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階段關於中國政策的基本認知與主張

前言

　現階段形勢發展的認知與主張上，我們拒絕過度浪漫樂觀，也沒有悲觀的權利，對台灣而言都將是嚴峻的挑戰。我們不認為正確的國家發展方向，在短時間的研討座談，就能獲致共識達成結論；但我們相信，先透過不斷的對話、交流看法，是累積經驗、凝聚智慧的起步，是民進黨制定基於台灣主體發展的中國政策之先決條件。

　針對國際局勢，兩岸談判互動、經貿往來等三個主要議題，我們的基本認知與主張如下：

國際局勢下的兩岸關係

壹、我們的認知

一、美國主導下的亞太新局勢

　一九九四年美國柯林頓總統發表「國家安全報告」，提出「一個目標、三個支柱」，一個目標即是要在全球建立鞏固美國的領導地位，三個支柱是指經濟安全、軍事力量與促進民主，在如此下，美國希望在亞太地區發展的「新太平洋共同體」能夠實現，下世紀的亞太自由貿易區亦能實現。

　中國經過近二十年的改革開放，綜合國力大增。面對中國的擴張，美國國內國防外交專家正掀起兩股正反辯論的中國政策，目前雙方呈勢均力敵局勢，就連民意也呈現平分秋色的看法。對認為中國是「敵」？是「友」？是採取「交往」（engagement）？還是進行「圍堵」（containment）？呈現兩股不同看法與主張。

1. 「圍堵中國」：將中國視為未來美國利益主要「假想敵」，因此主張維持亞太地區權力平衡，必須強化以美國為主導的亞太秩序，這是以美國所領導雙邊協防條約為主。

   美國與亞太國家的防衛關係
   日本	美日安保條約
   南韓	美韓共同防禦條約
   台灣	一九七九年台灣關係法
   菲律賓	美菲共同防禦條約
   澳紐	每澳紐公約（ANZUS）
   泰國	一九五一年美國共同安全法
   新加坡	一九九０年美新後勤設施使用諒解備忘錄
   文萊	一九九四美文防禦合作諒解備忘錄

2. 「交往中國」，鼓吹與中國積極交往，這些人主要包括：
   • 美國中國通的主流：他們受以大陸為主的中國研究教育，不少是退休的駐華外交官。

   • 跨國企業：他們到中國大陸投資，遊說美國國會。

   • 美國之現實主義意見領袖：他們重視中共目前之大，與未來之強。他們主張與中共交往但不願放棄台灣，否則美國太平洋戰略地位便不保。

二、美國對台海關係的兩手策略

　美國對中國的兩手策略：

1. 一方面維持和中國的建設性交往：

   　面對中國的國力上升、亞太地區的經貿蓬勃發展，柯林頓在九七年度的國情咨文中強調，美國外交重心必須調整過去重歐輕亞的做法，因為亞太地區對美的重要性已經不亞於歐洲了，除了經貿比重日益增加的因素外，中國這個日益強大且不穩定的因素，必須迫使美國多費心思放在亞太地區上。

   　準此，中美間的互動關係，由冷戰時期美方的圍堵政策轉到如今「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美國政府希望中國能在一、促進世界的和平繁榮。二、促進亞洲之和平。三、防止武器擴散。四、打擊國際犯罪及毒品走私。五、促進全球貿易及經濟發展。六、促進環境保護等六大目標做出貢獻。美國希望國際社會應與中國積極交往，反對孤立中共，期盼中國成為一個穩定、開放、沒有侵略性、接受自由市場、政治多元化及法治國家。

2. 另方面透過美日安保共同宣言和防衛指針等方式進行新圍堵：

   　1996年3月的台海緊張態勢，使美日積極謀求「美日防衛合作指針」的再修訂，經過一年多的研商修訂，新的「美日防衛合作指針」，於1997年9月23日正式簽署。其內容最令人矚目者，在於美日安保條約的擴大，有利於台灣海峽與南沙群島的安定，同時提升台灣未來的戰略地位。新舊版本最大區別，乃是舊版本主要是針對日本群島受到攻擊的狀態，新版本則涵蓋日本周圍地區發生緊急狀況的因應對策。

