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民進黨中國政策研討會

新環境下台灣發展的機會與限制

中國政策研討會的書面意見

林哲夫、蔡明憲、蘇煥智

壹、後冷戰時期的亞太國際新秩序對台、中關係的影響
貳、台、中雙邊協商與互動關係的策略規劃
參、兩岸經貿關係發展與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的挑戰與因應對策
肆、結論:正確的評估下的政策設計

 作為規劃本黨對中國政策的一般性前提,三位作者一致認為:台灣應謀求與中 國建立「平等互惠、和平穩定、相互尊重與尊嚴」的關係,本黨政策規劃同志應 基於客觀的總體情勢,研判其對台、中關係的影響,審時度勢利用有助台灣獨立 發展之機會,轉化有礙於此之限制,在全球與亞太區域經濟與安全合作宏觀的視 野中,規劃本黨對中國的政策。

 在這樣的共識下,三位作者對於本次「中國政策研討會」中所設定之各項議題 的評估與政策主張如後:


壹、後冷戰時期的亞太國際新秩序對台、中關係的  影響

 在國際局勢方面,冷戰結束後,美蘇兩極體系轉變,美國在政治與軍事方面取得單一的超級強國地位,雖然其他國家在經濟等方面有與美國分庭抗禮之實力,但整體而言,「單極為主多元體系」(uni-multipolar)的世界政治結構已然形成 。

 在後冷戰時期,美國最有可能的大戰略選項是扮演所謂的「全球領導者」(global leadership),它的意義是「嚇阻另一個敵對的全球對手興起以及在不確定之未來回到多元體系」。根據一九九七年美國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書」中顯示其戰略總目標在:藉由有效的外交與備戰的軍事手段強化美國的安全、刺激美國經濟繁榮以及向海外推展民主。在此目標下,政策的指導方針有三:「塑造」(Shaping)國際環境、對危機作出迅速「反應」(Response)以及針對不確定的將來預作「準備」(Preparation)。以達成穩定(Stability)、降低不確定性(free of uncertainty)與避免危機(conflict prevent)這三項目的。在這個大戰略構想下 ,美國對中國採取「交往」(Engagement)政策並鼓勵台海兩岸恢復「對話」(Dialogue),是美國「塑造」亞太安全環境的具體政策作為。美國在第三次台海危機中針對中國對我之武力威脅所作出的強烈反應,預料將成為美國「反應」類似危機的典範。

 因此,作者們認為:

 【評估一】在冷戰結束之後,亞太地區的國際新秩序仍然在美國的優勢       影響力之下,而日本則擔任建立此一亞太新秩序的支援工作。

 【評估二】美國所領導的亞太新秩序在維持區域的安全與穩定。美國對       中國的交往政策為追求此目標之一部份。

 【評估三】亞太區域的安全與穩定,符合台灣持續經貿發展及加速落實       民主化之利益。美國領導之國際新秩序的成功,對台灣之生       存發展有所助益。

 整體來說,中國的整體國力儘管有顯著的增加,但是與冷戰高峰期間中國扮演圍堵蘇聯東境的前哨角色相比,中國在美國的戰略考量上比重下降。但是,中國自一九七八年到一九九二年以來國民生產毛額每年以九個百分點成長,九二年甚至攀升至十二個百分點。其外貿金額自一九七八年的二十一億美元一路成長至一九九二年的一百七十億美元。「若是」中國持續這樣的高成長速率,它終將變成全世界最大的經濟體。這樣的發展除了將對世界的權力分配情形帶來衝擊之外,在軍事上,中國藉由外購與研發已明顯增加海空軍的火力投射能力。在政治上,儘管中國很大程度上放棄了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包袱,它依仍尋求在世界政治中應有之地位,中國有可能尋求區域霸權,或者成為反美聯盟的領導者。然而,由於中國會增加全球主要地區核子擴散(如:北韓、波斯灣地區)的問題,若是中國抵制美國建立亞太新秩序,美國在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之擴散與處理朝鮮、台海問題上將遭遇重大困難。因此對美國來說,孤立中國或與中國完全斷絕關係 也非上策,這是美國對中國交往政策形成的背景。但是,中國也有其本身之弱點 ,美國在中國的決策中有一定之重要性,美國是中國最大的市場以及技術移轉與訓練的來源,沒有美國的支持,中國將難以如期達成其經濟與軍事上的目標。因此,美國雖持續維持與中國之經貿關係,加速將之整合進全球經濟、政治與安全機制,以經貿維持用來作為拘束中國擴散核子或飛彈成品或技術的工具。但在與中國交往之同時,美國對於高科技之移轉仍保持警戒,並維持其在亞太地區前沿佈署軍力與中國周鄰各地(如:台灣及亞太諸國)足以自衛的能力。這些措施將可影響中國擴張主義的念頭,排除中國取得區域霸權。

