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策

一、後冷戰時期國際政治新秩序對台、中關係的影響

（一）綜論

　　自蘇聯解體，東歐共產政權崩潰以後，世界局勢引起很大變化，所謂「後冷戰時期」國際政治新秩序開始。在後冷戰國際新秩序之下，台灣所處的國際形勢有很大的變化，對台灣的發展與生存，造成很大的影響。然而儘管有許多變化，吾人卻不可忽略台灣形勢基本未變的一面。

第一，台灣處於世界最大海洋與最大陸塊的接觸面，是亞太地區
　　新舊世界的交會點，當東南亞勢力與重要性日見增大之時，
　　東南亞與東北亞（日，韓）的橋樑台灣，重要性日增，台灣
　　在關際航線的地位也更突出。無論美國，日本及新興的東南
　　亞國家聯盟（ＡＳＥＡＮ），都不能忽視台灣的重要性，尤
　　不願見台灣在某一強國掌控之下，特別是具有威脅傾向的中
　　國。

第二，美國，做為一個自由世界領袖，不願見其地位動搖。美國
　　因蘇聯的解體，而放棄了「聯中制蘇」的政策，反而增加與
　　中國的敵對及競爭的關係。江澤民的訪問，激化了美國民間
　　原有的反共反中國北京的情緒，其「越戰後最大的示威」，
　　顯示美ˋ中兩國的對抗本質日漸成形。

第三，日本外交雖一向對北京百般卑屈，但未至對北京唯命是從
　　的程度。日本雖擅長經濟，不特別在外交上展露其能力，但
　　其國人謀國深沈，智慧不可低估。近年來，日本人倡導「中
　　國威脅論」，鼓動東南亞防備中國。日本不可能忽視中國對
　　日本的威脅，自不可能忽視台灣對日本的重要性。

第四，台灣主權獨立，台灣社會及政治具有深厚的反北京因素，
　　台灣海峽兩岸的基本差異及利益衝突，都非短期間可消除。

（二）議題討論

1. 蘇聯瓦解以後，亞太區域國際權力結構發生變化，對台灣有正負的影響。美國放棄「聯中制蘇」政策，直接與北京面面對峙，不會多所讓步，「中國威脅」陰影強化，日本與東南亞對中國戒心增大，這都有利台灣的發展。另一方面，中國不必再面對北方蘇聯的威脅，可全心發展南下，近年大力發展海洋，揚威南海，即是此種趨勢。
2. 中國自門戶開放，接受市場經濟以後，經濟力量提升，軍事力量，日見增強，對台灣有直接與間接的影響。台灣資金大量匯入中國，台商雲集中國東南沿海，經濟上及軍事上，對台灣影響很大，間接上也影響各周圍國家與台灣的關係。台灣軍備費用增加，影響台灣其他預算支出，台商問題日益嚴重，並存在著「以商圍政」的效應，兩岸關係日益緊張。
3. 美國改善與中國關係，建立建設性夥伴關係，表面上美國日見重視北京之態度。但與早前「聯中制蘇」之形勢相較，此種新的夥伴關係，僅是為維持世界秩序及雙方利益，並非有其他敵手與目標。美國不會為這種夥伴關係，而犧牲本身利益，更不必為此犧牲台灣。
4. 美日安保共同宣言與防禦指針的訂定，僅是反應日本所謂「國防命脈四千哩」的政策。日本認為自長崎至新加坡麻六甲海峽，四千海里的國際航線，是日本生命線，日本宜加防禦，且認為日美既有共同防禦條約，則美國之利益，日本即有防衛之義務。美國認為台灣海峽的和平是其利益（台灣關係法），則日本自有防禦義務。日本對台灣地區一向關心，如今更有藉口。當然日本之關心，重點在航線之安全。
5. 美國為維持與中國的夥伴關係，必須與北京維持相當和諧的關係，所以會阻止台灣從事刺激中國的唐突行為，但美國不會在中國壓力之下，做出影響台灣利益之行為。
6. 中國雖要求世界各國，接受其「一個中國」的原則主張，但所謂「一個中國」定義本就不明，如指台灣現實上是中國的一部分，則明顯違反現實，涉及「改變現狀」，及毀棄一九五一年舊金山和約的規定，世界各國無可能接受。無論世界各國如何妥協，最多僅是接受中國的主張，認為台灣未來「應該是」中國的領土，反對台灣獨立的宣示，但現狀如何，自有客觀事實，不可能脫離現實，另行表示。美國與日本兩國本有其基本立場，不易改變。
7. 世界各國多了解台灣問題本質，不會要求台灣依照中國條件談判，但現今是談判時代，誰都不能反對談判，至於具體談判的細則與方式，各國不會多所主張。
8. 國際反對中國在台海使用武力，目前中國無可能對台灣使用武力。
9. 台灣加入正式國際組織，目前機會尚待努力，但台灣不應放棄爭取的努力。加入經濟性的國際組織，如ＷＴＯ，己接近成熟。政治性，如ＵＮ，尚待努力。
10. 台灣參與區域安全合作組織，目前尚有困難。