   　柯林頓總統於江澤民訪美時，仍強調一個中國政策，遵守雙方三個公報，與美國相關法律（指台灣關係法）；日本首相橋本龍太郎面對中國領導人一再逼問，所謂「周邊有事」定義，指出並非為地理概念，而是一種情況態勢決定。亞洲各國皆認為，美日的刻意模糊手法，意圖對中共產生威脅和嚇阻的效果，而必須使中共考量武力犯台的後果，不敢在台灣海峽輕舉妄動。中共方面認為，美日修訂的防衛合作指針，主要是針對中國。

   　1997年11月13日，中共總理李鵬訪問東京與五位前首相見面時，曾要求日本明確表示防衛指針的範圍不包括台灣海峽，但日方並未有明確回應。因此就中共立場而言，美日仍是在同一陣線來對付中國。

   　依據美日簽署的新指針內容分析，美日安保擴大，新定義的範圍包括台灣海峽與南海，應無可疑。美日雙方於此議題採取刻意模糊的策略，依據學者通說，應不無使中共憂慮美日的聯手制衡，而不敢在台灣海峽輕舉妄動的目的。

美國對台海和平的兩手策略

1. 平衡關係的發展

   　在柯江會談記者會，柯林頓雖然表示台灣問題「愈快解決愈好」，但美國還是留給台灣迴旋空間：

   • 呼籲兩岸恢復對談、擴大交流，並儘早自行和平解決兩岸爭議的同時，仍堅持保留對台軍售的權利。

   • 在重申美中「三個公報」的同時，仍然提及「台灣關係法」。

   • 不允許台海發生軍事衝突，但也對台灣主權發展做出限制（美國對台灣所謂「三不支持」政策﹐明確表明美國不支持台灣獨立，不支持台灣加入聯合國，及不支持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

   　台海的平衡關係要靠兩手策略來調整，但平衡關係的維持，不一定就是發展「平行關係」，也不意味台海關係就此大勢底定，這要需要台北與華府之間、以及北京與華府之間，維持正常穩定的雙軌機制。因為一旦台海關係惡化，美國極可能為情勢所逼，或被迫要在台灣與大陸之間作一選擇；或糾集國際對我施加壓力，迫使台灣儘速透過談判解決兩岸爭議。不論勢哪一種情況，台灣都將因為處於被動，而局於不利地位，不得不提高警覺。

2. 台海和平架構的兩個焦點

   　元月十三日，前美國助理國防部長奈伊提出一套台海和平架構「台灣不獨立、中共不動武，美國予以認可」的台海和平架構，雖然這套政策未透過官方追認或背書。但將來「台灣獨立」與「中共動武」將是平衡台海穩定的最受關注的兩個焦點。

三、現階段中共的擴張與對台攻勢：

1. 中共對美立場：

   　對美介入台海問題十分瞭解，其介入程度不亞於1949年前的國共內戰時期。相信美國會在關鍵時刻介入台海問題，及時插手兩岸關係，因此十分注意對美關係，加上對美貿易增加大幅出超（392億美元），以及加入WTO之際，中共對美外交將是有求於美，一方面重視對美遊說工作（如獻金醜聞中共介入深），另方面樂於與美成為「戰略性伙伴關係」，短期間內沒有突出「台灣問題」的必要，而增加兩國之緊張情勢。

2. 對台動武的可能性

   　1996年中共對台文攻武嚇，目的有三，一、將李登輝打為歷史的灰燼；二、防範台獨；三、防止外力介入。結果中共這三個目標統統沒有達成。中共在1996年4月到6月間曾展開大規模內部檢討，檢討報告有三個重點：

   　(1) 用武力無效。(2)帝國主義還是干涉。(3)台灣問題是長期、複雜、困難性的問題，用武力解決台灣問題是一帖猛藥，副作用太大。

3. 沒有煙硝的對台工作方針

   　對台政策轉向「沒有煙硝戰爭」，從中共「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總體目標中，其對台政策具有：原則的堅定、理論的完整、策略的靈活、組織的完備及指揮的一體性等特性。

