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節 前 言 |
| 第二節 對於現狀的理解 |
| 第三節 台、中雙邊協商與互動關係的可能 |
| 第四節 兩岸經貿關係的發展 |
| 第五節 餘論：其他我方尚待加強之處 |
民主進步黨自肇造以來，不斷走在國民黨前面，提出領導潮流的議題，進而凝結成國人共識，落實為政策果實。舉其犖犖大者，從早期的國會全面改選，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報禁，提出「台灣運命共同體」的觀念，乃至於近年的國民年金等福利政策，在在都迫使執政黨必須自我修正，從而追隨民主進步黨的腳步，順應民意、理念，調整政策。雖然民主進步黨在議題上引導台灣社會，同時執政地區的施政品質亦受到廣大人民的肯定，但是，民進黨在全國總得票數上始終有著成長的瓶頸，百分之四十上下的門檻，猶如緊箍咒般箝制住政黨的成長空間，歷經多屆各項選舉均未出現結構性的變化。在此際民進黨縣市長席次取得重大成就，年底立委等大選未至前，中央黨部為凝聚黨內現階段共識舉行了「中國政策研討會」，冀望渾沌的現狀，在兩岸關係研討會中能夠提出有效對策，引領台灣航向安全尊嚴的二十一世紀，對於這項研討會的召開，基本上吾人應給予肯定與支持。
本人以為，有以下三個層次的問題必須分別予以關照。
第一，整合黨內多元意見，集中火力對外，避免外界有分歧雜亂的映象。
第二，緊扣台灣中長期利益，回應社會大眾的期待：由於長期以來民進黨一直沒有明確的交代中國政策，一般民眾只留下民進黨追求台獨的印象，做為一個積極的准執政黨，必須搜尋我們的社會基礎，提出具體回應。
第三，爭取國際社會認同與支持：近年來，從美日防衛指針修訂、中國與美國建立戰略伙伴關係等等重大事件，使得台灣國際運作空間大幅緊縮，台灣身處爭端的核心之一，卻無法有新的思維架構引導對策。在此困境中，民進黨應該提出一套有系統的政策，一方面整合國際友我力量，一方面爭取多方新興支持，以期早日破解台灣的困境。
在蘇聯瓦解之後，美、蘇兩大陣營東西對峙的態勢終告結束，後冷戰時期國際政治的新秩序亦在列強漸次摸索下儼然成型。其中，亞太地區的部份，由於中國在區域軍事上積極填補了蘇聯所釋出的權力空間，成為新興霸權，與美國在亞太的安全均勢競合，使得中國在國際政治的舞臺上取得廣闊的議價空間。再者，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後的經濟成長，直接提昇了他們的總體實力，各國政府為了顧及跨國商業利益的發展，莫不爭相競逐中國市場上的先機，相當大的程度上，列強在外交決策的形成過程裡，現實主義的考量將遠勝過威爾遜式的理想主義。美國外交政策的基調在後冷戰時期早已悄悄地發生改變，雖然仍以合縱連橫的方式（例如美日安保條約）試圖創造圍堵中國過度擴張的亞太安全機制，但是美國同樣運用既聯合又鬥爭的技巧（例如建立戰略伙伴關係），將中國納入國際合作的規範中。若干學者樂觀的預測，中國因為國際規範的箝制，將無法對台灣有進一步的安全威脅。對於這樣的觀點，我們基本上抱持審慎的樂觀，因為對於中國內部的不確定仍有待評估。
中國內部絕非是一個堅實整合的有機體，根據淡江大學客座教授阮銘先生（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的重要幕僚，中共中央黨校理論室副主任）指出，在龐大的各項國家目標裡，台灣問題只不過是中國旁枝蔓雜的糾葛中的一項，而各種背景的決策人事對於解決台灣問題的認知手段亦有相當程度的差別，以江澤民為中心的核心派，著力於樹立領導權威，連結鄧小平傳承的法統。在面對講求建立法制的非核心派時，中央與地方的利益衝突、經濟改革路線的方向、乃至於面對區域與少數民族主義的獨立聲浪，這些林林種種的議題都成為雙方人馬角力的戰場。其中關於台灣問題的解決，中國國內一樣有著多元的意見，然而在「江八點」的指導原則下，經由其對台工作機構統一槍口，國人持續保有對於中國內部「整合完備•謀我日亟」的刻板映象，這點與實況有著相當的認知誤差，適足以造成國人過度的時間壓力，以為中國硬要逼我下一刻即上談判桌。
