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近兩年來，亞太局勢發生了兩次戲劇性的轉變，不但造成美國霸權在亞太地區的深入擴張，同時也凸顯台灣在亞太地區的特殊地位。衡諸新興形勢，為了確保安全與發展，台灣必須從更深廣的亞太和國際觀點，才能針對陷於僵持的兩岸關係，提出有效的國家總體戰略。
兩年兩變的亞洲：從台海危機到金融風暴兩次變局﹐都凸顯出亞洲和歐洲的巨大差異：第一次變局﹐是從九六年台灣總統大選和台海飛彈危機﹐到九七年美中高峰會談﹐凸顯出相對於歐洲冷戰的終結﹐東亞冷戰至今仍未結束。第二次變局﹐是從九七年綿延至今的亞洲金融風暴﹐凸顯出相對於歐體經濟的自主化﹐亞太經濟至今仍受美國主導。
兩次變局中﹐台灣的角色也不斷更迭：在第一次變局中﹐台灣成為美中衝突的焦點﹐促使美軍公開介入台海﹐並導致美日新安保體系和美中戰略夥伴關係的出現。民主台灣和專制中國形成強烈對比﹐但不管是中國動武或台獨運動﹐都受到國際社會的更大限制。在第二次變局中﹐台灣成為金融風暴的例外﹐促使台灣經濟籌碼陡升﹐並使台灣首度有機會在亞太經濟重建的過程中﹐扮演更積極主動的角色。台灣在亞太地區的經濟大國地位﹐因而得到進一步強化。
變局中的台灣面貌：民主台灣、政治小國、經濟大國兩年來的兩次變局，台灣呈現並轉換著三種國家面貌：一、民主台灣，廣受國際社會的肯定。二、政治小國，廣受強權政治的壓抑。 三、經濟大國，廣受亞洲國家的欽羨。 在第一次變局中﹐台灣以新興民主和政治小國的面貌出現。民主台灣固然廣受舉世肯定﹐但中國不惜訴諸武力﹐卻也導致國際強權政治的抬頭﹐因而使政治小國台灣的主權地位遭到壓抑﹐台灣與中國處於不對等的國際政治地位。 在第二次變局中，台灣則以經濟大國的面貌出現。面對殘破待援的亞洲經濟台灣與中國同時倖免於難﹐但相對於中國國內經濟困擾仍多﹐台灣顯然擁有更多援外籌碼﹐因而使台灣更能在以經貿為主軸的世界新秩序中有所作為。 思索台灣前途﹐擬定台灣的總體戰略﹐首先就要掌握台灣同時並存的三種國家特徵﹐試圖在民主台灣、政治小國、經濟大國的三種國家面貌之間﹐尋求有利於台灣發展的國家圖像和國際空間。 思考兩岸互動﹐決不能只就兩岸談兩岸﹐必須同時掌握台灣在國際體系中的三種國家面貌﹐才能進退有據﹐充分發揮台灣的潛在優勢。
兩岸僵局的根源：民族主義、大國霸權九六年台海瀕臨戰爭邊緣﹐何以至此？中國老將責任推到台灣﹐認為台灣挑釁在先﹐是李登輝總統道出「台灣人的悲哀」和出訪美國所致。台灣人的悲哀偏離了中國民族主義﹐出訪美國則觸犯了中國霸權﹐二者都是中國的政治禁區。顯然﹐造成台海危機的責任不在台灣﹐而在中國的昧於現實。中國不但不了解台灣人民的歷史悲願﹐完全以閉關自守的民族主義扭曲台灣民主﹐同時也無視於台灣從未接受中共統治的現實﹐完全以無理蠻橫的大國霸權欺壓台灣人民。 閉關自守的民族主義﹐自以為是的大國霸權﹐才是兩岸僵局的根源。 只要中國無法面對歷史現實﹐只要中國無法改變政治教條﹐台海危機幾乎無可避免。民族至上和霸權心態﹐只會使中國更加自我中心﹐從而抹煞了台灣的客觀現實和主觀感受。面對中國強權的無理欺凌﹐小國台灣絕不可能坐以待斃。 自我中心和以大欺小﹐只會使台灣與中國一再走向衝突和僵局。
轉捩點：中國的靈活攻勢v.s台灣的凌亂守勢民族至上和霸權心態﹐造成九六年的台海危機。然而﹐中國武嚇不但造成台灣意識的高漲﹐同時也導致美國的強力介入﹐民主勝利和美國干預﹐迫使中國不得不重新評估對台戰略。尤其在九七年柯江會談後﹐台海僵局的遲未改善﹐已經引起美日等國的重視﹐國際促談壓力因此接踵而至﹐要求台灣和中國有所因應。面對國際促談壓力﹐中國迅即提出「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儘早就結束兩岸敵對狀態展開談判」﹐並對「一個中國」給予內外有別的解釋：對外儘管堅稱「一個中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但對台則表示「一個中國」的內涵可經雙方協商決定﹐「一個中國」並非「現在式」﹐而是「現在進行式」乃至「未來式」。