 另一方面,中國對亞太區域來說,以其幅員與人口向來便必然是個重要的國家 。但是在後冷戰時期,其對鄰近亞太國家的影響力是否有所增加,必須以時空上的相對以及其與美國的在該地區內影響力之相對差距兩方面加以觀察。

 在東亞大陸區域,中國早已建立其戰略權威(strategic authority),在朝鮮半島 ,中國對北韓本就具有傳統的影響力。在中國大陸南方,為了抗拒前蘇聯對中國南鄰的包圍,在美國的默許下,中國在泰國及中南半島也取得穩固地位。因此,擔心中國挑戰區域的權力平衡,其實是擔心中國越過這些地帶向東海與南海發展 。但是,中國要對這些水域施加有效的影響力甚至構成威脅,要有強大的武力才行。以中國的空中武力來說,中國最新發展的殲八二型也不過相當於美軍六○年代末期的戰機,而且也未完成部署。目前其空軍武力大多還是五○年代或六○年代的舊式裝備。若以東海水域來看,中國的空中武力顯然不是美國甚至日本的對手。即令中國新購及未來可能自製蘇愷二七,相對於美日推陳出新的新式武器,仍無法改變其劣勢。在南海水域上,北面的西沙或中沙群島雖在中國陸基飛機作戰範圍內,本來就會對越南近岸水域或西沙群島構成挑戰。在南面的南沙群島,除非航空母艦,否則連經空中加油的蘇愷二七都無法有效支援中國在此地帶的陸上或海上的軍事行動。而且南沙諸島大多易攻難守,防衛這些島礁只會搾乾而不會加強中國的武力投射能力。因此,中國必須在有航空母艦的前提下,才能在此區域內對美國的軍事優勢形成挑戰,而一艘航空母艦,加上周圍護航運補艦隻、相關技術、飛行員、戰機等等,恐不是目前中國的能力所能負擔。即令中國購得航空母艦硬體,但相關軟體、人員訓練也不是短期能夠建立。儘管跡象顯示,中國將在二○○五至二○一○年間會有第一艘航空母艦成軍,但又根據美國海軍估計要隨時維持一艘航空母艦戰力,在一地區內便至少需要備配三艘航空母艦,而中國在二○二○年前不可能擁有三艘航空母艦。而且,中國這些航空母艦在噸位與艦載飛機亦不及美國部署在東南亞地區的航空母艦上艦載機之半。因此,儘管中國外購許多先進武器,但它仍不致於輕舉妄動。在現有的美國海軍實力足以應付全球各國海軍之加總的狀況下,甚至到二十一世紀,中國想控有南海仍非易事 。台海方面,北京固然可以使用軍事力量使台灣或本地區產生不安。但是,早在五○年代中國炮擊金門時,它就有這個能力了。這也不是新鮮的事。雙方在外交戰場上雖互有戰術上的輸贏,但在其它方面上未出現戰略性的失衡。

 綜上所述,中國固有的影響力或威脅早已存在,但今日中國的威脅,對於美國來說,較之以往更容易解決,因為美國已經沒有中南半島的包袱。而且,北韓在中國的鼓勵下對於南韓採較為溫和的態度,台灣的政情穩定並也有較以往更為堅強的防衛。

 因此,

 【評估四】中國國力的提升是事實,但就時空的相對因素來看,中國在亞      太地區的影響力並未有太大顯著的改變。

 【評估五】就美國的觀點,儘管中國在技術上與軍事上之弱點,它仍然有      可能對前沿部署的美軍造成威脅,或在國際體制中採取不合作      的態度。美國關切中國的軍事實力,並不是因為中國會發展成      為區域性的強權,而是在於它可以增加美國防衛其利益時的代      價,並可能毀掉合作性區域秩序的前景。

 【評估六】就台灣的觀點,中國國力縱有提升,但在短中期對台灣安全的      影響有限。

 前美國國防部部長裴利(William Perry)曾表示:與中國的交往旨在追求美國國家利益,它具有四項目的:(A)影響中國協助抑止大規模殺傷武器的擴散;(B)影響中國對區域安定扮演積極性角色,特別是朝鮮半島、南亞及東南亞;(C)擴大與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溝通管道,以便增加中國在軍事上的透明度並在台灣及南海議題上獲致進展的機會;(D)有助於倡導中國的國家安全體制邁向更開放的路徑。美國國家安全顧問伯格(Samuel Berger)亦表示:交往政策是基於美國利益的考量。美國必須深化與中國的戰略對話,「一個穩定,政治、經濟更開放,軍事上不具威脅性的中國符合美國的利益。」「與中國保持交往的政策不是對良好行為的獎賞,而是為了增進美國戰略利益,而與中國擴大能夠合作的領域(如:全面禁止核子試爆、朝鮮半島的安定)及處理基本歧異的手段(如:人權與貿易議題、中國的軍售)。」