   　原則的堅定：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只要涉及政治議題，沒有「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空間），在「一國兩制」的架構中，台灣只能做為一特別行政區或地方政府，絕不容許台灣獨立、兩個中國、一中一台。中共一貫認為，絕不能犧牲掉此一基本原則，更不能拿原則問題進行談判與交易。

   　理論的完整：自從一九七九年提出此一構想，在八○年代中英談判香港主權時逐步在政治理論、法律制度、經濟差異各層面補強，積極建構「一國兩制」的完整性，中共十五大繼續高唱「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除了為深化經濟改革提出理論護盤外，就是繼續為「一國兩制」鼓吹造勢。

   　組織的完備性：中共對台工作組織，遍及黨、政、軍、特、民、學各界，從中央到地方層級分明組織完備，多渠道多層次推廣對台工作，據陸委會估計從事涉台人員約二十萬之多。亦又學者估計達六十萬之多。

   　指揮一體性：中共的「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為決策單位，通過「國務院對台辦」統籌，交由「海協會」或各級政府黨委執行，以一條鞭式的運作方式，完成對台的指揮統一。

   　基於上述特性，對台工作具體做法上，可歸納出：

   • 軍事恫嚇：雖然強調和平統一，但始終不放棄武力之使用，不僅在於防制台灣獨立，其更是藉此展示其主權，並迫使台灣屈從其「一國兩制」的利器。

   • 政治矮化：拒絕承認台灣為一對等政府乃至政治實體，並堅持「一個中國」狹義定義與「一國兩制」。

   • 外交孤立：極力封殺台灣所有對外關係與國際活動空間，迫使所有與之建交國家只能承認「一個中國」，不得與台灣維持官方關係，其目的在迫使台灣喪失作為國際法人資格，使台灣淪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地方政府。

   • 經濟吸附：以經濟利誘擴大兩岸經濟交流，加深台灣對大陸經濟依賴，使台灣成為「香港第二」，並透過經濟吸附，對台工作做到台灣內部，使其「以民逼官」、「以商圍政」、「以通促統」策略不時得逞。

   • 其他：97年縣市長選後，中共強調對台工作「要做到中南部、民選領袖」､「對記者（媒體）、文化工作者工作」。值得國人提高警覺。

四、香港「一國兩制」垂範台灣

　香港經濟是否持續保持繁榮？社會形勢是否穩定？即「一國兩制」實施成效，將影響中國展開「一國兩制」統戰的國際支持度，以及「垂範台灣」效果。明顯的，中國利用香港地位，操縱與影響兩岸關係的未來走向，如兩岸加入WTO，中共利用香港延遲簽署台\港雙方入會議定書，操縱台灣入會進度與時機等等。在在顯示香港回歸後，對台灣構成政治、經濟、外交的沈重壓力，歸納起來有：

• 香港是中共「一國兩制」樣板基地，香港的榮枯影響對台灣的垂範效果。香港經濟越繁榮，社會越穩定，中共對國際社會宣傳「一國兩制」解決台灣問題，會越具說服力，則台灣主權「中國化」越有可能。反之則否。

• 香港順利回歸中國，其主權轉移經驗，如「經濟吸納政治」策略，將對台灣逐步施展。香港繁榮順利回歸最主要關鍵因素是，中港兩地的經濟依賴緊密，中共透過經濟吸納，排除了干擾回歸中國的政治障礙，這套以經濟吸納政治策略與經驗，將會對台灣「施用」。

• 中共利用香港地位動搖台灣邦交國，並與台灣斷交。中共趁香港回歸中國之際，對台灣友邦駐香港領事機構加以刁難，並促與台斷交，包括南非、巴拿馬、賽內加爾、聖克里斯多福因九七大限對台邦交動搖，目前南非已斷交、巴拿馬可能繼南非之後，改變對台承認。而已經有尼加拉瓜等七國被迫關閉其駐香港之領事館。

• 香港特區政府將配合中共「一國兩制」旋律起舞，在國際場合上，與中共唱雙簧，聯手打擊台灣，「推銷香港的經驗適合台灣」。最近的ＡＰＥＣ會議與加入ＷＴＯ過程中，都可以發現香港在中共操控下「扯台灣後腿」，未來台灣走向比香港高一層級國際舞台，香港特區政府的阻礙不可不慎。