後來並針對台灣的排拒政治談判﹐修正提出「可先就政治談判展開預備性磋商」。 由於各國多半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並認可「一個中國」主張﹐但對台灣政治發展不夠熟悉﹐因此往往認為北京已經有所讓步﹐台灣理應有所回應。中國緊抓住「一個中國」前提﹐拋放和平氣球的談判策略﹐顯然已經收到效果。 反觀執政的國民黨﹐面對中國集中火力的促談攻勢﹐回應則顯得消極凌亂。 起初﹐國民黨政府提出「從哪裡中斷﹐從哪裡恢復」﹐認為兩岸重啟談判應從辜汪會談和事務性議題開始﹐但對亟於防止兩岸重啟戰端的美日來說﹐這種回應方式顯然過於低調和流於瑣碎。繼而﹐國民黨政府一度拋出「簽署和平協定」的政治氣球﹐卻又因為慮及可能的後遺症（例如協定難有效力、造成軍售困難等）而嘎然中止。後來﹐又轉到「不預設任何前提﹐則可談判任何議題」﹐但又顯得過於空洞﹐欠缺談判焦點﹐只是為了拖延而信口說說。 國民黨政府在談判攻防的消極凌亂﹐並非毫無計畫所致﹐而是刻意造成。基本上﹐這反映出國民黨政府的基本態度：一方面缺乏談判自信﹐認為能免則免；另一方面認為時間對台灣有利﹐寧可靜觀待變﹐等候更好的時機和議題。因此能拖則拖﹐能不談就不談﹐一旦非談不可則儘量慢談﹐除非結論完全符合台灣利益﹐否則寧可一事無成。
消極待變的危險：國際誤解、折損自信、流失籌碼問題是﹐即使國民黨政府有關中國前景的悲觀估計正確﹐這種消極待變的守勢策略﹐仍將為台灣帶來三種危險：一、台灣陷於被動﹐可能使台灣被認為敷衍推拖﹐並無誠意緩和兩岸緊張。 二、台灣陷於接招﹐欠缺主動出擊﹐長久將會折損人民對國家前途的信心。 三、台灣陷於消極﹐忽略經營優勢﹐長久將無法運用創造兩岸互動的籌碼。 不管是國際誤解、折損自信、流失籌碼﹐都不應是小國台灣的戰略選擇。
台灣優勢：民主、民智、民富顯然﹐儘管台灣經由九六年台海危機的焠鍊﹐認知到民主足以凝聚人民力量的寶貴價值﹐但並未進一步發展台灣優勢﹐從而改採積極主動﹐擴大經營台灣的籌碼。反之﹐國民黨政府竟在民氣初次彰顯之後﹐隨即恢復消極保守之勢﹐未能適時凝聚民氣﹐引導民力到國家總體戰略的經營。台灣的最大資產﹐就是台灣人民。展現在人民的優越素質﹐同時包括民主、民智、民富﹐三者共同構成了台灣優勢。台灣身為小國﹐儘管遭到國際強權政治的壓抑﹐但台灣同為新興民主和經濟大國﹐卻擁有不受強權支配的優越人民。 歷經十年的民主洗禮﹐台灣人民已經深刻認知﹐人民才是台灣的主人﹐台灣前途只有透過民主才能決定。民主不但團結了台灣人民的意志﹐同時也確保了台灣前途的自主。 民智與民富﹐則是台灣身為經濟大國的優勢。尤其在廿一世紀﹐人類文明已從武力文明、財力文明、進化到腦力文明﹐高科技革命和全球網路﹐已使國界逐漸模糊﹐取而代之﹐則是以經貿為主軸的世界新秩序。在世界新秩序中﹐民智就是國力﹐民富則是國力的表現。 透過民主﹐台灣得以確保政治團結和政治自主。透過民智和民富﹐台灣得以確保並擴大經貿優勢。台灣既然身為民主國家和經濟大國﹐就不應陷於消極被動﹐而應主動運用民主、民智、民富三項優勢﹐才能在兩岸互動中居於不敗之地。
台灣優勢符合世界新秩序主流民主、民智、民富﹐不但是台灣優勢﹐同時也是世界新秩序的主要質素。逐漸崛起的世界新秩序﹐凸顯出三項特徵﹐都符合台灣的三項優勢：一、全球互相依賴的經濟利益﹐成為國際秩序的共同基礎。 台灣身為經濟大國﹐將可扮演更積極的經濟合作角色。 二、民主成為世界主流﹐應尊重人民經由民主程序的選擇。 台灣身為民主國家﹐將可獲得各國更廣泛的認同支持。 三、解決國際爭端應透過和平協商﹐不允許片面訴諸戰爭。 台灣身為政治小國﹐可降低中國片面動武的軍事威脅。 