亞會館，第一「慰安所」）規定交付之事宜」：「經營「慰安所」業者應嚴守下列事項……嚴重取締慰安婦外出」，若無比島軍政監部比薩亞分部伊樓伊樓市出差所所長之許可，嚴禁帶「慰安婦」外出」（一九四二年十一月，菲律賓，巴那伊島）（同前揭書，三二五－三二卜頁）。
還有在伊樓伊樓市的「慰安所」，「慰安婦」的外出時間被限制在早上八時至十時，散步區域僅限於一條街區內繞著公園的街道內側。
想當然耳，根本沒有「拒絕之自由」。若強力抵抗想必一定遭到軍人和業者的毒打。雖然大多數的士兵無法體諒這些「慰安婦」心裡的苦，但絕多數的士兵卻對她們的遭遇有著某種程度的理解。例如大戰期間派駐在中國東北琿春市的第七三三部隊工兵一等兵回想起來，有著以下的敘述。
「兵隊專用的Ｐ屋位在琿春市區的五棟房子裡。每間店大約有十個女人。『阿兵哥，要不要成為一個男人啊！』。朝鮮女人在街旁這麼地叫著士兵們。其中還混著相當稚嫩臉龐的女孩。為了安慰士兵寂寞的心來到此處是個很冠冕堂皇的理由，除此外有人是為了賺錢而上當，以致被帶到這麼遠的地方來。一旦發現不對勁時，為時已晚，已回不了家。這些女人的身體成為了士兵們洩欲的的工具。一至星期日，這些如脫韁野馬般的士兵幾乎都不讓這些女人有喘息的機會。這邊還沒有結束時，下一位士兵已迫不急待地猛敲門。三夾板隔間的小房間裡，只有一個破舊的梳粧台及一只大手提箱。這些就是她所有的財產。身上蓋著一條又硬又薄又髒的被子，身上有著一股解剖台上污穢血的味道。生理期也不准休息，因為她們是一群必須工作不得休息的婦女。」（見島本重三「軍慰安所」，記錄戰爭體驗會編『我們與戰爭』第二卷，ＴＩＭＥＳ股份有限公司，一九七七年，三二頁）
又派駐在武昌近郊的青山的士兵回想起來，有著以下的敘述。
「星期日的慰安所，永遠是門庭若市，永遠客滿。不到十名的慰安婦卻要滿足近八百名的男人，士兵在「慰安所」前排隊，當一部份士兵進入慰安所時，就敲著門喊著『喂，還沒好啊？』『你吵什麼吵啊？我現在正在舒服啦』。應該說是喜劇呢？還是人間悲劇呢？人類最大的恥辱就這麼公然地、赤裸裸地發生在這十間民宅中，令人哭笑不得的悲慘宿命。」（見松川文吉『回顧湖南－工兵的戰爭』私家版、一九七五年，三○－三一頁）
雖然不是每天都像這種門庭若市的情況，但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知道「慰安婦」是沒有自由去拒絕與這些排隊的士兵從事性行為的。雖說慰安婦是可以拒絕爛醉如泥的士兵，（見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Ｏｆｆｉｃｅｏｆｗａｒ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ＷａｒｆａｒｅＴｅａｍａｔｔａｃｈｅｄｔｏＵ．Ｓ． ＡｒｍｙＦｏｒｃｅｓＩｎｄｉａ－ＢｕｒｍａＴｈｅａｔｅｒ，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ＰｒｉｓｏｎｅｒｏｆＷａｒＩｎｔｅｒｒｏｇａｔｉｏｎＲｅｐｏｒｔ，Ｎｏ．４９（Ｏｃｔ．１，１９４４），ｐ．３，Ｕ．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ｒｃｈｉｖｅｓａｔＣｏｌｌｅｇｅＰａｒｋ．『資料集』四四五頁），但是以這樣的程度談得上是拒絕的自由嗎？慰安婦拒絕士兵的情況真的是少之又少，可以說沒有。
- 未成年的女孩被強行帶走、酷使
現在我們來探討來自朝鮮、台灣未成年少女被強行帶走的案例，日本「慰安婦」的大多年滿二十一歲以上，曾當過賣春婦。相較於此，朝鮮人及台灣人，都不是「賣春婦」，年齡不滿二十一歲的女孩超過半數，可由證言及資料得到證明。
根據台北市婦女救援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的調查，四十八名「慰安婦」中就有二十四名是未成年女孩（見前揭書『台灣地區慰安婦訪問調查個別分析報告書』）。閱讀外交部所藏的公文後，可以明白一九四○年從台灣被強行帶到廣東省欽縣的六名台灣婦女全部都在十八歲以下，最小的只有十四歲。（台灣總督府外交部長「承認無法取得出入中國證明書，關於慰安婦前往中國地區之處理」『資料集』一三四－一三七頁）。
至於朝鮮人的情況是，根據韓國挺身隊問題對策協議會•挺身隊研究會的口述記載，一九名慰安婦就有十六名是未滿二十一歲的。（參照前揭書『證言──被強行帶走的朝鮮軍慰安婦』）。另我們可從漢口兵站司令部慰安辦事長山田清吉的簡潔敘述中，證實當時的慰安婦多數都是未成年女孩這項事實。
「來自日本內地的妓女多數是娼婦、藝妓、酒家女，年齡分布是二十歲到二十七、八歲，相較於此，由〔朝鮮〕半島來的女孩多為身家清白、十八、九歲的年輕少女。」（見前揭書『武漢兵站』八六頁）這些少女多數都不是賣春婦，而且還是未成年。
- 與軍方之密切關係