 但是,我們也不能忽略當美國與中國進行交往的同時,美國並未忽略其與中國在許多重大議題(如:人權問題與台海問題)上的歧異點,據美國駐北京大使薩瑟(Jame Sasser)的看法,交往政策雖是較佳的政策,中國不構成對美國立即的威脅,美國看待中國既未將之完全視作敵人,也未把它單純地當作朋友,前美國駐北京大使李潔明在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亞太小組的聽證會中主張美國對中國的政策應交往與圍堵相互運作,而以交往為主,但對於中國軍事上的冒險行動,美國必須有所反應。在一九九七年三月下旬來台的美國眾議院議長金瑞契(Gingrich)在中國大陸的行程中,表示美國不會坐視中國武力犯台,萬一中國動武,美國將軍事干預。國務卿歐布萊特(Albright)雖不願評論金瑞契的說法,但也指出如果中國犯台將引起美國高度的關切。

 美國政府在一九九六及一九九七兩年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所持論點為:一方面明文表示交往政策是美國對中國政策的主軸,如:「穩定、繁榮、強大的中國對於美國及其盟邦甚為重要,•••為達成此一目標,我們採取全面性交往政策(comprehensive engagement),以將中國整合入世界團體中,使之能扮演一個可在共同利益上相互合作的成員。」「中國演變成一個穩定、開放、安定而且和平的國家符合美國的利益,•••在國內的支持下與中國建立多面向的關係將有助於與中國合作創造安定的國際秩序。」但另一方面,圍堵中國擴張的設計也昭然若揭,如:「為嚇阻區域的侵略行為並確保我們的利益,•••我們與日本、南韓、澳洲、泰國與菲律賓間深厚的雙邊盟誼,加上保持美軍在本地區的部署 ,將是美國扮演區域安全角色的基礎。」「為嚇阻區域的侵略行為並確保我們的利益,•••我們與日本、南韓、澳洲、泰國與菲律賓間的盟約,加上承諾保持十萬美軍部署於本地區,將是美國扮演區域安全角色的基礎。」

 總之,美國在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擴散與朝鮮半島事務上都需要北京的配合,甚至於在經貿與香港問題上雙方都有糾葛交錯的利益關係。因之,在美國亞太政策的基本面,華盛頓將保持與北京密切的交往,甚至嘗試擴大雙方合作的範圍。但是,在部份議題上,美國方面仍有其堅持,特別是「台海問題」,中國若在「台海問題」上採取軍事冒進,將嚴重違反美國的利益。

 一九九七年,美中關係發展的最重要議題是在華盛頓舉行的「柯江會談」。「柯江會談」除具有改善美國與中國關係的重要象徵意義外,就美國而言,會議的具體議題在防止核武及其他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擴散問題是此次「柯江會談」最重要議題。但對中國而言,「台灣問題」是「柯江會談」裡最重要的議題。對於中國的期待,美國有所防備。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柏格早在「柯江會談」前便表示:「柯江會談」必然會談到台灣,但柯林頓政府將會清楚地表明,美國將繼續「一個中國」的政策。同時,也就柯江會談談及台灣議題時美方將採取的立場,向台灣方面預作說明。美方向我重申美國在中國與台灣的政策與立場上,不會在「柯江會談」作出不同於其一貫立場的決定。美方保證只會依例發表聯合聲明,而不會答應中國簽訂第四份聯合公報。

 會議前夕,柯林頓總統在「美國之音」的中國政策演講,表明美國無意介入調停「台灣問題」最後解決的方案,但堅持的是台海兩岸的和平解決過程。柯林頓在美國之音演講的前一天,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柏格的記者會中,就「台灣問題」上傳達了以下訊息:(一)不會有「第四公報」;(二)美國無法接受中國對美國軍售台灣附加無關議題;(三)「一個中國」政策對中、美、台三方均有利;(四)盼台海兩岸早日恢復對話。

 有關台灣的議題,我方雖表示關切,例如行政院蕭萬長就表示:不認為「柯江會談」應該談台灣問題,而是應該談台灣海峽整個區域安全的問題,但並無力阻礙「柯江會談」談及台灣議題。江澤民必然會向柯林頓推銷「一國兩制」的香港模式,也盼望柯林頓在不支持台灣獨立、不支持台灣加入聯合國之外,再進一步為「中國統一」盡一些力。即使柯林頓講出支持「中國和平統一」的話,北京都會視之為至寶。但柯林頓雖主張「一個中國」,但在其對美國之音的演講中,卻可看出美國並無意在「台灣問題」最後解決方案預設立場。對美國而言,「台灣牌」一直是一張隱藏制衡中國戰略的底牌。結果,儘管台灣議題被搬上「柯江會談」的談判桌上,但是美方對既定立場的堅持,讓中國方面更未有太多收穫,唯一可能令江澤民高興的是,柯林頓在會後聯合記者會上說,大陸與台灣的關係由中國人自己以和平的方式來解決。而且「早解決比晚解決的好」。北京方面認為 :這是未來兩岸發展的動力,也是給台北的壓力。這次「柯江會談」有三點需要注意:

  (一)美國未來對台的軍售。本來八一七公報中華盛頓同意將「不尋求執行      一項長期向台灣出售武器的政策,它向台灣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數量      上將不超過中美建交後幾年供應的水平,它準備逐年減少它對台灣的      武器出售,並經過一段時間導致最後的解決•••」。如果完全依照      公報上的文字執行,則美國對我之軍售似乎可能在一段時間之後終結      。然而,該項公報雖然「文字從嚴」,但其「解釋從寬」。透過種種      擴張解釋的作法,華盛頓對台北的軍售政策並未因八一七公報而受到      巨大的影響。八一七公報中對我軍售限制之於台灣關係法「美國將供      應台灣必要數量之防禦軍資與服務」,兩者優先順序曾於一九九四年      間在美國國會引起爭議,最後僅以通過不具拘束力的修正案,以「國      會表達意願」的方式,說明台灣關係法優於八一七公報。持平而論,      由於八一七公報與台灣關係法在文字部份上的落差與兩者適用優先順      序位階上的模糊,使得美國行政部門在解釋上深具彈性。這個彈性除      了反映行政部門對於兩岸軍力平衡之主觀判斷外,更有可能是作為獎      懲兩岸任一方的籌碼。未來,對於限制對台軍售的範圍或質量,有可      能作為當中國在重大議題合作時的獎賞。

  (二)美國對兩岸會談的敦促。美國對於兩岸重開「對話」的期待早在一九      九七年美國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明文列為亞太區域重要的安      全目標。「柯江會談」中柯林頓仍重申兩岸自行解決分歧,兩岸會談      時機之來臨越早越好。美國的立場已由呼籲,希望兩岸恢復對話進而      敦促,甚至協助。今年元月,美國前任高階官員相繼來台,其敦促兩      岸會談之勢甚明。但必須指出的,會談的形式有可能是「對話」,也      有可能是「談判」;會談的內容有可能是「政治性事務」,也有可能      是「事務性事務」。目前,並未有足夠的證據可以顯示美方要求的是      高階的「政治性事務談判」。兩岸執政當局仍然在隔空喊話,以測試      美國的立場。

  (三)美國與中國雙方如何建立未來合作的模式,一般將之簡稱為「戰略性      架構」議題。但是,所謂「『戰略性』架構」的戰略性不是軍事上或      安全上的意涵,而是對雙邊關係的一種「長程的遠見」,並決定那樣      的基本關係將怎麼建立起程序與架構來,包括具體的交流與對話。北      京方面傾向用「雙邊性」的角度去看待這樣的關係,也就是雙方在具      有共同利益的議題上合作的關係。但美國則是以「多邊性」的角度去      看,希望促使將中國整合融入進國際體系中,使之成為一不具侵略性      的新強權。前美國國家安全顧問雷克(Anthony Lake)認為:即使美      國與中國存有像「台灣問題」一樣的歧異,但雙方的合作仍然會對區      域穩定帶來重大的影響。例如朝鮮半島其危險程度較之台海情勢更為      棘手,為防止局勢失控與朝鮮半島安全架構崩解,美國需要與中國合      作。對美國而言,與中國戰略結夥的結果,可以消極地避免中國在國      際事務上製造麻煩,積極的意義是假以時日,讓處於轉型階段的中國      政經發展方向,進一步與資本主義的政經體制接軌。但是,在與雙方      增進互信的軍事性合作議題上,雙方成就有限。

 【評估七】美中關係的改善是事實,但在重大歧異點(如人權、經貿、武       器擴散與台海問題)未能根本解決,美中關係的進展只能說是       由低潮轉為正常,雙方要成為緊密的盟友或準盟友關係,為時       猶早。

 【評估八】所謂「『戰略性』架構」的戰略性不具軍事上或安全上的意涵       ,而是對雙邊關係的一種「長程的遠見」,並決定那樣的基本       關係將怎麼建立起程序與架構來,包括具體的交流與對話。也       就是雙方先行放下相異點,而在具有共同利益的議題上合作的       非正式關係。

 【評估九】就台灣的觀點,美中關係的進展不必然帶來美台關係的倒退。       但需注意美中關係發展中,中國在若干重大議題讓步時所要索       的美方回報。

 同盟國的支持是美國大規模性軍事介入的重要考量項目。以波灣戰爭為例,布希(Bush)首先需要解決的如何打張好的阿拉伯牌,其次是聯合歐洲傳統盟邦共同行動。一旦台海發生危機,日本對美國意圖的影響將比起聯合國架構來得更形重要。日本的支持與支援是美國考慮在台海可能軍事衝突中介入與否的重要指標 。