即將到來的廿一世紀﹐民族主義和國家主權已經不再高居首位﹐世界新秩序的新價值體系，包括經濟互賴、民主選擇、和平規範﹐都有利於維持國際現狀﹐任何以捍衛主權為名的片面動武﹐勢將違反國際新規範﹐將為世界所不容。 中國在九六年的對台武嚇，十日內即引起美日歐各國的陸續譴責，正顯示各國訴諸集體力量共同制止戰爭的新秩序規範﹐已經成為國際現實。為了維護世界新秩序﹐各國不能允許中國不顧國際現狀﹐訴諸武力介入民主台灣的選舉﹐各國也不能縱容中國在公海海域訴諸武力，破壞全球貿易體系的正常運行。 顯然﹐中國對台灣所堅持的僵固主權觀﹐與世界新秩序的緊張分歧正在日益浮現，這不僅將造成台灣的安全困擾，同時也將造成東亞和平的嚴重威脅。但在世界新秩序的規範下﹐只要台灣堅持維持現狀和民主程序﹐中國勢將事與願違﹐決不可能強迫台灣接受中國的片面決定。 正是在世界新秩序的潮流下﹐我們堅信﹐身為經濟大國的民主台灣﹐面對兩岸互動絕無消極被動的道理。台灣的民主、民智、民富等優勢﹐理應在兩岸互動之中得到充分發揮。畢竟﹐面對中國的崛起和執拗，國際社會並未把中國孤絕在外，而是以「交往重於圍堵」為基調﹐以爭取中國成為世界新秩序的支持者為優先原則﹐鼓勵中國在促進經貿與和平的過程中提供更多合作。
新太平洋共同體的構想為了確保世界新秩序的穩定發展，美國作為國際防務合作的主力，仍將繼續扮演主導角色。針對東亞新秩序的建構，美國總統柯林頓早在九三年七月的亞洲之行中，提出「新太平洋共同體」的構想，在三方面提出基本戰略：在經濟上，美國將加強與日本的新伙伴關係，解決日美貿易不平衡問題，並以APEC為基礎搭建更自由開放的亞太經濟體系。在政治上，美國將推廣民主和人權價值，由此保障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穩定。在安全上，美國將重申繼續對亞太地區承擔軍事義務，積極促進亞太地區多邊安全對話體系的形成。針對美國的「新太平洋共同體」構想﹐日本亦於九五年初提出回應﹐重申「日美伙伴關係將由政治與安全保障、全球合作、經濟關係三大支柱構成」。隨後在中國對台武嚇後﹐又於九六年四月﹐共同發表美日新安保宣言﹐針對中國的片面動武﹐強硬表示美日兩國不會對「周邊有事」袖手旁觀。 可預見的是，美日新安保體制必將成為新太平洋共同體的核心。展望未來，美日兩國不僅將全力促使中國融入並接受世界新秩序的價值規範，同時也將在新太平洋共同體瀕臨危機之際，承擔維持穩定與和平的國際責任。
兩岸關係正常化：從敵對僵持到和平共榮身為經濟大國的民主台灣﹐應樂於接受並推動世界新秩序的價值規範，並期許自己在新太平洋共同體的搭建過程中提供更多貢獻。針對兩岸僵局﹐台灣應以促使台灣與中國同時融入世界新秩序為目標﹐扮演更積極主動的角色。不過﹐世界新秩序能否得到中國的配合支持﹐仍然有待中國的善意回應。如果後鄧時代的中國﹐繼續訴諸「可以說不」的民族主義﹐繼續對台實施片面武嚇騷擾﹐繼續對全球民主潮流一再置若罔聞﹐繼續對區域安全與合作時常言行不一﹐中國與世界之間的矛盾衝突﹐勢將只會繼續升高。 我們以為﹐只要兩岸共同接受世界新秩序的規範﹐台灣與中國其實享有頗大的共同利益。兩岸究竟是敵是友﹐其實只在一念之間﹐關鍵在於中國能否產生新的政治思惟。 兩岸關係正常化﹐應從敵對僵持走向和平共榮﹐目標有二： 一、共同確保台海和平﹐維持區域穩定。 二、擴大共同經濟利益﹐創造亞洲共榮。 即使是曾經交戰的國家﹐如法國和德國、以色列和阿拉伯國家﹐都可能化敵為友。但和平並非主觀空想而來﹐和平需要主動創造條件﹐需要誠意務實的長期經營﹐才能期有所成。 我們堅信﹐政治對抗不能創造台海和平﹐閉關自守不能保障台海安全。創造和平需要主動接觸﹐需要深化交流。其中﹐擴大共同經濟利益﹐共同開展經濟合作﹐承認兩岸為對等的經濟實體﹐將是兩岸關係正常化的最佳起點。