證明慰安事件與軍方密切關係的資料實在是太多了，內容包含除指示「慰安所」的設置、選定業者以及下徵募慰安婦的指示、提供引渡、移動權宜方法之外，還提供場地、決定「慰安所」相關規則、費用、指定各個部隊使用時間、監督各個部隊的「慰安所」、把握住經理、將校的經營內容、讓軍醫為慰安婦做性病檢查等等。均與軍方有密切關係，換句話說一切有關慰安婦制度的創設、運用，不能說不是由軍方所主導、控制的。
二、於台灣施行之「慰安婦」制度
- 台灣「慰安所」的設置及徵召「慰安婦」一切相關事宜
一九三七年（昭和十七）年，日軍因南方Ａ作戰計畫的中止，而暫時屯駐在高雄，當時一名士兵在回憶錄中，提及當時當局緊急要求趕緊設置一個簡劣的「慰安所」，來自新竹、台中、台南、高雄各地的「妓女」多為「突然且半強制性地被徵調來」的「日本、朝鮮、台灣」的女性。
太平洋戰爭末期的一九四四（昭和十九）年，根據一位在高雄附近的野戰醫院執勤的日本軍衛生兵回憶說到，每週約有二○○名以上的「慰安婦」前來檢查性病，每一位「慰安婦」每天大約需要接客三十名士兵。這些「慰安婦」多為朝鮮國出身，但是也有中國人及台灣人。除此之外，也有將校專用的「慰安婦」約四十名至五十名左右。
中日八年抗戰時期，台灣徵調「慰安婦」是以總督府為中心，太平洋戰爭以後以台灣軍為中心。一九三九（昭和十四）年二月，海軍聯合陸軍商計占領海南島北部，此時，根據地隊機關長中佐先生向台灣總督府海軍武官中佐先生要求能夠徵調五十名「慰安婦」進出海南島。占領之後，台灣總督府海軍武官中佐先生致函予海軍「特要員Ａ約有二十名，Ｂ約三十名」，共計約五十名將被派往海南島。此後海軍開始使用「特要員」這個用語以代替「慰安婦」這個稱謂，函中所提到Ａ指的是準士官以上專用，Ｂ指的是士兵、工人專用。
一九四○（昭和十五）年，查到以下的記錄，總督府發出六名「慰安婦」被送往廣東省之出國許可。
- 徵調台灣「慰安婦」
日本軍方依照著南進政策與軍隊的擴展，設置「慰安所」。
有關台灣「慰安婦」的徵募，集中於一九四一（昭和十六）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受到徵募的台灣婦女被送往海南島、馬尼拉、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婆羅洲島等南方各島嶼。業者主要是受到軍方的指示而進行徵調工作，其中也有警察插手的實際例子。對於女性而言，是被「到了南方可以很輕鬆的賺錢、可以在南方島嶼醫院當護士的助手、可以在食堂當服務生」這些話誘騙來的，根本不知道自己是以「慰安婦」的身份去的。這些女性原本是良家婦女，在台灣根本不是從事賣春工作。
離開台灣，坐船被送到南方各島的女性們，即使知道了這份工作的真相，是從事賣春的「慰安婦」工作時，也沒有方法回台灣，只好勉強地在異地工作。
- 強迫原住民婦女成為「性奴隸」
原住民原本就受到歧視，常被叫做「蕃人」，受到統治者施以相當徹底的同化教育。雖然原住民有各種不同的部落，但在日本殖民地時代，統稱「高砂族」。原住民日語普及的程度遠高於台灣的漢民族。日本政府完全否定部落的語言及風俗，又日本政府當時統治台灣殖民地時，將原住民趕至中央山脈山谷一帶，太平洋戰爭開始時，為了確保日本軍隊的駐守地，強制性要求原住民離開其居住地區。
管理原住民最大的特徵就是由警察來主導，各地方的派出所負起監視原住民的工作。在各個部落內也有幫助警察的原住民，所有原住民的一舉一動皆在警察的控制中。
一九四○（昭和十五）年以後，徵調原住民組成高砂義勇軍，被日方強迫性地上戰場。
留下來的是老弱婦孺，失去了主要勞動者男人，要過自給自足的農家生活實在是很苦。管轄區內的警察對這些生活貧困的年輕婦女喊話，以「幫助日軍做雜事賺取一點家用」的謊言，誘拐她們來做事。警察的話雖說是強制性地要她們幫忙，但是聽到這些話的原住民婦女確實為了改善貧窮的生活，可以賺取一點生活費而感到高興。
在部隊中，從早到晚有忙不完的事情，好不容易忙完後，晚上還不能休息還得等著被士兵關起來強姦。這些婦女不同於日本軍方組織「慰安所」下的「慰安婦」，但卻是在日本軍部隊中被容許的強姦集團。考量到軍方與警察密切關係時，可以想見的是將婦女送往部隊的警察，用意不僅要婦女幫忙所有雜事，且同時成為士兵的洩慾對象。
這樣的事件不僅發生在其中一個部落、其中一個部隊而已，同樣的事實常在不同的部落中、不同的部隊中發現受害者，一想到駐守台灣的全體日本軍，不僅拘禁原住民婦女並容許其士兵可以強姦婦女的同時，我們不禁要問，這和設置「慰安所」的軍方有什麼不同？何嘗不需為此類事件負責呢？
婦女同胞們根本不曉得自己身處的狀況，就這樣被士兵囚禁起來，不停地遭受強暴。這不就是所謂的「性奴隸」嗎？而且士兵根本沒有徹底按規定戴上保險套，以致造成多數婦女懷孕。強暴時且多施以暴行，致使婦女無法從傷痛中走出來。
殖民地的婦女和殖民地的居民雖然受到統治者社會、文化上的差別待遇，但原住民的婦女更是受到民族性的差別待遇。日本士兵是如此思考的：做什麼都沒有關係，不把人當人看也沒有關係。其實這就是日本軍人，甚至是當時日本政府的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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