貳、我們的主張：

　面對現階段國際局勢與兩岸關係，對台灣的生存發展而言，歷史的選擇與時間的考量十分重要，當形勢不利於台灣時，最低限度要追求維持現狀。在形勢有利於台灣時，要追求國家自主性的極大化。

　二、 加強與美國日本維繫良好關係：

　台灣一方面可以對每日安保體系有所期待，一旦台海有事，中共無理的以武力犯台時，依台灣關係法規定，美國必須予以協助。而美國一旦與亞太地區動武，根據美日安保體系，亦須日本的奧援，在戰略上，維繫與美日的良好關係當有利於台灣的生存與發展。

　三、 推動國際社區「禍福互倚，相互依存與合作性安全」：

　現階段台灣擁有主動的國際空間相當有限，我方應盡可能參加國際組織，加強對外援助，使世人了解台灣的選擇，係站在愛好世界和平的一端。

　四、 注意中共以「經濟換外交」策略：

　應密切注意近期來中共利用大陸日益成長的經濟實力（包括內需市場），以經濟利益換取外交籌碼，並運用香港回歸中國以為經濟脅迫，以經貿籌碼作為打擊我務實外交的新利器。民進黨應定期公布中共對我國家安全與國家利益具體侵害與不友好措施，以提醒國人的注意與關切。

　五、 破解香港「一國兩制」垂範效應：

　因應九七後中共對香港模式的國際宣傳，政府加強國際宣傳「一國兩制」不適用於台灣的理由，詳列台灣的民主自由與人權等，為香港異國兩制所不能比擬，防止香港一國兩制在國際上的效應對台灣所可能產生的不利影響。

兩岸談判與互動

壹、我們的認知

一、兩岸事務性與政治性談判的意含

　政治性談判乃是相對於事務性、功能性、或經濟性（商業性）談判之謂。例如白魯恂（Lucian W.Pye）所介紹有關中共官方或公司與美國商人之談判﹐就是商業談判而非政治性談判。至於中共與美國就韓戰之停火協定、「大使級」會談、關係正常化之談判、或是南北韓間舉行總理級會談﹐均是政治性談判。換言之﹐換言之﹐兩岸之政治性談判所涉及的議題可能包括：領土統一、兩岸分立分治或相互隸屬、和平與戰爭、相互外交承認﹐或雙方外交合作等問題。由兩岸過去所發表之談話加以分析﹐曾被提議過之政治談判議題包括：國家統一、兩岸共同參與聯合國及其他國際組織、簽署和平協定、及兩岸領導人戶方問題。

二、事務性協商的中止、政治性談判的醞釀

　協商中止以來﹐中共透過各種管道表達其對事務性協商興趣以不大﹐中共目前的態度是要將談判議題從事務性提升至政治性﹐並不斷放話在要台灣在「一個中國」原則下﹐兩岸進行政治談判。1996年5月李登輝總統就職總統後﹐台灣方面也傳達希望結束兩岸敵對、簽署和平協定﹐並願意在「不預設前提下進行政治協商」。但政治性協商議題﹐中共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強調國際上中國只有一個﹐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份﹐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代表全中國唯一合法政府）﹐使兩岸可能的政治性議題協商﹐再陷入僵局。

　中共現階段堅持﹐兩岸協商不能停留再白手套、事務性的階段﹐兩岸恢復協商必須維護在「一個中國」原則的架構下﹐過去辜汪會談﹐可採「一個中國﹐各自表述」﹐乃是指事務性協商﹐日後兩岸要談的是政治性議題﹐而政治性議題不可能有對「一個中國」原則有各自表述的空間﹐或迴避掉「一個中國」的原則及內涵。