關係正常化的起點：共同參與亞洲重建就此而言﹐九七年起綿延至今的亞洲金融風暴﹐正為兩岸關係正常化提供了 前所未有的切入點。在整個金融風暴中﹐台灣與中國同時倖免於難﹐繼續維持了較好的經濟發展局面﹐也為兩岸共同參與亞洲的經濟重建﹐提供了正面條件。以外匯存底來說﹐台灣（八三一億）、香港（九六五億）、中國（一三九九億）均為世界前列﹐而在經濟互賴的世界新秩序中﹐唯有發揮人溺己溺的精神﹐才能確保更大的共同利益。 因此﹐我們提議可在APEC或IMF下﹐先由美日中台民間共同發起籌設「亞洲開發基金」﹐建立亞洲共存共榮的穩定合作機制。台灣與中國同為亞洲成員﹐對於亞洲的經濟重建都具有共同利益。台灣應把握此一時機貢獻所長﹐除了資金援助之外﹐亦可提供台灣特別成功的中小企業經驗﹐協助亞洲的復興重建。
中國霸權陰影：封殺台灣經援﹐台灣應予還擊遺憾的是﹐面對台灣積極參與亞洲經濟重建的態勢﹐中國仍然堅持僵固的主權教條﹐又把台灣的經援亞洲視為別有用心﹐竟而試圖極力封殺。自九八年初以來﹐我國政府代表即以低調的度假方式﹐分別前往新加坡、菲律賓、印尼等國家造訪﹐隨後並有企業訪問團前往東南亞﹐密切與各國商討如何協助亞洲的經濟重建。中國面對台灣的善意出訪﹐竟然口出惡言﹐指責台灣蓄意破壞中國的東南亞邦交﹐並恐嚇東南亞各國不得接受台灣政府經援。這種杯弓蛇影的大國霸權心態﹐不但完全無理失當﹐而且毫無國際責任可言。 我們以為﹐如果中國連台灣參與亞洲經濟重建都要杯葛﹐連台灣身為經濟實體都要否認﹐則已顯示中國的對台策略已經全然政經不分﹐已經全然訴諸泛政治化的強權邏輯。一旦如此﹐台灣也絕無重啟兩岸談判的道理。 畢竟﹐承認兩岸為對等經濟實體﹐可說是目前兩岸互動的起碼前提。如果連這個最低前提也要否認﹐進而封殺台灣參與亞洲經濟重建、救人自救的努力﹐顯然已是逼人太甚。面對中國蠻橫無理的經濟封殺﹐以經濟為命脈的台灣﹐只能以拒絕重啟兩岸會談表示強烈抗議。
由外而內：從亞洲重建、WTO到兩岸關係正常化在抗議之餘﹐台灣仍應重申﹐台灣仍願以既有優勢﹐在世界新秩序的規範下開展各種國際合作。兩岸關係畢竟只是台灣參與世界新秩序的環節之一﹐決不可能是優先前提﹐更不可能是全部。如果身為政治大國的中國﹐竟然如此霸道無理﹐繼續封殺台灣參與亞洲經濟重建的努力﹐台灣身為政治小國﹐也將別無選擇﹐只能以維持現狀和確保自主為行動依歸。中國對台灣參與亞洲重建的全面封殺﹐已經使兩岸僵局雪上加霜﹐甚至已經走上回頭路﹐使化解兩岸僵局更加困難。如前所述﹐只要兩岸共同接受世界新秩序的規範﹐台灣與中國其實享有頗大的共同利益。兩岸究竟是敵是友﹐只在一念之間﹐關鍵在於中國能否產生新的政治思惟。 只要中國能夠有所轉圜﹐願與台灣、美日等國共同參與亞洲經濟重建﹐兩岸互動的惡性循環﹐就有可能轉為良性循環。我們堅信﹐兩岸關係正常化﹐只能透過由外而內、從經濟到政治的漸進邏輯﹐從共同參與亞洲經濟重建為起點﹐進而發展到共同參與WTO﹐等到兩岸都習慣接受世界新秩序的基本規範後﹐兩岸的經貿關係正常化﹐乃至政治關係正常化﹐才有突破性發展的可能。 就此而言﹐歐洲各國在戰後五十年化敵為友的重大歷史工程﹐實應成為兩岸的最好借鑑。德法兩國數百年的血海深仇﹐竟可經由「煤鋼聯盟」到「歐洲共同體」的經濟合作過程中﹐逐步煙消雲散。綜觀人類歷史﹐歐洲經驗可說是前所未有﹐所以成為可能﹐無非是以經濟互賴為基礎的世界新秩序﹐已在歐洲全然成形﹐因此提供了德法開展大和解的歷史條件。
敵乎？友乎？--對中國的忠告亞洲冷戰雖然還未結束﹐但亞洲各國的經濟互賴﹐已經突飛猛進﹐世界新秩序的三大支柱：經濟互賴、和平規範、民主價值﹐至少已有經濟互賴正在實現。面對亞洲逐漸崛起的新興形勢﹐台灣身為政治小國﹐自應以擴大參與國際經濟合作﹐作為發揮台灣優勢的國家戰略選擇。就此而言﹐九七年起的亞洲金融風暴﹐正為兩岸共同以經濟實體的身分﹐共同參與國際經濟合作﹐共同促成「亞洲金融共同體」﹐提供了化敵為友的歷史契機。中國究竟如何選擇﹐將決定兩岸互動和兩岸關係正常化的前程。 身為台灣人民﹐我們並不樂見中國的自我設限﹐進而造成兩岸交惡的悲劇。 一個實事求是的中國，必須誠心面對歷史現實﹐唯有如此，中國才能得到台灣的善意互動。