（三）補充說明

　　美國在一九七九年制定「中國關係正常化」決策時，曾明言一項原則：「一個中國，但不是現在」（Ｏne Ｃhina—but not now），含義有二－－美國可以接受一個中國，但今日現狀台灣並非在一個中國之內，其一。美國可以接受一個中國，但尚待來日。以後台灣關係法等法律及文件，都繞在這個原則在轉，未見脫離。
　　日本在簽訂舊金山和約（一九五一）及台北和約（一九五二）後曾表示日本雖將對台主權放棄，但並未交與中國。其外務省曾表示：「台灣依據和平條約表面看來，當然非屬中國領土。關羅宣言，波茨坦宣言之旨趣，我們是承認的，但法律上從日本的觀點看，台灣並非中國的領土」。
　　國際上流行的所謂「維持現狀」的原則，吾人實際上亦可運用。「維持現狀」的解釋，常被兩岸政府誤導。所謂「維持現狀」，應解釋為維持台灣主權獨立，台海兩岸兩國兩政府之現狀。民進黨的「四一七決議案」所說：「任何台灣國際地位之變更，必須台灣全體住民自決同意」，亦是認為，現狀不容隨意變更。

1. 台灣與中國進行談判，應限於平等的談判。關係政治性議題，應在北京承認台灣獨立主權的基礎上，始進行政府對政府的談判。其他事務性的談判，不必限制。談判的目的。應在解決實際存在的問題，以及突顯兩岸的差距。如果是中國迫使台灣承認「一個中國」之類的談判，應加拒絕。
2. 談判形式，與主題有關。不宜隨便以政府對政府為之。中國目前亦不可能以平等的地位，與台灣政府談判。
3. 雙方談判，各有預設前提條件。台灣可預設如：「不准動武」「尊重主權」「開放民主自由」等前提條件。
4. 目前對「國家定位」之議題不可能進行談判，只有間接談及實際面臨的議題，不應談及「國家定位」「主權歸屬」之類的議題。實際上的議題，如「台商」「偷渡」「互設代表處」之類的議題，自不妨談判。
5. 有些議題可以儘速達成結論，如「罪犯引渡」「黑槍走私」，有些則不能急，不必急，如「自由民主」「互設代表處」「台海安全」「南海利益」等。
6. 目前不可能有元首互訪之事，不必為此費心。如對方能接受台灣總統是「一國元首」，則可以接受。
7. 贊成雙方正式互設代表處或辦事處，但對人員任用及活動範圍及性質，應有所規限。此項議題為目前比較可能與中國談判者。雙方設立代表處或辦事處後，可省卻許多連絡的手續，其功用有如「熱線」之設置。比較有可能設立者，如「旅遊公會」之辦事處，可協助解決雙方旅遊業之連繫，並接受旅客對旅行業之控訴。中國派駐台灣之此種代表處或辦事處，必然會發生「不務正業」的掩護事件，故對其人員之聘僱及活動範圍，應有所規範。
8. 現階段雙方推動交流事項，宜集中在非政治上事項，如科技、歷史研究、商業、廣告、表演、藝術、工匠。中國經常運用交流工作，推行政治目標，吾人不能不防。在交流工作中，應注意有無借此資助某些特定人之政治活動之情事。純藝術性及民間民俗性之活動，應予鼓勵。人民之互相了解，是雙方避免衝突的保障之一。
9. 不應大幅開放中國人民來台。台灣人口稠密，己衍生許多社會問題：住宅、治安、衛生、交通、醫療、就業。台灣己無法承受外來移民。中國社會一向是外移社會，東南一帶二百年來不斷向外移民，各地已近飽滿程度，如台灣開放大量移民，勢必湧入大批人口，變成台灣負擔。清朝中國己有「禁渡台」之制，何況今日兩岸兩國？大陸人民來台，仍應設限。入出境管理，內政部現有入出境管理局管理自應負責，但鑑於中國人民來台，可能從事就業、就婚，亦可能有滯留不回情形，入出境管理局宜另有專人監控。
10. 台、中雙方應合作之事務甚多，共同打擊犯罪，遣犯刑事犯，經濟投資合作以外，尚可合作的事務可包括：

