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民進黨中國政策研討會

1997中國社會情勢報告(摘要)

 

民進黨中國事務部


一、改革開放後之國家與社會

 十多年的改革開放已使中國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發生了難以逆轉的根 本性變化。其中在國家政權與社會關係方面的變化尤其明顯。可從兩個方面來觀察:一是國家(中央)對地方控制能力的減弱;二是社會自主意識的增強。

 一)中國中央對地方的控制能力減弱

 八0年代以來的「分灶吃飯」財政體制,使得各級部門對其行政區域內的企業,因為獲得來自中央的行政性和經濟性分權,從而也等於擁有資產所有權,亦即隨著中央下放行政權和財政權,形成了部門和地方所有制的局面,眾多的權力和利益主體產生,他們各自追求符合本位主義需要的局部權力和利益,對中央政策的「彈性」處理於是不可避免,中央的政令往往有不出都門的現象。

 在放權讓利、以及拉攏地方包圍中央保守勢力的政治邏輯的制約下,地方逐漸握有行政權及財政自主權,隨著條塊部門單位成為權力和利益主體,條塊分割程度獲得深化,不僅連省、省與市、省與自治區之間相互封鎖,甚至連省、自治區和直轄市內的市縣也劃地為牢,搞自己的一塊財政收入,形成了相當嚴重的行政與財政區隔的壁壘。國家達不到希望干預的調控範圍,國家實質能力減弱,形成弱中央(國家)強地方的現象。

 二)社會自主意識增強
 社會自主意識增強是伴隨著國家政權的控制能力的削弱和經濟自由化發展而產生的必然現象。其最明顯的表現,是社會各階層開始獨立地提出各自不同的政經要求,而這是組織分化和階級分化的伴隨現象。
  1. 階級分化
    由於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多種所有制形式、多種經濟成份、多種經營方式並存的新格局已經確立,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已成為不容忽視的經濟力量。據估計,非國有化經濟活動所占比重已接近百分之五十。改革後原有的階級階層產生分化,並出現了與私有制相聯繫、獨立於工農階級的個體勞動者、私營企業者階層。

  2. 組織分化
    改革開放政策以來,市場力量對以單位組織為基礎的社會結構造成了以下的衝擊。
    • 政府組織的分化:從縱向上看表現為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以「分灶吃飯」為特徵的分權;從橫向上看則表現為政府組織內具有經濟管理職能的部門與純行政部門的分離。這種變化強化了地方利益和部門利益。
    • 企業組織的分化:在中國當局允許和鼓勵多種經營方式並存的政策下,企業構成單位由原來的以國營企業為主、集體企業為輔,轉變成多種所有制形式並存的格局,其中包含了私營企業、鄉鎮集體企業、中外合資企業和外商獨資企業。其次,在市場機制的運作下,各種金融企業、文化企業、農工商聯合企業和企業管理事業單位等新類型的企業也紛紛出現。
    • 中介組織的興起:在當前計劃與市場混合的政治經濟體制下,中介組織(社會團體)是國家管理控制他們不同經濟部門的機制,而社會團體也有意與其主管部門維持密切關係,爭取更多的支持。從而,地區幹部常常成為非國家領域的民間部門(社會團體、宗教、階層…)利益的守護者。
 通過以上論述,可知中國國家與社會(單位組織、新興社會團體、階級階層)的關係已日趨多樣化、複雜化,改革開放所帶來的私有化與市場化的發展喚醒了社會不同階層的自我意識,促進了社會利益的多元化趨勢。如果國家政權不針對這種自我意識的發展做出相應的調整,社會與國家的正面衝突將不可避免。

