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進黨中國政策研討書面報告

壹、國內四黨對於兩岸關係立場之比較

　目前國內四黨對兩岸關係的探討，經常可見「理想」與「現狀」不分的情況，宛如雞同鴨講。基於此，本人的中國政策，開宗明義就提出國內四黨對於兩岸關係立場的比較分析，如下表所示：

註 釋

　因係對未來之主張，各黨可各自表述，並可闡述利弊，以爭取人民認同，這部分無法也毋須急於整合。如中國亦願自我矮化為「政治實體」，我們自可勉為接受。

　即新黨之所謂「內政優先」，並多方反對「務實外交」及反對把「重返聯合國 」列為優先。

　在未制憲或大幅修憲之前，使用「台灣」一辭，略有違「憲」之嫌，亦難為新黨所接受，但比較符合國際認知，不致混淆國際視聽。

　李登輝最近對華盛頓郵報及倫敦泰晤士報之言論所引起的事後補正即為一例。「中華民國」與「台灣」應可交替使用，於不同場合採不同的選擇。體制外訴求 ，但大致符合國際現實。

　因為沒有國家，所以才要建國。否定自己國家的存在看似矮化自己，實係「置之死地而後生」。

一、從追求理想的角度，看四黨的中國政策

　從追求理想的角度來看，國內四個主要政黨的中國政策，有一個最大的共同處 ，那就是除建國黨外的三黨都同意台灣現階段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各黨之間的差異，主要在於其所認定的主權的依據有所不同，而且各黨所預設的與中國的終極關係，亦有親疏虛實之別。不過，這些都是屬於言論自由層次，各黨不妨各自表述，爭取國人的認同，對於各黨的歧異，我們無須也不可能強力整合。至於民進黨的台獨黨綱，原本就屬於理想追求的層次，當然不必作任何的修改。

二、從處理兩「岸」關係的角度，看四政黨的中國　　政策

　從處理兩「岸」岸關係的角度來看，四黨的中國政策基本上都主張雙方必須對等。但究竟是以「政治實體」互稱，或以「國家」相待，表面上看似分歧，其實問題不大，關鍵還是在於對方(中國)是否願意自我矮化為「政治實體」。此一對等原則是阻礙兩「岸」關係進展唯一且最重要的關卡，沒有一個政黨敢公然違背 ，對方亦不可能軟化，因此對於這一個問題，我們無須多加著墨。

　就事實層面來看，「三通」、「西進」是影響兩岸關係的實質內涵，對其幅度之大小與腳步之快慢，我們應加以「風險評估」後才能作出決定。這裡所稱的「風險」，可以分別歸類為經濟風險與政治風險。關於經濟風險，大致上屬於經濟專業領域，我們應該儘可能以自由經濟與市場法則，做理性的評估。比較麻煩的是政治風險，因為這部份是最難評估，也是最有爭議的，更可能是多數兩岸關係研討會的討論重點。所謂的政治風險，簡單的說，就是為達到「主權國家」之理想目標所可能發生的負面影響，比如說在心理層面上，可能造成國民內聚力的渙散，以及敵我意識的弱化；在經貿層面上，可能加速產業空洞化，經貿依存度增加，形成雙方國力之此消彼長；在國防層面上，將導致海峽戰略縱深縮減，以及國防門戶洞開；在國際層面上，會誤導國際社會對於台海問題內政化的認知。

三、從國際關係的角度，看國內四黨對於「現狀詮　　釋」之優劣

　就國際關係而言，國內四黨在文辭的表達和實際的心態上，都有不同的見解，我們可以從中比較其優劣，如下表所示：

圖例說明：
　　　　　　×表示否定，數目越多表示程度越強。
　　　　　　－表示中性，無正向或是負向之別。

　從上表可知，就「國際視聽」與「國際認知」兩項而言，民主進步黨的立場比國民黨及新黨優越。就「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接受度」而言，只要我們堅持「主權國家」的立場，則四政黨的主張同樣難為中國所接受，激怒對方的可能性亦然。但這兩項牽涉到我們的基本生存及尊嚴，且喜怒非操之於我，故可著力之處不多 。就「符合國內現行體制」而言，民主進步黨應戮力於改革體制，如修憲、公投、制憲等，而非改變自己以遷就體制，此為本黨過去也是未來主要的努力方向及著力點。當然，因時空變化、策略及步調容有不同，但正確性不容置疑。整體而言，各黨政策均劣多優少，這也凸顯出台灣的困境及解套策略之難求。

