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濁水
| 前 言 |
| 美國或國際社會逼迫台灣上談判桌，台灣非談不可？ |
| 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已經轉變？ |
| 美、中建立「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對台灣安全是否有影響？ |
| 「三通」是最佳談判議題？ |
| 台灣能夠用經貿手段降低中國對台灣的敵意與主權主張嗎？ |
| 「大膽西進」與中資來台沒有風險？ |
| 直接通航與通商有急迫性嗎？ |
| 在國際壓力下，民進黨不需要再談台獨？ |
| 結 論 |
前言為了清晰地釐清問題的本質，突顯黨內中國政策的各項爭議點，本文採用了「Q&A」（問題與回答）的寫作方式。在Q的部份，羅列了與本文相對的各項意見，而本文的回答則呈現在A的部份。 由於與本文相對的意見主要來自許信良主席，為了方便討起見，本文在許多地方引用了許主席及其主要幕僚的言論，並盡量不對原意作扭曲的詮釋。
Q1：美國或國際社會逼迫台灣上談判桌，台灣非談不可？「台灣與中共的問題，不是單獨的問題，而是國際社會的一環，國際社會不會允許中共以武力解決台灣問題，但也會要求雙方儘快談判解決，如果台灣仍然繼續迴避，將不會得到國際社會的諒解」
A：這種說法是對美國態度的誤解。由美國國防部副部長坎培爾的發言(1997.12.17中時)，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美國的態度。坎培爾明確表達了下面三點：
如果台灣誤解了國際社會的關切，真的把與中共談判並談出結果當成國際社會的壓力，不但不為美國或國際社會所樂見，更與其維持現狀的利益背道而馳。例如，聯合報社曾在柯江會談後表示：「柯江會談之後的台灣問題進入了一個沒有第四公報的第四公報時代」，表示美國將對台灣施加更多壓力，但坎培爾直言：「我不知道這是從何而來，但這是完全錯誤的。.....我認為上述台北有那種報導或是評估是不正確、也是危險的」。 根據以上的分析，我們不認為美國或國際社會有逼迫台灣上談判桌的壓力，也不認為台灣有非談不可的迫切性。
Q2：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已經轉變？「從近幾年的發展來看，以及中共與美國的接觸方向來看，『一個中國』不但即將成為國際社會的『立場』，更可能逐步成為『政策』，因此在此議題上，台灣相當不利。事實上，這次我到美國，美方也表示『希望你們能談判，愈快愈好』。當談判的壓力已經形成國際輿論時，台灣能不接受嗎？」
A：這種說法有待商榷。首先，所謂「一個中國」已逐漸從美國的「立場」轉變為「政策」，這句話令人相當費解。「一個中國」早就是美國的「政策」(one China policy)，而且行之多年，並無所謂從「立場」轉變為「政策」的問題。如果我們不強求用語的精確程度，則這句話的意思也許是：美國對「一個中國」的支持已從消極轉為積極，並實際從事各項「促統」的工作，更具體的說，就是逼迫台灣上談判桌。然而我們看不出這樣的變化正在發生。長久以來，美國的「一個中國」一直是：