既然中國內部的各股力量仍然繼續抗衡，領導路線也會持續調整，以適應格局，在這樣的過程中，台灣問題必定還有許多創造的空間。如何洞悉中國內部派系之間的矛盾與分合，巧妙運用，做為我方的籌碼，則是我方應嚴肅從事的事。
台灣在事實上已經獨立，這是世界各國共同的認知，但是由於中國的阻擾，台灣依舊缺乏國際法法理上的國家承認與主權地位，不過並仍不足以影響台灣的事實存在。台灣在經濟上與國際社會高度互賴，若是中國採取任何片面的強制行為，包括武力侵犯、切斷貿易往來，不但會損及中國自身的利益，更會損及包括美、日等列強的利益。在此前提下，台灣並無必要甘冒國際的大不諱，不顧一切宣佈獨立，刺激中國對台採取激烈的對抗，讓好戰派有挑釁的藉口。國內的逐漸形成的共識是：「台灣事實已經獨立」，這個共識與本黨黨綱並不矛盾，也不意味現狀即係「台獨」，仍應修改相關制度，例如廢除國統綱領、蒙藏委員會等，來達成目標。此外，除非中國動武，否則不必急於宣佈獨立。
更重要的是，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後，對於國際社會的依賴更深，從資金、技術與市場，在在都必須與國際體系緊密連結，才能保證持續的高度發展。因此，除了台灣、西藏與人權等問題之外，中國顯著地調整其外交的基調，以高度的合作替代以往的抵制和對抗，目的在爭取國際社會的認同，從這個觀點看來，海峽兩岸之間維繫「和平、互惠」的關係確實是中、台雙方可能的共同利益。更進一步說，在「台灣優先•安全優先」的前提之下，我方主張的兩岸互動方式必須符合以下三點原則：
互惠互利：以交流替代對抗。
求同存異：以合作代替統一。
經貿先行：以經濟合作創造政治及外交上合作的基礎。
具體的說，有幾個方向可以努力。首先，對於促進文化、科技、新聞、社會交流的措施，應檢討並考慮適度開放。至於經貿、投資與市場開放等議題則應設定在世界貿易組織（WTO）的架構之下，才能保障我方利益，相關的討論我們留待第四節中討論。
第二，兩岸之間必須建立靈活的對話機制，同時雙方都不應藉由關閉此項機制增加自己籌碼，當知，持續的對話機制意涵了建立互信、互諒的可能。現階段的海協、海基兩會在功能上仍可多方加強，例如，雙方分別建立各專題的對話（協商）小組，一方面可以深入議題，尤其是對功能性議題的解決提供實質基礎，一方面可以迴避政治性或非專業問題的交互干擾。
第三，關於主權本質的爭議，國內各黨派有著較大的歧異。對於國內而言，吾人認為應該儘速化異求同，嘗試找到最大公約數。但是在與中國的互動中，由於中國夾雜過多民族主義的情緒，台灣主權問題可以預見必為衝突的焦點，為維繫雙方善意的互動，現階段仍宜儘可能擱置，待未來適當時機再處理。
最後，兩岸之間另外一個重大議題是關於「結束敵對狀態」。但是由於雙方目前互信嚴重不足，而且，對台灣武力而言，以小事大的和平協定恐怕只會妨礙我國的建軍備戰，流失我方的籌碼，除非我方確定中國無法將台灣問題香港化，否則，「結束敵對狀態」的問題在現階段亦不需直接面對，不過，對於這個主題的討論與對話則應持續進行。
當下兩岸經貿交流的基本模式是台商到中國進行單邊投資，帶動兩岸雙邊貿易，並建立台灣、中國與先進國家（尤其是美、日）三邊的經貿互賴關係。簡單的說，台商到中國投資勞力密集型的加工產業，從台灣進口原料和零件，利用中國廉價勞動力生產，最後將製成品輸出到歐、美、日等先進國家。目前，台商到中國的直接實質投資部份，金額以超過一百五十億美金，一九九六年的兩岸貿易額達兩百三十八億美金。
兩岸經貿互動的主要爭論焦點多圍繞在「三通」。所謂的「三通」包括了兩岸之間的通商、通郵、通航三部份。事實上，兩岸通商的現象早已存在，問題只在於政府要不要進一步放寬兩岸經貿交流。至於通郵的部份其實也早就開放，沒有限制。對於「三通」的問題，也僅剩下「通航」的問題必須來談而已。通航的問題包括海運以及空運兩部份。就海運來說，無論航商繞境第三國海域，或是政府以境外轉運中心的名義變通，兩岸之間海運直航也是既存事實，所以，總體看來，政府限制空運直航才是真正的重點所在。