　1997年7月來至今﹐兩岸氣氛明顯得較二年前為「溫暖」許多﹐中國的強硬態度「柔軟」了點﹐為1998年可能展開的兩岸協商﹐創造良好氣氛。可能的理由如下：

• 對台工作領導幹部換一批較為務實﹐較少意識形態堅持﹐這是兩岸氣氛回溫的主因之一。

• 中國收回香港主權﹐中共順利召開十五大﹐權力鞏固部署完成﹐大陸對台政策較為可能採寬鬆政策。檢諸歷年來當大陸外交政策有重大成就與內部權力穩定時﹐其對台政策就會有所寬鬆。如一九五五年萬隆會議﹐一九七一年中國參加聯合國﹐一九七九年中國與美國建交﹐一九八四年大陸與英國就香港問題達成協議。一九九七年收回香港主權後﹐兩岸關係和緩（李登輝訪中南美﹐中共很低調﹐企圖打和平球）一九九八年初「江八點」發佈三週年﹐中共應該會採取新一波的統戰攻勢。

• 中共與美國、俄羅斯達成「戰略性夥伴關係」﹐國際間促談壓力提高﹐為「恢復兩岸協商」增溫。

三、台海兩岸談判的特質

　涉及主權議題談判的零和特質：台海兩岸重新啟開的談判﹐若是涉及主權問題時﹐最後可能涉及其中一造主權地位之消失﹐頗符合零和談判中一造之得即另一造之失的特質。

　不對稱的談判結構特質：就台海兩岸綜合國力比較﹐在整體結構力量上﹐中共所管轄人口是台灣的二百多倍﹐人口是台灣的六十倍﹐國民生產毛額與對外貿易額均超過台灣﹐軍事力量也是明顯優於台灣。因此就整體結構力量而言﹐台海進行的是一種不對稱的談判﹐這種特質也導致過去兩岸兩會事務性協商一直無法有效突破﹐因為無論對遣返偷渡客、海上漁事糾紛、共同打擊犯罪、或是台商保障協定﹐均是台灣有求於大陸﹐對大陸而言﹐事務性議題並不迫切需要解決。

　此外﹐台灣對大陸之經濟依賴不斷提高﹐中共深深了解台灣之政治社會結構下﹐台灣會在各種利益團體的壓力下﹐被迫不斷放寬兩岸互動之種種限制﹐加上香港回歸中國、兩岸加入WTO等客觀因素的推移﹐並不需要中共在談判桌上費力氣﹐台灣就會自己讓步﹐如「三通」問題﹐目前台灣有許多人比中共還要熱中﹐就是明顯的例子。既然事務性談判是台灣有求於中國者居多﹐而且對中共有利的經濟性議題﹐甚至不用談判﹐就能使台灣讓步﹐中國當然不需要再予台灣進行事務行協商﹐中共因李登輝訪美﹐而片面終止兩岸事務性談判之決定﹐就不足為奇了。

　兩面作戰的談判特質：一方面要與對手折衝，另方面在於如何應付國內不同的利益團體、官僚體系、與相互競爭的政治人物。這種「兩面作戰」的困境在台灣尤為明顯，使得過去台灣在與中共接觸協商時時常處於劣勢。因為台灣內部有統獨爭議，對中國互動交流的速度與深度，主要政黨存有極大之爭議，加上台灣是一個開放的民主社會，媒體自主性相當高，要在國內凝聚共識達成協議並不比與中共談判來得容易；相對於中共是一威權政體，對台工作口徑一致，並可掌握媒體成為談判的工具，將使得台灣對中共協商（尤其政治性議題）倍感艱辛。

四、中共對台談判策略分析

• 先確定原則：中共在談判初始階段，總是堅持一些原則，同時要對手認同這些原則。先確定原則是將中共定位為「善」的或正義的一方，並可在談判細節時，由一般原則的遣詞用字迫使對方讓步。如白魯恂研究中共商業談判行為時，中共偏好簽訂一般原則的協定，然後在商談細節。如一九九五年日本與中共之漁業談判，中共就先提出「和平共存」及「平等互惠」原則，來解決漁業問題。中共堅持「一個中國」原則下，進行政治性談判也是如此。

• 高度的耐心：中共談判以耐心聞名全球，常常一付談判破裂破裂也並無所失的態度，等待時機成熟時。有時中共會遲遲不回應對手的詢求，以消磨對手之耐心。

• 利用對手內部的矛盾：利用對手論點的矛盾處，來強化自己的立場，或是利用對手陣營人事上的矛盾，來削弱對方的氣勢。以中共利用台灣內部的矛盾而言，一部份是來自不同黨派、及不同族群間對中國政策的矛盾，另一方面來自各種利益團體與政府間對中國政策之不同看法，這些矛盾讓中共有機可趁。中共「以商圍政、以民逼官」的策略，就是運用台灣內部的矛盾。