美方的「一個中國政策」上並未轉變的另一個證據，是柯林頓在中共多方要求下，依然堅持使用「一個中國政策」而非「一個中國原則」(one China principle)。「政策」與「原則」聽來差異不大，但在中共的外交辭令中，「原則」卻是比「政策」更高階、更堅定的用語，因此中共在要求各國支持「一個中國」時，向來皆要求使用「原則」一詞。美方堅持使用「政策」，不但顯示美方與中共的外交角力中實已到了輜銖必較的地步，也顯示美方小心翼翼地不讓中共有機會把美方的詞彙解釋為「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的鬆動。 最後，我們必須指出，維持台海和平的現狀(status quo)向來是美國明言的利益之所在，為了維持這項利益，美國沒有理由放棄已行之有年的一個中國政策，也沒有有理由尋求台灣問題的最終解決。根據某種說法，在冷戰結束後，美國為了要拉攏中國進入「國際政治的新秩序」，使中國提高了對美國的影響力，並透過華盛頓對台施加談判的壓力（「進入國際的政治新秩序後，中共雖然接受美國國加入國際新秩序的要求，但也相對要求美國加強對台灣影響力，中共已經學習到不可能以武力解決台灣問題，透過華盛頓方面解決台灣問題，要求台灣進行談判，是最快的途徑」，然而我們卻必須指出，即使是在美國大打「中國牌」(China card)，中共成為抗蘇盟友而對美國具有絕大影響力時，美國都沒有「要求台灣進行談判」，也沒有打破台海現狀或放任台海現狀被打破的意願。無論現在的美國對中共有多迫切的需求，無論中共可能對美國產生多大的影響，這種需求和影響都不會大過聯中制蘇時期，如果中共在那個時候都不能成功地使美國改變立場，那麼在冷戰結束、共同敵人消失後，美、中之間潛在矛盾日益成為雙方心中的隱憂的現在，美國就更沒有理由急著解決台灣問題了。 在一九七二年以後的冷戰後半段，台灣曾經經過一段最岌岌可危的時期。不過，在中共對美國的戰略價值已大不如前、中美之間存在潛在矛盾的情況下，台灣的地位比「八一七公報」時應該是提昇而不是下降。美國對台出售新戰機(1992)、擴大美日安保防禦範圍(1997)，都是台灣戰略地位獲得重視的明證，過去美國為了聯中制蘇而犧牲台灣利益的作法不太可能重現。誠如坎培爾所表示：「總之我們對台灣之承諾如此重要，特別是因為過去美中之間的對談，不可否認的曾經以台灣作為犧牲代價（指八一七公報），我們了解那情況。如今，這是一個新的階段了，美中之間進行對談是不能再與我們必須維持和平與穩定的國家利益或是我們與台灣之間的關係相牴觸了」。
Q3：美、中建立「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並從事軍事交流與互訪，對台灣安全是否有影響？A：是有影響，但卻是正面與反面兼具。之所以是正面的，是因為「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表示美、中雙方有化解歧見、避免不必要誤會的共同願望，也表示雙方將建立一個健全的、公開的、透明的溝通機制，這不但對美、中雙方有利，對所有亞太地區的國家也都有利，台灣自然也不例外。不過，美、中關係的改善對台灣安全的重要性又比其他國家大得多。我們認為，中共對台灣的態度主要是依據美中關係而定的－當中共對美國猜疑與不信任時，感到自身安全受到威脅時，中共的對台政策就會轉為激烈。反之，當中共對國際環境有信心時，其對台政策便會趨於溫和。一九五八年的金門炮戰及一九九六年的台海導彈危機，一大部份便是出於中共的疑懼。前者是因為中共感到蘇聯和美國有聯手壓制中國的意圖，後者則是自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以來，美國的「中國威脅論」高漲，讓中共感到被孤立、被「圍堵」的結果。有鑑於此，我們認為美、中雙方的和平共處對台灣安全有極佳的正面效果。反面的影響，是因為美國在與中國改善關係的同時，也不可避免地要符合中國的某些願望。台海穩定是美國最表關切的利益，因此，美國便必須對台灣主權地位的要求稍作壓抑，以避免破壞穩定的不可測因素。也因此，美國才會傳達出「中國不動武，台灣不獨立，美國認可」的訊息。在不算短的時間裏，台灣對主權地位的要求可能會在美方的和平架構中受到一定的限制，這是我們不得不有的認知。 