1. 中文辭典、拼音統一、電腦字體、繁簡字體轉換。
2. 歷史資料、歷史研究、如台灣海峽發展史、泉州移民史、閩南語發展史、姓氏源流等。
3. 南海資源運用、南海氣候島嶼、南海發展史。
4. 佛教流通發展、寺廟淵源、神話傳播。
5. 中藥（生藥）之發展及培種。
6. 山岳旅遊、山川旅遊。
7. 近代史資料之交換，特別是一九四九至一九七一年。
8. 其他不涉及「國家定位」問題之事務。

1. 現階段不應再提升兩岸經貿往來關係。台灣商人己投注大量資金進入大陸。台商獲利情形均欠佳，但因資金己經投注，不易隨意抽回，難免受到政治影響。中國的「以商圍政」的政策，即因此而來。中國提供某此優厚條件給特定商人，誘使其影響台灣的中國政策，或影響台灣的民間言論，己非常嚴重。目前政府對此尚無對策，如再提昇兩岸經貿往來關係，情形勢必惡化。
2. 兩岸經貿往來有年，台灣大量資金流入大陸。如果資金屬於台商自有，己影響很大，如果資金係向政府行庫借貸，無異以公有資金資助中國。以省屬行庫為例，如今己累積二千一百億以上之逾期放款，試問有多少是流入中國？限制兩岸經貿往來，與限制一般外國對台灣之進出口，並無不同，但因中國為對台灣不友善國家，故高科技產物、軍事武器，不宜開放。凡對台灣產業可能造成致命影響之產物，都應限制。農業產品的輸入，顯然會影響台灣農業農村經濟，宜全面限制。
3. 中資開放來台，時機尚未成熟，全面開放中資來台，更言之過早。台灣社會及政治與中國不同。在中國大陸，對台資的運用、發展，有有效的監控能力，台灣的市場及有關法規，尚難有效監控中資在台活動。中國的民間資金有限，國營事業及國營公司控制大部分資金。中資的來台，表示中國政府勢力的入侵。中資入侵勢必影響台灣的社會及政治，台灣如今金權政治這麼嚴重，中資在台活動，中國政府介入台灣政治活動必更方便。在台灣與中國之間關係尚未正常化，台灣安全尚未能確保，台灣主權尚未為對方承認以前，不可允許中資入台。
4. 對大陸投資的限制，不能全面解除。政府「戒急用忍」政策，雖未符合台商需要，但限制仍不應解除。問題是應如何限制，限制至什麼程度，不是應不應限制。全面解除不可思議。許多在台灣得到政府扶助及資助的企業，欲轉移其企業至大陸，本身即缺乏正當性，限制應該合理。如何限制才是合理，涉及許多因素，必須仔細謹慎決定。
5. 應否全面放寬中國貨物來台的限制？當然不可。台灣對其他國家貨物來台，亦設有限制，而且各國貨物來台均應繳納關稅，中國貨物來台是否肯納關稅？很有疑問。中國政府認為對台通商，屬於國內商務交易，不涉及關稅問題，台灣國民黨政府是否肯承認大陸貨物為「外國貨物」，而課以關稅，恐怕觀念上尚難確立。大陸貨物未經允許，私運來台，依懲治走私條例第十二條規定：「自大陸地區私運物品進入台灣地區，或自台灣地區私運物品前往大陸地區者，以私運物品進口、出口論，適用本條例規定處斷」，但關稅法並未接受此種觀念。如果台灣單方修改關稅法，允許中國貨物進品，而課以關稅，中國政府未必可接受。此涉及「國家定位」及「領土範圍」之問題。如中國貨物係從他國轉入，現行法可解決關稅問題，但在中國對台灣尚有威脅以前，實仍不宜解除限制。