也唯有堅持不卑不亢的態度，毅然走向世界新秩序，中國才能為亞洲以及全世界做出偉大的貢獻。 台灣在時空上居於古今、東西、大陸與海洋的臨界，稱之為世界驛島不為過。如果二十一世紀是亞洲太平洋的世紀，而中國問題又是世界禍福的關鍵，則台灣應可在兩岸關係上、以及為亞洲乃至全世界扮演更積極的角色--台灣比世界了解中國，比中國了解世界，如果台灣可以發揮優勢﹐積極扮演世界新秩序的前哨﹐台灣將可成為中國與世界的重要橋樑。如果歷史有幸﹐台灣可協助世界進入中國﹐也可協助中國進入世界。 中日戰爭前夕﹐中國曾向日本提出「敵乎？友乎？」的最後呼籲﹐但日本軍國主義一意孤行﹐終於造成日本亡國的厄運。
如今在台海危機之後和亞洲金融風暴之中﹐我們也要向中國提出類似忠告：台灣與中國﹐究竟是敵是友﹐只在一念之間。假如中國選擇與台灣為敵﹐即使中國最後以戰爭慘勝台灣﹐久經民主洗禮的台灣人民﹐自由靈魂決不能屈。中國所獲將和英國的北愛爾蘭一樣﹐台灣人民將會前仆後繼﹐長期挑戰外來政權﹐直到中國統治崩潰為止。 我們不願見到這種同歸於盡的歷史悲劇。
避戰解危﹐台灣願在對等互惠的前提下﹐與中國化敵為友：台灣願與中國共同營造兩岸和平的條件﹐為亞洲與世界和平有所貢獻。台灣願與中國共同參與國際經濟合作﹐逐步促成兩岸各項關係正常化。 其中﹐亞洲金融風暴﹐正向台灣與中國提出化敵為友的歷史契機。兩岸究竟是敵是友的歷史抉擇﹐正有待兩岸做出明智的決定。
附錄：創造「金融共同體」──重建亞洲經濟 帶動兩岸和平人類的戰爭原來用具體的砲彈，改用有形的銀彈，而今又改用虛擬的銀彈，以指功掌風打過去，可以成為暴風，暴風所過，沒有樹倒、沒有屋塌，只見國破家亡人散！為今之計，西進不如凌空上進，三通不如一通百通！
序.三年風水轉近十年來世界局勢演變，其迅速激烈幾乎是戰後五十年所僅見，踓然沒有看到戰火硝煙彌漫，卻比戰火下的改變猶有過之。九○年代蘇聯的解體導引了世界局勢為之翻轉，冷戰時期以美、蘇為首兩極對立的情勢一旦解凍結束，這個世界呈現多元均衡的局面，形成後冷戰時期的第一度世界新秩序。美國「聯中制蘇」的戰略雖然已告終結，但「聯中制日」的戰略卻極有可能代之而起，因為當時日本對美國享有鉅額的貿易逆差，美國境內充滿難以平抑的反日情緒。甚至美國的環球戰略也有可能走向「聯亞平歐」，聯合亞洲以抗衡歐洲共同體此一新興勢力。然而就在上述混沌未明的世局中，從中國在新疆舉行的核子試爆開始，之後一連串的大、小軍事演習，尤其1995年爆發的台海危機，更將「聯中制日」、「聯亞平歐」的佈局一夕之間打破，中國一時之間把自己推成為第二個蘇聯的角色，提醒西方集團，中國正是蘇聯解體後的新起對手。中國在台海的飛彈恫嚇，讓長久以來已為世人所淡忘的台灣，霎時成為世界的焦點，台灣人民直選總統贏得舉世的同情、支持與肯定，相對地「中國威脅論」的聲浪達到最高點。第二度世界新秩序就在世界包圍中國的局面中急遽形成。首先美、日兩國的國防部長在珍珠港的會議發表宣言，表明中國為兩國的共同敵人，美、日之間將強化軍事合作關係，日本方面甚至非正式傳出將編列五百億美金的國防預算以對抗中共。接下來英國也趕在九七大限之前與菲律賓簽訂軍事同盟，種種情勢對當時中國而言可謂極度不利，整個世界秩序從自由世界包圍蘇聯，歷經約略三年的多元均衡局面，到1995年台海危機之後形成世界包圍中國的形態。然而中共卻在同時顯現了相當靈活、彈性的決策能力，自海峽危機到九七年九月的柯江會談，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領導層傾巢而出經營國際關係，在短短一年多的時間中，把世界包圍中國的情勢扭轉過來，形成在政治、外交上對台灣的反包圍。中國以堂堂世界大國之尊跑到美國，不是圖謀帶動台灣對外發展，而是圖謀聯合美國以封殺台灣，以戰略層次的外交出擊作戰術層次的動作。就台灣為主體觀看世界而言，此實係世界秩序的第三度轉變。然而自九七年十月到十二月又因亞洲金融風暴橫掃，第四度世界新秩序於焉產生，「卅年輪轉」的風水轉為三年，而今卻成三月一轉。這個新秩序所帶給地球的巨變甚至超過前三個世界新秩序的總和，並且仍在繼續發展中，它促使人類告別了維繫幾千年的「武力文明」與「財力文明」，正式進入第三波「腦力文明」的時代，結束人類傳統利用土地為基礎，以武力為手段來擴張財富、權力與領域的垂直經營模式，開啟利用資本使國力超離領土的水平經營方式，而在此次的亞洲金融風暴更是超越水平經營，利用301、著作權、債券、證券、匯率以及利息的升降等方法操控虛擬的資本，以凌空經營的姿態建構地球，驅動國際社會跨入劫掠弱小的新時代。