現階段國民黨政府希望藉由三通的議題來達成三項政策目標：要求中國承認台灣為對等政治實體、放棄武力犯台、放棄外交圍堵。然而，基於下列兩個事實，國民黨政府勢必難以達成其政治目標。第一，台資對於中國之邊際效應已遞減，尤其九二年之後，各國外資競相投入中國，再加上國際社會對中國大量貸款，台資的地位早已大不如前。第二，在台灣的政府與民間部門規畫中，包括亞太營運中心等重大計劃，都是將中國規畫為腹地。就三通而言，不在是中國對台灣單方面有需求，而是兩岸對於三通皆有所求，從這個角度看來，台灣已經很難再以三通作為要脅中國的籌碼。至於三通對於台灣經濟發展的影響，在八○年代末期，台灣內部曾憂慮中國投資將造成台灣產業的空洞化，但是台灣產業已經由過去的勞力密集轉型為資本、技術密集的型態，兩岸經濟分工也傾向垂直分工。
目前兩岸經貿交流之危機在於台灣方面無法保障兩岸經貿往來秩序，未來不但政治議題會影響兩岸經貿往來，貿易上的摩擦亦會影響兩岸之間的和諧。此外，中國內部的諸般不確定因素也是必須考慮的問題。
吾人認為，為了建立兩岸經貿交流的架構，使得兩岸交流能夠有保障及規範，解決之道是在世界貿易組織（WTO）的架構下進行兩岸經貿關係之談判，同時，可以藉由通航等議題進行兩岸協商。最重要的是，政府應在台灣主體性的問題上站穩，在加入WTO之前，可以就「談判程序」來進行討論；在加入WTO之後，由於受到WTO架構的保障，兩岸才就實質問題協商，我方政府應主動決定兩岸通航時的相關問題，諸如決定開放的定點、懸掛的旗幟、時間的鬆緊等等，做出循序的總體規範，以取得我最大利益。
台灣是一個海洋國家，在今日的國際經貿體系中，生存的命脈維繫在與世界各國所建立的外向的互賴網路，這樣的互賴網路中，最基本的就是港口以及其臨接區的各項軟硬體設施與資源。弔詭的是，台灣南部雖然擁有世界第三大港的高雄，但是由於長期以來的南北發展差異，使得高雄始終沒法享有充分的資金、資訊與人力，許多規模不經濟、重複投資與浪費從而發生，更加保證了南北不均的態勢。高雄是亞太與世界各國通往中國最佳區位的港口，促進高雄的國際化和亞太營運中心的建立，等於是保證下一世紀台灣經濟的優勢，因此，吾人主張有計畫的三通，一併配套處理直航議題，並且以高雄做為台灣南向發展的前進指揮所，否則無法回應國際經濟體系下互賴網路的需求。
上述的討論架構是由中央黨部所律定，事實上已經涵蓋了絕大多數的重要問題，以下我們還有數點不在原先架構內的意見要補充，希望就教於黨內其他先進同志。
第一，目前民進黨取得中國大陸資訊的管道仍然相當匱乏：泰半經由官方部門或是來自西方傳媒或學術機構。反觀中國對於我方的資料蒐集，則是有計畫、有系統的在推展，相形之下，對方對我的洞察遠較我對對方的瞭解來得多。民進黨應該深入敵後，構築人脈，建立中國問題的資料庫，否則，凡事仰仗二手資料，難免落入他人盲點，喪失機先。
其次，在情報資料的建構之外，國內亦應該擴大建立中國政策之專業幕僚機構。例如，在兩岸先前對於境外轉運中心的談判過程中，對於船籍所屬國識別旗方面的談判，我方在包括談判專業技能、情報資料之分析研判上，明顯處於弱勢，因此中國得利而我方損失過多。為了改善我方的劣勢，這個中國政策的專業幕僚機構同時亦應配合國內政治生態，擴大各黨多元意見參與，在機制內儘量形成共識，以利對中國談判時統一口徑。
第三，許多學者指出，國內各黨派之間對於兩岸關係上的共識遠大於歧異，這點和許多人的常識不太一致。如果國人無法修改這個偏執的印象，面對中國時就容易缺乏自信，自暴其短。吾人當務之急便是在心理層面上如何強化共識，擴大我方優勢部份的信念，從而建立國內對於兩岸關係及台灣前途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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