• 製造有利的談判氣氛：中共善於利用媒體在國內外塑造有利於中共之談判氣氛，包括向對方傳遞談判意圖、製造心理影響。如海基會與海協會第五次協商正逢發生「千島湖」事件，中共為扭轉不利談判氣氛，發動媒體以感性的文字，責怪台灣在颱風來襲時，不讓大陸漁工入港避風，造成十二位漁工遇難之不幸事件，以爭取談判時的轉守為攻。

• 高唱民族主義與爭取民意：中共利用民族主義來凝聚國內民心，爭取對手民意支持，這點在香港政權轉移過程中運用得最為明顯，凡是支持「一國兩制」的都劃為「愛國人士」，對反對中國政策的，都打為漢奸、洋奴、叛徒、歷史罪人，同時加強對社會各階層進行籠絡工作。對台海兩岸，中共目前就是高舉民族主義，不斷希望台灣當局與人民「以民族大義為重，**及早在一個中國原則下結束兩岸敵對狀態，或是就兩岸共同關切的其他政治議題*.進行接觸商談」。此外，中共除了加強對台商施以民族主義號召，擴大爭取民意工作，「將深入台灣中南部、民選領袖；加強對台灣新聞媒體與文化工作者進行拉攏。」

貳、我們的主張

一、事務性議題優先進行「談判」

二、政治性議題盡快建立機制展開「對話」

　在真正進入正式談判之前，我們認為兩岸應儘早建立機制展開對話，因為目前雙方政治認知南轅北轍，直接進入「政治談判」勢必朝零和談判格局發展，既無建設性，又容易引發兩岸緊張關係，即干擾事務性談判，又帶來亞太局勢不安，因此我們反對「休克式的政治談判」，這對台海兩岸關係良性互動，以及世界和平繁榮沒有貢獻。我們主張建立「對話機制」，在進入正式談判之前，與中國展開多渠道多層次的大規模對話。目的在於：

• 培養政治信任感

• 正確理解彼此立場

• 交流政治發展經驗

• 累積政治談判共識

　而「對話」，不需要達成任何結論，也不一定要被設定為談判前的預備性磋商，更沒有時間表。「對話」的功能在於「能適度地降低雙方因認知錯誤而產生的敵意」，為兩岸開展的談判提供正確訊息來源的管道，營造良好氣氛，創造兩岸良性互動。「對話」的內容可以無所不包，雙方可以發揮想像力和創造力，齊心協力化解兩岸爭議，爭取雙贏。「對話」的對象，只要在對等原則下，政府官員、民間團體都可以積極參與，貢獻心力。

　在「對話機制」設立，我們主張在「對等、互惠」原則下，儘早與中國達成下列共識和作法，展開有建設性、開創性、前瞻性的「對話」：

• 建立「兩岸政治對話論壇」

• 成立「兩岸政治對話代表處」

• 設立「兩岸政治認知清單」定期交換制度

兩岸經貿往來

壹、我們的認知

一、中台經貿往來絕非單純的「經濟問題」

　經貿確實是一種武器，在這個國際經濟互賴程度愈加緊密的世界中，它甚至是一種比軍事、外交、文化與意識型態宰制更有力的武器。鑑於國際社會的無政府性質，即使是一般正常往來的國家，也必須體認「經濟的就是政治的」這句話的真理。對互相敵對的國家來說更是如此。

　中台經貿便是一個不可能單純「回歸經濟」來處理的問題。本質上，中台經貿往來不但是兩個敵對國家的往來，而且是極有可能發生戰爭的兩個國家間的往來，它從本質上來說就不可能是單純的「經濟問題」。確實，根據國際貿易的「比較利益原則」，中台之間的確存在著非政治面的「利基」，而商人或資本家便自然地根據這樣的原則行動。這似乎是純粹經濟的行為，然而在經濟行為表象的背後，我們也到處可見雙方政府利用經貿往來做為達成自己政治目的的工具。特別是對中國來說，從經濟上整合台灣而為進一步政治整合創造前提，乃是遠比經貿利益更重要的目標。這也是為什麼中國自一九七八年以來，即不顧對台貿易逆差的持續擴大，而對台灣廠商在貿易和投資方面給予一連串優惠措施的原因。