１.武力文明．財力文明．腦力文明因亞洲金融風暴所引領的第四度世界新秩序可說是「創世紀的大爆炸」，泰國、印尼、馬來西亞、韓國在風暴過處無不應聲倒地，成為人類史上最壯觀的不流血戰爭。上帝帶來的颱風過處樹倒屋塌，人為的金融風暴過處無聲無息的國敗家亡、百業蕭條、萬人失所。金融成為戰爭武器的時代正式來臨，過去以血緣、土地為基礎，以武力為手段的垂直經營模式以及作為其最顯著經營方式的民族主義已然結束，提倡民族主義已成為歷史的灰燼。當隔鄰的日本洞察民族主義早已過時之際，便毫不遲疑地憑藉本國雄厚的財力，利用世界最尖端的技術帶動腦力文明，現今的日本已由「新興民族」邁入「網路民族」，以網路為範疇的腦力文明時代宣告誕生，人類既已運用高度的智慧帶動尖端科技，建構了一個虛擬的、網路的地球，亞洲金融風暴的產生就是藉虛擬的資本將國力騰越領土，凌空經營地球。人類經營財富及權力的模式在農業時代所採取的是與土地有直接關係，播種發苗成長是垂直，上中下段的產業分工是垂直，殖民地的權力經營關係，從硬體的基本設施工程，到軟體的地籍戶籍及文官體制之建立，都是腳踏實地的經營，最簡單的譬喻：乃是喝牛奶就從養牛種牧草開始，這是純手工業的時代，這個時代人類終極的戰爭方式也是赤祼祼的純流血的武力。 人類進入第二波的工業文明時，雖煞早期仍然是垂直經營的時代，但當生產量超過本土需要時，產品就成為商品，商品一旦超越領土，生產資本也自然帶動了金融資本，資本不僅將生產方式騰越了領土，也將權力帶出了領土，上中下游的產業分工關係打破了，以武力奪取殖民地、建立文官統治機器等等與土地垂直關係的經營模式也因此結束，而進入金融資本的水平經營，因而武力成為主要征戰武器的時代結束，代之以財力為主要武器，其媒介則為鈔票及支票。 進入第三波凌空經營的時代則連有形的鈔票及支票都不再需要，「資本」已經不再具體，可以是純抽象的虛擬，透過電腦網路，人類不僅已經創造了虛擬的地球而且活得如癡如狂，也一樣透過抽象的金融商品縱橫太空，而且可以征伐弱小，國家的疆界已經消失。美國利率的微幅調升可以造成亞洲眾多國家的產業風暴，連台灣一個小國的貨幣貶值也可以造成紐約華爾街的黑色星期五。一場金融風暴可以造成亞洲四個國家倒地不起，第三波的時代顯然已經提早到來！此次在亞洲，世人所目睹的乃是腦力文明時代下，金融強國在叢林中征伐弱國一個極其鮮明的例證。
第二波的亞洲金融風暴雖然已結束，但下一波的金融風暴是否來到？一旦其來臨，將形成什麼樣的局面？沒有人可以解答。在以腦力文明為基礎的第四度世界新秩序下，人類面臨了一個不可測、不可知的未來。設若下一波的金融風暴再起，台灣將身居何種的處境？恐怕相當程度須視當時的中國經濟表現而定。中國大陸屆時能否經得起如此劇烈的風暴，繼續維持強大的競爭力？尤其中共內部嚴重的貧富不均，國企鉅額的負債比例超過資產的70%，特別是國營企業造成國家財政的嚴重負擔，超過五兆人民幣的負債並且已有一千萬名以上的員工領不到薪水，中共國企的龐大經濟體體質，會不會遭逢如同韓國大企業在風暴中被摧毀的結局？九七之後，僅僅半年的時間，港資及中資在香港已損失六仟萬美金，國債也累積二仟億，一旦中國大陸無法承受經濟上的風暴，那麼對中國享有大量貿易順差、經濟上尤其大企業已高度依賴中共大陸的台灣，欲避免被波及捲入的機會實在微乎其微；萬一如此一大國崩塌，十三億的人口水庫決堤，台灣能不被波及？