 學者認為:日本一方面希望美國重視其對日本的安全承諾,一方面又不希望美國太過急進。日本雖不願意看到美國過於公開支持台灣,但卻也相信若中國不憚於美國的警告而對台灣繼續高壓,則日本的安全亦會受到威脅。反映在對《美日安保條約》下「美日防衛合作指導方針」的防衛範圍是否納入台灣一事,日本首相橋本雖表示並未言明涵蓋台灣,但卻曾說:「在審議時,不應集中於朝鮮半島的問題,南沙與台灣問題也應加以關心」。「美日防衛合作指導方針」將日本的角色從「後勤支援」(logistic support)轉變為「後方地區支援」(rear area support),而這是一種作戰上的合作,包括了警戒監視與海空域的協調。美日間在東亞安全上的合作預期將會更加緊密,而這對台灣的安全當然有正面的影響。

 【評估十】就台灣的觀點,一旦台海發生危機,日本的支持與支援是美國       考慮在台海可能軍事衝突中介入與否的重要指標。美日間在安       全上的合作,對台灣的安全當然有正面的影響。

 美國是否會因中國的壓力作出某種特定行為(如:影響台灣利益的行為),應分為中國壓力的強度與所要求之特定行為對美國利益的影響程度兩方面來說。就中國的壓力強度而言,誠如【評估四】所言,中國對美國並不具有能使美國讓步的能力,但由【評估九】,中國確有可以讓美國考慮交換的籌碼。若中國要求美方提出以犧牲台灣利益為交換條件,中國之籌碼必須與台海有直接關連,因此武器擴散、北韓或人權議題皆難以成為美國犧牲台灣利益的誘因,最可行的是中國以「保證不以武力犯台」來換取美國迫使台灣作出具體的統一表現。但是,此一想定在考慮到中國與美國彼比內部的可能反彈後,短期內發生的可能性亦不高。

 【評估十一】中國並不具有足以迫使美國犧牲台灣利益的能力,若以條件        交換美國犧牲台灣利益,中國目前亦難以提出足夠的籌碼。

 客觀的情勢是大部份的國家「認知」到中國的「一個中國」的原則,但是會不會調整他們一個中國的政策,需須視台灣本身是否拋棄一個中國的包袱,在台灣本身還在拘泥於一個中國時,他們的一個中國政策並無調整的必要,如果有,也將是朝向中國的「一個中國」的原則,這是對台灣不利的。就美國而言,過去所採取的對三項公報的選擇性適用與彈性解釋,顯示美國的一個中國與中國的「一個中國」並不是相同的事,因此要使美國改變其一個中國政策的內涵,朝向本黨主張的「一中一台」,必須先由台灣發動。有學者認為此刻美國明示「不支持台獨」顯示美方同意中國主張的「一個中國」之說,實言之過早。一方面在台灣未宣示獨立前,美國自當以「不支持」為由避嫌。另一方面,若中國要使美國改變其一個中國政策的內涵,朝向中國主張的「一個中國」,必須要拿得出交換的籌碼來,如【評估十一】所示,目前中國難以同意。

 【評估十二】並無證據顯示美國同意中國主張的「一個中國」,美國仍將        以政策需要並視美國之利益來解釋與運用其一個中國的政策        。

 世界各國對於兩岸進行會談抱持著歡迎的態度,而美國對於兩岸會談的關切不能忽視。誠如前述,美國對於兩岸重開「對話」的期待早在一九九七年美國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明文列為亞太區域重要的安全目標。「柯江會談」後美國的立場已由呼籲,希望兩岸恢復對話進而敦促,甚至協助。但是美國希望的兩岸會談形式究竟是「對話」抑或「談判」;會談的內容是「政治性事務」還是「事務性事務」,目前,並未有足夠的證據可以顯示美方要求的是高階的「政治性事務談判」,因此對於台灣而言衝擊的程度有限。而美國官方亦再三表示無意就兩岸會談對北京或台北施壓,美方前任官員往來兩地敦促雙方會談,目前仍為提供兩造進行會談所需之信心,尚難謂有「強制」(coercion)的性質。在台灣尚能獲得美國國會支持的現今,美國行政部門強要台灣與中國進行政治性談判甚至迫我接受中國的談判條件,仍將會遭遇可預期的強大國內阻力。

 同時,目前台灣內部民意對於兩岸是否應立即進入「政治性談判」階段的看法依然分歧,在欠缺共識下,美國要我進入「政治性談判」的正當性與可能性均不高。

【評估十三】美國敦促兩岸進行會談,是其既定之政策目標,但美國所期待       之會談的形式與內容仍未明朗。

【評估十四】美國行政部門若以強制性質施壓台灣進行兩岸政治性談判或接       受中國之談判條件,將遭遇國會強大阻力,故其可能性不高。       且台灣具有談判議題的選擇空間。