一、對「危機社會論」之質疑

　「危機社會論」的主要論點，係指稱台灣是一個危機社會，人民擔心台獨會導致中國武力侵犯，所以不放心讓民進黨來執政。此一論調最大的謬誤在於低估了台灣人民的勇氣與智慧。在上一次的總統選舉中，中共當局質疑李登輝的獨台傾向，因而刻意引發飛彈危機，然而這些飛彈不但沒把李登輝摧毀，反而把他射向得票的高峰。於是我們發現一個鐵律：「中共愈討厭、愈施壓脅迫的人，就愈容易高票當選」。既然如此，對於中共的挑釁，民進黨有何懼哉？

　從「危機社會論」衍生出來的另一個爭議是：民進黨應不應該要廢除台獨黨綱 ？基本上，本人認為台獨黨綱屬於目標層次，符合多數台灣人民願望，不需修正 。至於台獨可能引發的武力犯台問題，本黨應持如下之看法：

　　1.要求對方棄武是強人所難。
　　2.防止對方動武屬路線層次。

二、對「美國促談論」之質疑

　「美國促談論」的主要論點，係認為穿梭兩岸的美國訪問團，已經清楚的表達美國將積極介入兩岸之間的會談事宜。因此為了避免台灣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被迫上談判桌，也為了避免台灣被美國乃至於國際社會視為麻煩的製造者，我們應主動出擊，拿經濟性議題來和中國談判。這樣的推論以偏概全，因為美國所施加的壓力，不單只是我們來承受，中國亦有相對的談判壓力，既然兩方都有壓力，又何必擔心自己會成為麻煩的製造者？另外，裴利等人所傳達的用語上，是希望兩岸恢復協商(talk)或進行對話(dialogue)，而不是進行正式的談判(negotiation)，換言之，美國只是希望兩岸能藉由會談來緩解敵意，我們若曲解成美國強迫我們和中國進行政治性談判，豈不是杞人憂天？

　另外，美國的促談，顯示美國已預見民進黨短期執政的可能性，為了避免民進黨在執政後可能會有的大動作，美國乃搶先提出預警。就此而言，「美國促談論 」和前面的「危機社會論」，實有互相矛盾之處，因為前者預設民進黨很難執政 ，而後者則是以民進黨即將要執政作為論述之前提要件。

三、對「善意互動論」之質疑

　「善意互動論」的主要論點，係主張台灣應主動對中共表示善意，以換取中國的善意回應，兩岸藉由彼此善意的互動，緩和敵對的狀況。這種立論基本上已經不是單純的路線問題，它預設了統一的目標。對此，我們的反駁是：善意互動有一定的限度，一旦觸及彼此的底線時，先前的所有善意都將冰消瓦解。這裡所稱的底線，就是兩岸都不肯退讓的主權問題，兩岸的會談一旦觸及主權問題，就一定會觸礁。另外，我們也不能忽略善意背後的動機，就像某甲平時對某乙頻頻示好，充滿善意，有一天某甲向某乙借老婆去看電影，某乙基於善意互動而答應，但如果某甲又有進一步的過分要求，這就牽涉到主權的問題，某乙在盛怒之下翻臉拒絕了某甲的請求，事若至此，兩人先前的善意還有意義嗎？

　更重要的是，從東西德的經驗來看，主動表達善意的一方，應該是兩國之中的大國(西德)，而不是小國(東德)，這是因為大國可以打出的籌碼比小國多，其所處的國際地位也比小國高。1969年10月西德政府總理布朗德宣布放棄自1955年12月以來的「豪爾斯坦原則」(與東德有邦交的國家，西德拒絕與之建交)，並提出所謂的「布朗德主義」，聲明西德將承認東德為德國領土上第二個國家，並願意在對等的基礎上，與東德展開交流。由於西德政府跨出了善意的第一步，兩德才能開始正常的互動關係，以及後續的政治談判。由此可知，除非大國能主動表示善意與讓步，才能使小國心甘情願的登上談判桌。今天海峽兩岸，中國是大國，台灣是小國，中國之大於台灣，遠比西德之大於東德為甚，豈有小國向大國主動示好之理？