另一個更大的難關在於若江澤民因經濟危機面臨如金泳三般的垮台危險，江澤民或軍方有無可能為了維護或奪取政權，不惜對台灣發動軍事攻勢以舒緩其內部壓力，證諸中共過往行事，這樣的危機處理模式可謂屢見不鮮，屆時台灣應如何防衛國家的安全？我們的政府是否能提出一套事先的防範策略？台灣執政當局顯然已預見此種災難可能性，除預言今年下半年人民幣恐將大幅貶值，一再呼籲台商對大陸投資必須「戒急用忍」外，看不出政府提出任何積極進取的相應對策，當大企業的臍帶已經和國防上的敵人相連之際，只是「戒急用忍」的口號並不能積極解決任何問題，國民黨政府的對中國政策始終未見一套完整、前瞻、可長可久的政策架構，台灣人民面對政府無能處理中國問題的情勢下，民進黨實有責任相對提出一份務實、完善、能真正解決問題所在的中國政策，尤其當台灣人民已經將百分之七十的領域和人民交給民進黨的縣市長之際，面對國家整體最難解決的大問題絕不能像鴕鳥般的逃避。
２.小國小黨．小腦小氣．不亡也難！執政黨面對中國嚴酷的封殺威脅，對外發展寸步難行，因束手無策而採戒急用忍之策的結果，無法因應自己政黨內部及各政黨要求分配所造成爆炸性的壓力。隨時有執政可能的民進黨，面對的不僅是中國國民黨的束手無策，也同時面對中國共產黨對外發展的茫然不知所措。資源短促的小黨，其執政以及對抗資源盛大的大國和大黨完全靠有無大志氣。小國生存純靠大腦，民進黨對內面對大黨，對外面對大國，如果小國小腦，小黨小氣，大國和大黨兩面夾殺，其不滅亡也難。思考民進黨發展困局，無法不兼顧國民黨，思考台灣的發展無法不思考中國的發展，兩個「中國」的政黨由於無法對外發展才會墮落到以其舉國舉黨之力來封殺台灣，來封殺民進黨。小國小黨也只有在大國大黨墮落的時候才有大展鴻圖的機會。 管理學家曾提示：人類在「分配線」裡有鬥爭，在「生產線」上有合作，前者可看到人性之「惡」，後者則淨是人性之「善」，關鍵在乎誰能領導對外發展，尋求更大的共同利益！ 然而，如今兩個中國的大黨都沒有這種能力，或者不想遵循此一途徑，尤其中國共產黨以其大國之尊只想炫耀「武力」來解決台灣，中國國民黨則炫耀其「財力」扶持全球即將倒閉的兵工廠來因應中國，海峽兩岸的戰爭危機因而無限激增，這種危機更因為雙方都在提倡民族主義而更強化。「武力文明」時代已臨終極，「財力文明」時代也到臨界，沒有理由民進黨不能引導「腦力」時代。
３.「富起來」、「強起來」為了「打起來」？中國人受西方凌辱的國恥固然從十九世紀以來皆不斷，但陷於貧窮乏力而無奈，然而今天已「站起來」而且「富起來」又「強起來」的中國，信心與實力為後盾的「民族主義」一旦啟動即難扼止。另方面，台灣飽經四百年"外來統治"的屈辱，一朝而成為富有的「小龍」，堅強的信心與實力一樣在培養激增的「民族主義」。中國在說不，台灣也在SAY NO，一邊以統一作訴求，不容有雜音，另一邊以台獨為不容妥協的價值，激劇上揚。兩種民族主義不是平行對外在發展，而是膨漲對立在激增。日本國會訪問團在訪美之後訪台，即透露美方高層已與日方積極尋求因應對策--其前題乃是認為海峽終必一戰！和平既不可得，則不妨因應戰爭。旁觀者認為如此，被認為終必一戰的當事者，是否也自願與之配合，自動與狼共舞？實則西方長期以來將台灣海峽列為可能的一級戰區，是有它相當休戚與共的利益。海峽維持備戰，西方國家全世界無人有能力購買的頂尖科技武器都靠台灣來的買主，西方帝國主義花費昂貴的新武器研發及量產幾乎都得依賴海峽長期的緊張及備戰。中共長期對台武力恐嚇最直接的效應乃是逼使台灣以數千億的預算，長期支持全球瀕臨倒閉的兵工廠結合起來共同對付中國，影嚮所及中國尚有七千萬人仍在溫飽線上，台灣二千萬人幾乎還有不少居住環境與蟑螂同窩，其政府卻都在購買最奢侈豪華的頂端武器，保證消滅對方！ 國民黨在近一兩週內似乎已看出了整個問題的關鍵，由連戰開始傾巢而出向東南亞出擊，號稱「南進」，實則這是乘人之危，應該說「南助」。當金融風暴吹襲東南亞滿目瘡痍之際，積極向東南亞伸手扶持是正確的，當外交寸步難行之時，濟弱扶危不僅莫之能御，也具有至高的正當性，當中國領導人遠涉重洋到美國去開拓的是「封殺台灣」的「分配線」時，李登輝在此時勇敢的打開國門，開拓共同發展的「生產線」，不管如何是值得肯定的，只是可以預見的是能力略遜一疇的中國領導人必然暴跳，由於上一回合是世界圍堵中國，此時則可能形成海洋包圍中國之局。然而與中國尖銳對立終非目的，適當時間仍應和解，促成與中國共同攜手對外救火，並且進一步對外發展以帶動兩岸和平與重造亞洲與世界之繁榮，如能藉此從根本上設法化除與中國可能的戰端，李登輝在整個亞洲是有可能超越李光耀的成就。