 後冷戰時期國際間對於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脅普遍採取不支持的態度。美國對於無法接受中國在台海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脅的立場也甚為明確,從「台灣關係法」與歷屆政府的宣示,在此一立場上美方的態度是強硬的。

 中國到目前為止並無對台發動以摧毀我方政權為目的之全面性戰爭的軍事實力 ,但具有遂行以戰促「和」、促「談」之有限度軍事行動與武力威脅的能力。在意願方面,中國方面仍未放棄以武力解決台海問題,但據中國戰略構想,「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全城之計是上策,動武是下下策。在中國動用武力侵犯台灣的得失公算上,除台灣自身的武裝抵抗與非武裝反抗外,美國的必然介入將使政治上與軍事上的後果很難預料。

 值得注意的有兩點,(一)美國目前已提高要求中國放棄武力犯台的喊話頻率 ,中國若轉變立場所將要求的回報為何?中國可能放棄其所無法達成目標的手段(武力犯台),而轉而索求有利於統一的美方具體承諾。(二)美國國防部前助理部長奈伊(Joseph Nye)表示:即令台灣宣布獨立,美國雖完全不加承認,但中國亦不應動武。這項意見等於告訴中國在「任何時候」美國均反對中國以武力犯台。

 【評估十五】中國在可預見的將來,並無能力對台灣發動全面性戰爭。

 【評估十六】國際間將反對中國以武力解決台海問題,在中國以武力犯臺        時,美國將會介入。

 在加入國際性組織之議題方面,概分為官方組織與非官方組織兩類言之。在官方組織上,大部份均採取國家法人地位為成員資格,在時序上,台灣本身未宣示主權獨立前,各國仍將採取既有的一個中國之思維邏輯,排除台灣的參與。僅有少數經貿組織,我方可在美國的協助下,以特殊的身份與會。在非官方組織上,台灣的會員資格也正不斷地受到排擠,我國只能被迫採取權宜方式,力求保住會籍。當今之際,僅能採取守勢,我方應力保目前所享有的會員資格,並謀求取得主權國家會員資格的機會。因此,在非政府國際組織(NGO)與多管道外交途徑兩項,我方應積極出擊,多爭取國際間的認同。

 【評估十七】在台灣主權地位未有明白宣示前,台灣加入國際組織的困難        度只會越高,不會越低。對此困難,除了迂迴突破,取得若        干戰術勝利外,應謀求任何可能取得主權國家會員資格的機        會。

 在區域安全議題方面,欲避免台海發生軍事衝突的任何安全機制之安排,均必須有中國的參與,因此,中國必然因不願將台海問題國際化而拒絕加入該安全機制,使該機制自廢武功。所以,這方面的努力終究還是會回到兩岸關係的架構上 ,必須尋求與中國建立解除敵意建立信心等危機預防措施。

 【評估十八】沒有中國的區域安全合作組織不能對預防台海發生軍事危機        作出貢獻。這類問題最後仍必須在兩岸談判中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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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台、中雙邊協商與互動關係的策略規劃

 談判不同於對話,而且沒有結果的談判跟對話也有區別。對話的主要用意在了解與溝通會談雙方立場,尋求共識及可能的談判基礎。因此,台、中進行對話是有助於兩岸的和平共處與雙邊關係的改善。

 談判與否與談判目的的研判,須以台灣利益優先為門檻,以建立台、中間平等廣氾互惠的國際關係為考量原則。

 目前台灣官方試圖以對話的形式來向滿足美國對兩岸會談的期許,若不得已,則謀求以「事務性事務」的談判來取代。中國方面則開價要求高階的「政治性事務」談判。作者們同意:在美、中、台三角關係中,中國關心的是兩岸的統一,而美國關切的是台灣問題的和平解決。和平解決既是美國關切所在,兩岸的會談當然是必要的手段,美國鼓勵兩岸間的對話甚至進行政治性談判便是台海問題和平解決在邏輯上必然的延伸。如果是必然的,那對於台灣而言,美國對於兩岸進行談判的期待,雖是早晚都必須面對的問題,但不應成為我方急迫進行談判的藉口,何況目前美國並未對雙方會談的形式與內容作出具體的表示。

 因此,

 【評估十九】台灣而言,並無急迫進行高階政治性談判的理由。事務性的        談判可視個案中台灣的利益考量選擇性進行。對話方式的會        談可鼓勵之。

 同理,對於對話的代表當然可以較不限制。但對於談判,強調應以政府對政府的方式為之且反對任何黨對黨的談判的原則,已無疑義。

 針對兩岸展開會談的必然性,作者們認為應以對等、尊重、尊嚴為談判前提。若中國堅持「一個中國」的談判前提,與我方想法差距甚大,將形成進入談判之障礙,本黨應加反對以防止國民黨聯合其他政黨為求談判而放棄其現有「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立場。