　「政治目的高於經貿利益」、「經貿交流為政治目的服務」，乃是中共對中台經貿往來的基本態度。對於這一點，中共向來直言不諱，例如：

• 一九七九年五月八日，中共「對外貿易部」對內所頒布的「關於開展對台灣地區貿易的暫行規定」裡，開宗明義便指出：「我對台灣貿易是台灣回歸祖國過渡期間的一種特殊形勢的貿易，是為了促進大陸和台灣地區的經濟聯繫，團結爭取台灣工商界人士，為祖國統一創造條件」。

• 中共國台辦主任丁關根在一九九○年表示：「要密切把兩岸經貿關係提高到戰略地位。....在目前的形勢下，發展兩岸關係在一定意義上，對促進祖國和平統一具有決定性的作用」。

二、中共對台經略的模式－「經濟吸納政治」

　相對的，中共積極透經濟吸納，加速兩岸經濟整合，使台灣經濟依賴大陸程度加深，遂行其「以商圍政」、「以經濟促政治」目的。在香港政權轉移的政經發展經驗中來看，中共利用改革開放之際，對香港進行經濟吸納，促使中港兩地的產業密切依存、貿易嚴重依賴、再加上香港中資機構的影響力，香港經濟被整合為中國經濟體的一部份，替中共打下香港主權轉移的經濟基礎。

　中共對台經貿政策原本就是其對台政策的一環，兩岸經貿交流涉及層面並非單純的經濟問題而是具有鮮明的政治意圖，以及高度的統戰策略運用，這些策略包括：

• 培養利益團體，以經濟促政治：

  　基本上中共現階段是擴大對台資吸引，強化對台商的經濟整合，以促進大陸的經濟發展，在統戰意涵上，利用當時政府與廠商之間的矛盾（政府強調安全為先、廠商則以利益掛帥），積極爭取聯合台商，分化台灣官民之間的向心力。

  　在具體的作法上，提供台商一系列的經濟優惠措施，以及各種行政上的方便與協助，市場的特許等，並宣傳強調語言、風俗、習慣差異小是台商進行投資的良好條件，藉此培養利益團體與外圍組織，為中共經貿統戰工作服務，以遂行其「以商圍政」、「以商促政」的統戰策略。既然中共賦予兩岸經貿交流高度的政治任務，自然不同於一般的國際經貿活動，使得台灣與大陸的經貿交流存在著較高的政治風險。

  　根據陸委會調查資料顯示，投資大陸的台商多數傾向支持「三通」，而且前往大陸投資時間越長者，在態度上越傾向支持中共政策。另外在每年美國是否給予中共最惠國待遇的問題上，據了解，台商也曾組團赴美遊說。證明中共對台經濟統戰工作，確已收到成效。

• 容忍鉅額逆差、累積制裁能力：

  　根據陸委會估計數據顯示，以1996年為例，台灣經香港對大陸的貿易順差額高達176億美金。如在正常貿易伙伴中出現這種現象，大陸當局理應當向台灣當局提出抗議，要求平衡逆差，或採取貿易報復手段與貿易摩擦 。然而中共卻繼續提供台商優惠政策。其原因，除了就國際收支，中共認為扣除台商到大陸投資資金、台灣民眾赴大陸探親旅遊所攜入經費，總算下來不那麼嚴重外，最主要的因素在於中共認為，台灣享有的順差越大也就代表台灣對大陸市場的依賴越高，但大陸對台灣的依賴度，因其整體經濟規模較大，即使比例上升，對其經濟影響不至過大，而且大陸轉口輸入之台灣商品不難自其他地區取得。

  　依據陸委會公佈的數據顯示，1996年兩岸間接貿易總額已占我國對外貿易總額的10.95％，如就出口與進口分別計算，台灣對大陸出口貿易依賴度是17.87％（若再加上香港則高達23％），進口依賴度為3.25％，大陸已成為台灣第三位貿易對象，僅次於美日。