四、對「肥水外流論」之質疑

　「肥水外流論」的主要論點，係認為中國是世界未來的大市場，而台灣具有競爭中國市場的優勢，所謂肥水不落外人田，其他外商及各大跨國企業對中國投資相當積極，台灣若不積極搶進，商機稍縱即逝。這樣的立論完全是「在商言商」 ，論者忽略經濟利益與國家利益也會有相衝突的時候。如果我們的投資對象是一個與我友好的國家，那麼經濟利益就可以成功的轉換成國家利益；但如果我們的投資對象是一個充滿敵意的國家，那麼經濟利益就可能會妨礙到我們的國家利益 。對台灣而言，中國屬於後者，因此我們必須權衡經濟利益與國家利益的可能對立，將國家利益視為一種持續性的追尋，而經濟利益只是階段性的目標。

　從國家利益優先的角度出發，我們就可以發現「肥水外流論」的盲點，在於不了解台灣對中國投資的現況，已經超過風險分散的安全標準。

　根據經濟部最新發布的統計資料，1997年1至11月，我國對中國貿易總額突破兩百億美元，我國對中國的貿易順差也再度擴大，成為一百四十九億元。如果從近五年的投資總額來看，台灣對中國的投資，估計已達對外投資總額的40-60%。最令人擔憂的是，在中國投資的台商和外商有兩個很不一樣的地方，首先中國經常以給予台商法令政策外的特權，使台商必須仰其鼻息才能生存，但外商則不然 。另外，許多台商把中國視為主要且惟一的市場，而對外商而言，中國只是國際經濟體系中的一環，故其對中國市場的依賴程度遠小於台商。因此，在台商目前已經過度依賴中國的情形下，若毫不設防的開放對中貿易，豈不正中中國「以商圍政」的下懷？

五、對「經略中國論」之質疑

　「經略中國論」的主要論點，係主張台灣應以雄厚的經濟實力進軍中國，改造中國的經濟，從而使中國納入全球經濟體系，乃至於形成一個均衡穩定的安全結構，確保台灣的安全與利益。此一論調基本上過於「膨風」，太高估台灣的經濟與政治實力。我們只要拿西德企圖經略東德的慘痛經驗來對照，就可以知道此一論調之荒謬絕倫。西德在1990年10月統一了東德，在舉國歡騰的激情之後，統一後的德國卻遭逢前所未有的經濟危機。在政府財政方面，1990年德國聯邦政府貸款已由1989年的192億馬克，激增到467億馬克，到了1993年，更擴大到676億馬克。在金融方面，德國一直在通貨膨脹的壓力之下，而德國的消費者物價指數的年增率，在統一前和統一後有明顯的消長，在1989年以前都在2%以下，但1991年升至3.5%，到了1993年更高達4.1%。在就業方面，德國在統一初期尚能控制失業率，但自1993年起卻有增長的趨勢，至1997年已高達450萬人，11.8%的失業率，創歷史之新高，如下表所示：(單位：失業率，%)

　在經濟成長方面，由於德東地區的勞動生產力只有德西地區的三分之一，這使得德國的工業生產能力受到很大的影響，如下表所示：(單位：工業生產指數年增率，%)

　德國的經濟成長率，在統一之後出現遲緩的現象，在1991年的成長率還有4.5%，但至1992年只剩1.8%，1993年甚至出現-1.7%的負成長。整體而言，西德以大治小，想要經略東德，都會有如此的失敗經驗，更何況台灣欲以小國之力，經營大國之廣，其成敗自不待言。

六、對「中台聯手經營亞洲論」之質疑

　「中台聯手經營亞洲論」的主要論點，係主張在這一次的亞洲金融風暴後，台灣應與中國攜手合作，創造「金融共同體」，成立亞洲開發基金，建立亞洲共存共榮穩定合作的機制。如此一來，一方面可以重建亞洲經濟，另一方面則可以帶動兩岸和平。此一理論的最大破綻，在於高估台灣的金融實力，台灣的金融業本身就難以倖免於亞洲的金融風暴之中。舉例來說，就在不久前，穆迪投資服務公司即以亞洲金融危機和新台幣面臨貶值壓力，可能危及台灣銀行業為由，降低台灣銀行業(包括台灣銀行、華信銀行等十家銀行)的評等展望，從「穩定」降為「負面」。此一動作將會增加台灣銀行業對外借貸的成本，也會影響外國法人對台灣的投資意願。台灣的金融實力遭受打擊，足見台灣的經濟體質並不如想像中的健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