 在今年春節以前,兩岸進入會談的氣氛轉濃,一度曾傳出中國可能會放棄其以「一個中國」作為談判前提的說法。但是這樣的樂觀猜測在江澤民春節談話裡,已經被證明是不可靠的,中國方面並未有放鬆其以「一個中國」作為談判前提的可能。在這個前提下,我方勢必難以就與此相關之高階政治議題與中國進行政治性談判。

 我們認為:談判的議題應當是能使雙方以理性與務實的態度坐下來進行折衝與討價還價,若議題陳義過高,雙方讓步空間過小,徒然使談判難以談出結果,破壞談判善意。  在議題的設定上,有幾項必須注意:
 首先,由於互信基礎薄弱,目前並非高階政治性談判的最好時機,任一方觸及是項問題,必然引發零和賽局下的冗長對抗,破壞談判的善意。但若一旦中國觸及高階政治性談判,而我方又無法迴避時,則可針對我方有利或優勢的政治議題要求加入談判議題,例如:台海安全合作機制、兩岸信心建立措施、人權保障、兩岸民主化之推動等等。由於這些議題均為與民主和平有關之共同價值,美國並無立場反對,但這些議題卻是中國的弱點,造成談判甚難有所結果,凸顯了中國與我方在體制上、意識形態上的巨大歧異,更進一步地強調了中國與台灣兩者的不可統一性。

 其次,在「三通議題」上,目前所剩的「通航問題」所代表的兩地經貿往來關係之提升,雖是必然趨勢,但不代表應該立即、全面性的開放通航。通航固然可以增加我方廠商之經濟利益、降低成本、省卻貨物轉運時間等互利於雙方的好處 。但現在「三通問題」已被視為兩岸關係之指標,江澤民在今年春節談話中又點名三通談判,單純之經濟議題成為政治象徵。雖然通航可獲取經濟上利益,但在我國整體國家安全及國防所需付出的代價與風險未經細部與專案的評估模擬之前,全面開放通航仍有值得疑慮之處。同時,在考量政治上的附帶效果與國家安全的顧慮下,通航議題的談判宜轉為對兩岸經貿往來之規範或保障,在確保台灣利益下,讓兩岸經貿往來的問題正常化。

 我們認為:兩岸需要的是高階的政治性對話與事務性的談判。雖然事務性事務與政治性事務的界線模糊,對話的結果也會影響談判的過程,但是針對兩項不同的談判議題,我們應當有不同戰略與戰術。在對話部份,我們的重點可以強調與溝通我方在台灣主權議題上的立場與兩國未來的關係規劃。在事務性談判,特別是有關兩岸經貿的談判上,我方應以台灣的經濟利益為著眼點,規劃建立兩岸經濟上垂直分工的有利格局,保障台商在大陸的投資安全,擴大雙方共同利益的範圍大小,最後藉由這類事務性談判所累積出的善意,使兩岸學習信賴與容忍。

 【評估二十】目前並非高階政治性談判的時機。若中國執意進行之,在我        方無法迴避的情況下,加入台海安全合作機制、兩岸信心建        立措施、人權保障、兩岸民主化之推動等項議題。

 【評估二十一】「三通問題」已成為政治象徵。在考量政治上的附帶效果         與國家安全的顧慮下,通航議題的談判宜轉為對兩岸經貿         往來之規範或保障,在確保台灣利益下,讓兩岸經貿往來         的問題正常化。

 【評估二十二】針對兩岸經貿往來之規範或保障的事務性談判,不但事實         上需要,而且可以使雙方以理性務實的態度進行具體經濟         利益的討價還價,雙方讓步的空間大,共同利益的營造也         較為順利,容易發展出健康的談判。

 【評估二十三】準此,兩岸就兩岸人民交流的具體規範、投資保障、貿易         規範等議題上進行談判,較為可行。

 任何談判都不應為談出結果而進行談判,況且根據【評估十三】【評估十四】我方也沒有非得談出結果的壓力,因此台灣應本己身的利益據理力爭,不應以速戰速決為目標。談判若陷入僵局,我方不必急於退出談判,負擔談判破裂的責任。

就兩岸領導人互訪,中國方面在「江八點」中已經提出,而台灣李登輝在九六年的就職演說中,也表示願意進行和平之旅。我們同意雙方領導人或官員以「官方身分」進行互訪,在受到尊重、平等待遇的前提下,尊嚴地進行互訪與對話。但是,中國是否同意台灣的官員以一個中央政府的官員身分往訪,則大有疑問。而且在欠缺完善準備與友好氣氛下,冒然進行高峰會議或元首友好訪問,一旦失敗 ,對雙方關係均會造成嚴重衝擊。故仍應固守原則謹慎進行。