  　根據世界各國進行貿易戰的經驗顯示，甲國對乙國出口一旦超過總出口額的百分之十，若乙國採取經濟制裁，則對甲國之經濟將產生衝擊，但若達到百分之二十，乙國則有施加重大經濟制裁的能力。目前台灣對大陸出口總額已佔總出口額的17.87％（若再加上香港則高達23％），同時仍有上升趨勢，將增大中共對我經濟制裁的能力與可能性。

  　為了避免台灣最終從中國大陸分離而去，中共將繼續加強利用兩岸經貿交流，擴大台灣對大陸的經濟依賴程度終至難以分捨，如同香港一樣，將台灣變成中國經濟的一部份，未來「成為政治的一部份」將水到渠來。

貳、我們的主張

　我們認為台灣產業自主性將與國家自主性有相互因果的正相關性。正因為如此，兩岸經貿往來的因應之道在於：

一、強化台灣產業的自主性

　在企業利潤與國家安全必須同時兼顧，企業家與財經官員應積極激發開創新觀念、研發新產品，開發新市場，讓台灣的市場位置與競爭能力，往「中心」的位階躍升，並拉大台灣與大陸經濟的市場區隔，使台資企業在大陸市場投資的部門加以「邊陲化」。在推動台灣產業升級的同時，應致力於將台灣企業「國際化」，以抗衡「大陸化」。

　要避免台灣大企業陷入中共經濟吸納的圈套，記取香港回歸中國的殷鑑，中共處理香港問題大致上就是收買了前七大資本家，中下階層幾乎沒有置喙餘地，只能坐看社會貧富日益懸殊，而中共與香港資本家們攜手完成的香港基本法，連勞工權益保障條款都付之闕如，台灣應防止落入香港後塵。

　台灣內部的建設與投資遠比對外投資更需要關注，西方經濟先進國家的經驗說明：「經濟體質的壯大與擴張最重要關鍵秘訣，不在於它如何去剝削邊陲地區的經濟資源，更重要它自身的經濟體質如何圓滿地成長以及紮實地伸根，有了完備的內部結構後，那些外來的資源才能有效的被利用與轉化」。

二、對「高、基、大」投資案要有台灣利益優先觀念

三、對兩岸直接來往仍需作必要的限制

　必須進一步指出，所謂「直接通航以節省運輸成本」的迫切性其實並不存在，目前兩岸貨物之所以大部份經香港轉口，除了政治性的限外，中國大陸本身港口條件的限制也是重大因素。中國大陸除了青島、大連兩港外，其餘各港口水深皆不超過十二公尺，而中運量的3000TEU貨櫃船，也需水深十三公尺以上。也因此，美國與中國大陸之間雖然不存在政治性的限制，但是美國對中國出口的貨物也有%73需從香港轉口（一九九六年），日本也有50%，因此直航的利益並不像一般人所想的那麼大。當然，對從事兩岸貨運的船運公司來說，直航的利益是很可觀，但從整個國家對外貿易的通路來說，直航並沒有太大的利益。

四、「拉出大陸」取代「深入中國」的國際化策略

　新的「國際化中國」的戰略，是利用中共想要卻又不敢走出國門的矛盾情結，中共雖然喊了近二十年的改革開放，但它的國家政經發展路線一直難以擺脫內向集中的規律。這種規律的弱點在於其外向的國際化能力與經驗貧乏不堪，於是納入國際化的軌道工作一旦完成，必然對其內向集中的規律造成很大的衝擊，同時，其稚嫩的國際化經驗以及國民對中共政權的信心不足，將是中國發生驚人之變化。

　從發展大格局來看，基於台灣的生存發展，無論與大陸進行何種程度的通商、通航以及協商接觸，務必緊守著「國際化中國大陸」的戰略構想，避免走「深入大陸」的路線，以免陷入泥沼而無法自拔，台灣與中國是以小搏大，深入中國的看法過於天真，都有難以挽回的危機。

　台灣資本深入中國或開放中資進入台灣都有高風險的情況下，政府可以透過在海外成立工業區，將大陸的資金與人才加以誘出而又有效利用，並可在藉由此一資金與人才通道，將支配的機制延伸至大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