４.「煤鋼集團」與「金融共同體」戰後五十年的時間，歐洲大陸在進行而且完成了人類史上的重大工程，歐洲諸國一樣擁有統獨的困擾，德法之間之血海深仇幾乎戰爭剛結束即須準備下一次大戰，為了防止戰爭之再起，歐人由於慕尼黑和平協定引發戰爭之記憶猶新，首先著手於共同管制及處理戰爭之基本原料，六個國家組成的煤鋼共同體發展成歐洲共同市場而今成為近廿國的歐體，不費兵卒、無聲無息地完成地球上最大的共和國，完成了最大的統一，也令每個國家獲得了最完整的獨立，過程不僅風化了東西德的鐵牆，也打通了結合英倫的海峽天塹。尤其東西德不僅未採用「一國兩制」作初階，反以兩國、兩府、兩制，甚至東德因不放心，而增加「兩族」以作為開始。卅年的時間歐人以最大的統一，達成每個國家最完整的獨立。歐洲從二次戰後，德法為免除戰爭，開始採取的「煤鋼集團」共管戰爭基本原料，進而促成歐洲共同市場及歐體，而今戰爭型態已變，原料且已改變。日本當年以武力促成大東亞共榮圈失敗，美國戰後在歐洲以馬歇爾的經濟計劃獲得輝煌成功，進入廿一世紀最新戰爭型態不止經濟，而且已改變為「科技與金技」的戰爭，尤其「金技」又已操縱科技的今日，當年歐洲以煤鋼共同體防範戰爭，今日未嘗不可以「金融共同體」作為化干戈為玉帛的開始，APEC或IMF之下，先由美日中台民間發起籌設亞洲開發基金，建立亞洲共存共榮穩定合作的機制，當亞洲正面臨經濟風暴的災難，兩岸之間的合作除免除戰爭及戰備之外，實可共同對外解決亞洲的問題開始合作。亞洲的金融風暴不論是中國或台灣都負有道義責任，台灣實應把握此一時機貢獻所長，將台灣中小企業發展的科技、管理、人才等等方面的技術以及提供資金上的援助，協助亞洲的復興與重建，尤其中國身為亞洲的重要一員，亞洲的完整重建對台灣與中國都有重大的利益，同時台灣更能透過與中共共同在亞洲重建的過程累積雙邊的合作經驗，藉此合作經驗拓展至改善雙方的關係上。
５.西進不如上進，三通不如一通！無論如何，海峽一旦爆發戰爭，不僅雙方受害，千億生靈塗炭，而且直接影響亞洲及世界和平。歐洲既已解決仇恨對立的危機，美日間也解決產業激烈競爭所帶來的緊張。長期以來海峽兩岸宛如兩個長期失和的鄰居，而今突然看到別家失火，原本嫌隙的兩家應可嘗試透過共同救火的過程消除誤解。這一代人實沒有理由無法解決海峽兩岸統獨所帶來的戰爭危機。他山之石可以攻錯，歐體成功的模式，當今亞洲金融風暴之際應是化危機為轉機之時。無論如何，當前執政的兩個大黨都沒有能力用他們的智慧解決當今海峽所蘊釀的戰爭危機，一個炫耀「武力」，一個炫耀「財力」，都共同消耗在內部的纏鬥，專注於「槽內鬥牛母」，而拙於對外開創新局之時，關鍵仍在於反對黨能否用「腦力」與「智力」在此關鍵時刻掌握劃時代創世紀的前膽方略，大方向著眼，戰略點著手，將可能爆發的互毀戰爭，轉化為共榮互利的內部建設與外在發展。 因而，當務之急已經不是談西進、南進或北進，當大家都在東西南北不知所進時，應先思考「凌空上進」建立「金融國防」，也不要再談「三通」，應專注於「一通」──「一通百通」，在金融危機之中完成小黨的凌雲壯志。具體途徑則先讓海峽免除戰爭，轉化愚蠢的長期戰備，在金融危機中共同促進亞洲重建與世界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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