二、當前中國社會形勢

 一)民眾對改革開放以來社會形勢的看法
 最近一項調查中可以看出,民眾傾向於認定從事非國有經濟活動的人(如私人企業家及個體戶)、及在社會行政等級序列中佔有一定地位或握有一定權力的人(機關幹部),是改革的最大受益者,而農民和工人則是改革中受益最少的人。以下簡述工人農民和機關幹部對於社會形勢的看法--
  1. 工人:工人認為社會主要問題是物價上漲過快,並且不認為「社會基本 穩定」,而據調查工人是所有階層中生活水平增長最慢的,工人強烈要求 政府要「控制物價上漲」並「嚴懲腐敗」。
  2. 農民:農民和工人一樣,認為社會主要問題是社會不穩定和「物價上漲 過快」並且對「農業不穩定」的狀況高度憂慮。農民、個體戶和私營企 業家是最關心「社會穩定」的階層。農民對政府的期望是「穩定農民 收入」、「嚴厲打擊刑事犯罪」。
  3. 機關幹部:認為社會形勢「基本穩定」,普遍認為「國有企業效率提高 慢」,和專技人員一樣,要求政府「嚴懲腐敗」。
 二)當前中國民族地區社會形勢
 1984年中國頒布了民族區域自治法,1993年並做了修改,保障了各少數民族自治的權力。目前中國共有56個少數民族,幹部總數約為230萬人。當前少數民族地區的主要問題有:
  1. 東西部發展差距拉大。
  2. 市場競爭導致民族關係緊張。
  3. 走私、販毒等不法行為猖獗,影響民族地區社會安定。
  4. 跨國拐賣婦女成為重要的社會問題之一。
 其中「東西部發展差距拉大」至為重要。但近年問題已稍緩和,已有37個縣市農民人均收入超過1200元,內蒙古烏珠穆沁旗農牧民人均收入高達2526元。因此總的說來,雖然市場經濟的發展和經濟改革的深化會激化地區間、民族間之矛盾,但基本上不會影響民族關係和諧與社會形勢基本穩定的大局。

 三)當前中國人口問題
  1. 自1994年年底開始,中國人口已超過12億。目前中國人口計劃問題有--
    • 出生嬰兒性別比居高不下(如1994年上半年浙江為116.2),且二孩出生性別比 明顯不正常(如山西為124,其原因為女嬰漏報、與人工流產)。
    • 計劃生育基礎工作難以落實,幹部消極因應。部份原因是人口流動量大,難以掌握。
    • 計劃生育統計數字不實,漏報率在20%以上。
    • 計劃生育經費不足。
  2. 近年來中國生育率有顯著下降,如上海已呈現負成長,而江蘇、浙江、山東、吉 林、遼寧、北京、天津生育率也降到較低水平,約6.5%。在生育率下降過程中﹐人口問題有--
    • 少年兒童人口比重下降,老年人口比重上升,影響經濟發展。
    • 人口老化問題日趨嚴重。
    • 勞動隊伍老齡化對勞動力資源帶來消極影響。

三、結論

 儘管中國國家政權與社會的關係在經濟改革後已經發生了劇烈變化,但由於受到鄧小平「政治反右,經濟反左」的改革總戰略的制約,控制著國家機器的中共仍以自己是社會共同利益的最終代表自居,以致未能建立起制度化的由下而上的利益表達管道,中國各階層與利益群體因而很難獲得結構性的安置與定位,只能在現有的政治制度格局內追求自身的利益,這為社會的和諧與穩定投下了變數。

 可以確定的是中國已出現相對於國家而具有一定自主性的階層與自願性人群組合,並在一定程度上與地方政府結合,因此和國家討價還價的空間已逐漸加大。但由於私有財產制度從未真正確立起來,而私有化的發展也十分有限,再加上改革是在國家的掌控中進行的,因此目前國家尚有能力進行社會價值的權威性分配。亦即中央尚能以合法手段維持社會的基本穩定,其能力強弱取決於如何在改革開放過程中消弭無序、無規範的混亂狀態,深化改革。

 目前中國雖有人民收入差距拉大、東西發展不均衡等問題,但基本上並不會削減人民與政府對改革開放的信心,而這些消極因素雖讓人民對政府產生不滿與要求,但人民基本上是肯定改革開放,肯定中國有計劃的主導改革開放的決心與貢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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