然而說到底，美、中之間的「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終究不是像「美日安保」那樣的「同盟關係」，終究不可能讓美、中形成美、日那緊密的夥伴。所謂「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基本上是兩個相互競爭的強權為了避免猜忌、減少摩擦、謀求和平共處的方法。很明顯，九一年蘇聯崩解之後，能在亞太地區與美國並列的國家只有逐漸浮現的強權中國，如何處理與中國的關係便成為美國亞太戰略的主軸。美國該如何面對中國？是威脅者還是夥伴？在冷戰結束之初，美國對這一點並無明確的看法。不過，攤在眼前的事實是，伴隨著經濟成長而興起的中國，必然欲對國際事務擁有更大的發言權。不管有無爭霸意圖，光是因為實力的增長，後進強權就會對原有強權的活動空間產生排擠作用。後進強權與原有強權衝突的必然性，早已是外交「現實主義」的規臬，以「現實主義」為思想主流的美國外交界自然不會不認識到這一點。從這一點出發，再證諸中國在南海經略的實際行動（一九八○年，中國轟炸機開始巡弋南海；一九八八年，中國在南沙群島永署礁建造永久觀測站，並與越南船隻發生衝突；一九八九年，中國在一九九五年更以武力奪回菲律賓的美濟礁），以及極力發展遠洋武力的「二階段海軍發展戰略」，無怪乎「中國威脅論」會逐漸在美國外交界漫延開來。 既然把中國視為可能的競爭對手，既然與中國有龐大的競爭可能性，所謂「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便不可能是同盟關係。許多跡象也表明，美國決策層對這個用語即使不是明言反對，至少也不甚積極。例如，一位直接參與美國和中共安全政策的國防部官員告訴國防新聞週刊說：「我們完全搞不懂這是什麼意思，而且國防部也不會用這個詞」；前東亞助理國務卿羅德也提到，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前國務卿克里斯多福應邀在上海旦大學演講，講稿原本是要用「戰略夥伴關係」，但實際演說時卻改成「合作關係」，羅德的解釋是：「夥伴可以代表一種聯盟....我們不希望過度使用這個詞，它應該要保留給朋友之間」。此外，使用「戰略夥伴關係」也具有危險性，因為它通常代表著兩國之間有平行的軍事政策，但這在美國和中共之間並不存在(97.11.11中時報導)。九八年一月，美國國防部長科恩訪中時發表演講表示，美國希望以「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把中國拉進國際的「多邊架構」中，但美國的亞太安全機制依然是以過去與各國的「雙邊關係」為主軸（即與日本、韓國、菲律賓、紐、澳等國的安全協定）、美國的軍事力量也依然會在亞洲扮演重要的安定力量。 根據以上的分析，我們對「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雖然關切，卻也無也無需把美中關係的改善視為另一個「八一七公報」的開始。我們歡迎這種改善，這種改善對台灣安全具有正面意義。
Q4：「三通」是最佳談判議題？「台灣所主張的『事務性談判』，中共根本不接受；而台灣又不能拒絕國際社會談判的要求，因此必須就自己有利的議題進行談判*.三通對台灣有利，如果台灣要求就三通議題談判，中共不肯，國際社會也會支持我們。」「政府以恢復事務性協商一再拖延，但這理由太瑣碎、低層次，無法說服國際接受，台灣不想被迫解決，最好提出具有說服力的議題；從過去台灣對美務實外交的經驗，從經貿關係入切入，是最好的策略，對中共提出三通談判，不僅可博取國際認同，也有利推展兩岸經貿關係，把握台灣的競爭優勢。」