6. 兩岸直接直航，涉及的仍是「國家定位」問題。如直航屬於「國際航運」，台灣可在某程度上接受，如屬「國內航運」，則應拒絕。台灣可接受者，中國未必能接受，所以討論此問題，應有前提，先界定「直航」定義。直航如為「國際航運」台灣可接受。
7. 三通是否為台灣加入ＷＴＯ的必要條件。答案應為否定。台灣與大陸的「三通」實際僅餘「通航」問題。「通航」問題中，「通人」比「通貨」更為複雜艱難。人之通往涉及外國人簽證問題，如果中國不肯承認台灣為「外國」，必然不能接受簽證制度。所以所謂「三通」問題，並不是ＷＴＯ的議題，台灣可表示如中國接受「國際性三通」即不加拒絕，ＷＴＯ無理由以此責備台灣。
8. 台灣加入ＷＴＯ後，仍不必立即實現三通。「三通」有不同形態及不同規格，「三通」是否立即全部開放，應詳細研擬，不必加上ＷＴＯ，立即實行。「三通」之實行，應擬定實施進度，逐步開放，先貨而後人，而且必須是國對國的國際通航通商，始可接受。
9. 台灣加入ＷＴＯ為單獨行為，與中國無涉，除非ＷＴＯ要求，台灣不必在加入ＷＴＯ以前與中國進行貿易談判。當台灣加入ＷＴＯ，中國亦加入後，雙方可以同為ＷＴＯ成員身份進行平等談判，此時對台灣較為有利。
10. 建立與中國之間經貿關係的經營管理制度，應由經濟部及陸委會共同執行。與中國之經貿關係，不是一般與外國之經貿關係。

（二）挑戰與因應

　　台灣對中國經貿發展，是既成事實，亦是時代趨勢，無可阻擋，但雙方因國家定位及領土範圍有其虛幻不實的困境，不是短期間可以解決。

　　台灣政府應先在內部解決這個問題，將台灣的法規制度仿照「懲治走私條例」的形成，確立與中國的經貿是國際貿易，然後依據新定條制，提出台灣的條件，展開與中國的談判。中國在此方面比台灣更缺少彈性，更需長期間去調整，台灣必須先行調整，取得先機，否則一方面要以「獨立的經濟實體」與中國往來，另方面又自我陷於「一個中國」的困境，必左右為難，無法自拔。

　　中國有其自身問題，中國需要美國的最惠國待遇，中國亦需要ＷＴＯ的會員待遇。中國內部的經濟發展所造成的政治社會衝擊，不是簡單解決的問題。中國內部的失業、種類、民主、犯罪、貪污，以及政經衝突，南北衝突，都不是容易解決的問題。台灣不要自陷於困境，造成世人認為台灣拒絕各種談判。台灣可以對中國保持更強硬的態度，但本身的弱點必先克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