A：我們不贊同這個論點。這個論點的推論方式是這樣的：
Q6：台灣能夠用經貿手段降低中國對台灣的敵意與主權主張嗎？在兩岸進行三通談判之前，台灣也可以仿效當年設立對美採購團的工作模式，設立對中國的採購團，建立互利互惠的經貿關係，北京就很難拒絕。因為中國的政經軍事體制結構特殊，中國每個權力單位，包括人民解放軍在內，其實都有企業集團，雙方實質的互利關係容易建立，「拿當年應付美國的那一套來應付中國，應該更容易一些」。不少大企業對中國大陸市場有野心，應讓企業主逐鹿中原，以集體力量影響中共政府﹔同時可讓中資進入台灣市場，用競爭將雙方利益交融相合，相互都有牽制； 「經略中國派，從國際體系和經貿互利出發，路線目標為互相牽制，認為擴大交流才能帶來安全保障」 A：這種說法是不週全的，而且是出於對國際政治、中共的思維方式及其政權統治型式的誤解。這樣的主張並不是新的，而是傳統的自由主義國際貿易理論。這種主張認為，貿易可以為雙方帶來創造利潤，增加彼此的依賴程度，從而增加和平共處的誘因。這種主張自亞當．斯密、康德以來，便被自由主義者視為減少戰爭的利器，但歷史上卻從來沒有因為貿易而減低敵意的例子，而反例卻不在少數。舉例而言，二十世紀初，德國和法國之間貿易額分別佔各自貿易比重的第二和第三位，然而兩個國家卻沒有因為貿易的好處而放棄戰爭；三○年代，日本與中國之間的貿易額分別佔各自貿易比重的第六和第二位，但日本的侵略野心卻沒有因此降低過一分一亳。更有說服力的是蘇聯和中共的例子。在五○和六○年代，蘇聯不但是中共最大對外貿易國，也是最大的投資國，但中共絲亳未曾降低與蘇聯鬥爭的決心，一九六九年的「珍寶島事件」甚至是中共自己發動的。或許互相貿易和交互投資真的可以降低敵意，但這必須以貿易雙方既有的關係為前提：如果雙方原本就不具敵意，甚且有戰略共生的互利關係，則貿易確實可以為雙方繼續和加強來往創造有利的條件，雙方也願意以和平的方式來解決貿易摩擦和「不均衡依賴」的問題，美國和日本、美國和台灣的關係即為其例。反之，如果雙方原本就有潛在的敵意，則雙方對「不均衡依賴」的問題就會變得非常敏感，細微的貿易摩擦可能成為擴大衝突的導火線。 因此，我們不認為經貿交流是解決問題的萬靈丹，我們也不認為經貿往來可以降低中共對台灣的敵意。這是基於下列幾個理由：
總之，我們既不認同經貿會自動降低敵意的說法，也不認同「買通論」的說法，更不認為台灣有能力「經略中國」。我們也懷疑這類說法是否是真心誠意。以美國之強，其「和平演變」計畫至今依然是「只能做，不能說」，而台灣卻高喊「買通論」和「經略論」，這即使不是不可思議的，也是令人難以理解的。
Q7：「大膽西進」與中資來台沒有風險？在國際新秩序下，台灣不必擔心中國會武力攻打台灣，應積極與中國開展三通談判，前進大陸市場，運用台灣競爭中國市場的優勢，作為台灣在全球的競爭戰略.....台灣根本不必擔心中共武力犯台，反而應思考的是台灣的經濟競爭力；「世界經濟新秩序既不允許片面訴諸武力解決爭端，台灣只要審慎自處，就無須擔憂中共的武力犯台。因此台灣當務之急，並不是如何『在政治上走出去』，而是如何『在經貿上引進來』，使台灣成為全世界與中國經濟接榫的樞紐」；台灣和香港不一樣，不會出現親中商人，......為什麼有一些人認為台商去大陸投資後，會成為大陸的俘虜，然後又反對讓中資來台投資以成為台灣的俘虜？*..我們應該要有信心，因為「台灣人比中國人會做生意」，在這種情況下，讓中資來台有什麼關係呢？ 「台商固然可能為了賺錢向政府施壓，但是否敢冒大不諱，充當中國說客危台灣主權和安全，實在不無疑問。以九六年台海危機為例，不少台商即主動向中國官員提出抗議，顯示台商仍然心懷台灣。即使有極少數親中派，台灣身處危機社會，也不可能受騙」 A：這些說法可能有自相矛盾之處，風險也可能過高。自相矛盾，是因為前面一直在用「壓力」來解釋台灣為什麼非與中共談判不可，現在為了解消大家對安全的疑慮，又忽然宣稱「壓力」不存在。我們很可以懷疑，既然台灣「根本不必擔心中共武力犯台」，那麼美國或國際社會對台灣施壓的憑藉又來自哪裏呢？台灣之所以擔心美國的態度，正是因為中共武力犯台的威脅一直存在，如果這個問題「根本不必擔心」，那麼又何必急於與中共展開談判呢？當想要談判時，就認為台灣的處境是悲觀的，當想要「大膽西進」時，又忽然樂觀起來，訴諸「國際新秩序」來說明「根本不必擔心中共武力犯台」，這確實令人感到困惑。「大膽西進」或中資來台沒有風險？這種說法可能太過冒險。理由如下：
「政治目的高於經貿利益」、「經貿交流為政治目的服務」，乃是中共對中台經貿往來的基本態度。中共的言論曾多次透露這一點：
Q8：直接通航與通商有急迫性嗎？A：我們認為這種急迫性並不存在。正如我們一再指出的，台灣和中國並不是正常交往的國家，雙方仍然有潛在的敵對意識。目前台灣對中國市場的利用率已經是世界第一，這在兩個敵對國家之間是很不尋常的現象。在目前限制直接往來的情況下已經如此，則一旦完全開放，將造成台灣進一步被整合進中國市場，後果極為嚴重。準此，我們認為目前的限制措施沒有廢除的必要。我們認為，目前的限制措施雖然提高了雙方往來的成本，但並沒有阻斷雙方的互動。由兩岸來往熱絡的程度可以看出，目前其實並不存在非直接來往不可的必要性。 必須進一步指出，所謂「直接通航以節省運輸成本」的迫切性其實並不存在，目前兩岸貨物之所以大部份經香港轉口，除了政治性的限外，中國大陸本身港口條件的限制也是重大因素。中國大陸除了青島、大連兩港外，其餘各港口水深皆不超過十二公尺，而中運量的3000TEU貨櫃船，也需水深十三公尺以上。也因此，美國與中國大陸之間雖然不存在政治性的限制，但是美國對中國出口的貨物也有73%需從香港轉口（一九九六年），日本也有50%，因此直航的利益並不像一般人所想的那麼大。當然，對從事兩岸貨運的船運公司來說，直航的利潤是很可觀，但從整個國家對外貿易的通路來說，直航並沒有太大的利益。
Q9：在國際壓力下，民進黨不需要再談台獨？A：這句話只對了一半。確實，我們認為台灣的主權早已獨立，所以不必也不需要宣布獨立，然而，我們更堅持「主權早已獨立，建國尚未成功」的看法。之所以說「建國尚未成功」，是因為三方面的原因：
基於以上三點，我們認為完整的建國運動尚未充份實現。我們需要：
以上三項工作都是長期的、艱困的，但也都是不可或缺。於是，我們不但不認為民進黨在台獨道路上已經「無事可做」，我們還進一步認為，在當前的兩岸形勢中，民進黨對這些工作責無旁貸，因為：
明乎此，我們便不能贊同民進黨不必談台獨的說法，也不贊成一味地注重與中共週旋，而忽略本身條件的建構與厚植。在台灣，民進黨是唯一有意願（相對於國民黨與新黨）、有能力（相對於建國黨）負起這些責任的政黨，民進黨的退卻將造成台灣整體的退卻。這是民進黨對自己應有的警惕，也是對台灣人民負責的作法。
結論建構健康、廣泛、平等、健康、漸進的台、中雙邊關係總結來說，現階段的中國政策應該把握「健康、廣泛、平等、漸進」三大原則。
在互信感充份建立之前，雙邊的交往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某些限制，雙方的共同利益也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某種程度的磔傷。然而為了長遠的互利互惠，以漸進的方式來建構廣泛、平等的台、中雙邊關係可能是較為明智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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