 【評估二十四】應在完善準備與友好氣氛下,且兩岸領導人能在尊重、平         等、尊嚴的原則下進行高層官員的互訪及對話。

我們同意雙方以「官方名義」在兩地設立代表處與辦事處,同樣地,在受到尊重、平等、尊嚴的待遇下,雙方的代表處與辦事處人員可享有外交人員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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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兩岸經貿關係發展與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WTO﹞的挑戰與因應對策

 這幾年來,台商對大陸的投資以佔外資的第二位,若是把隱含在港資範圍內的台資一併計算進去,那麼台資比重將更可觀。但是,台商在大陸的巨量投資並非稍改中國對台灣的統戰觀,文攻武嚇的舉措與台灣的「善意」背道而馳。對中國而言,政治與經濟兩項利益,存有「原則上的不可交換性」,企圖以經略手段影響中國對台灣政策的作法,難以奏效。所以,台灣官商界不能對大陸投資抱持過多政治效應上的樂觀期待。

 【評估二十五】台灣對中國的投資無法在政治上換取中國的善意,經濟上         造成對中國大陸的過度依賴,在無政治之利可圖、有經濟         風險可期情形下,未來對中國經貿的規模不應擴張。

 雖然政府對於經濟秩序的立場應本市場原則,不宜有過多的干預,但當市場原則危及國家整體利益與安全時,國家機關的介入有其理論上與實踐上的正當性。廠商個別的選擇與社會整體利益發生偏差的主要原因,是兩岸經貿往來所帶來的政治威脅和經濟風險通常會被個別廠商所忽略。我們對中國經貿往來或依賴度的提高,將使中國更能以經貿為手段來威脅我方,而大陸的經濟波動又極可能會引起我方的經濟波動。或許個別廠商認為其可以免於波及,但是在台灣整體都受到威脅時,整個經際發展與景氣都會受到衝擊,個別廠商亦難以倖免,在避險管道發生類似逃生門擁擠的現象下,台商必然也會受到重創。學者估計,即使把廠商各種可能降低損失或移轉市場的方法考慮進來,一旦中國抵制我方出口,單以一九九四年我方對中國的貿易依賴度的規模來看,就足以使台灣的總出口降低百分之七。從長期與整體的眼光來看,大陸是具有高風險與高威脅的市場,政府不應鼓勵民間企業往高風險地區進行投資。台灣的經濟基礎在於中小型企業,體質上利於攫獲短期的獲利,但相對上脆弱度亦甚高,政府必須隨時提醒企業投資大陸的風險。

 對中國的經貿政策應服從於台灣對全球整體的經貿戰略,面對過度依賴中國市場險境,我們不僅應提出取代方案(如:南向政策),而更應藉機重新思考世界觀的經貿佈局。我們認為以下幾點值得努力:

  (一)以國際化來抗衡大陸化:「戒急用忍」政策中「管大不管小」的限制      ,使得大型企業對中國的投資受到拘束。未來中國經濟統戰的對象將      鎖定在大型企業上,特別是高科技產業,預料大型企業對於「戒急用      忍」政策的挑戰聲浪將會越高。採取道德勸說只能治標不能治本,根      本之計在於台灣內部產業的升級與競爭力的提升,鼓勵關鍵性產業進      行國際化,讓台灣的市場位置與競爭能力,往「中心」的位階躍升,      以拉大台灣與中國的市場區隔,使台資企業在中國的部門加以「邊陲      化」,在兼顧企業利益的前提下,擺脫對中國市場的依賴。

  (二)保障既有台商:對已在中國投資的台商,可尋求與中國協商加以保障      其權益。保障的目的,不是在對其投資大陸行為的褒獎,而是避免其      求助無門反成中國之馬前卒;保障的目的,也不在鼓勵其他廠商進入      大陸投資,而是在協助已陷入中國市場的廠商獲得轉移陣地的時間。

  (三)擬具替代方案:我們認為目前政府所擬具的替代方案(如:南向政策      )立意雖好,但並無具體的、中長期的細部規劃來誘使對海外之投資      移向中國以外之地區。同時,對於預定投資國的政經背景、優待、利      益與風險等,政府並未有詳盡的調查與規劃來供廠商評估。這二方面      的缺失應加改善後,方能成功轉移欲海外投資的廠商對中國的青睞。

 【評估二十六】以國際化帶動國內產業升級與競爭力的提升,是根本解決         我國產業大陸熱的良方。

 【評估二十七】政府應加強規劃海外投資替代方案,減輕欲海外投資之廠         商對大陸之青睞。

 在中資來台方面,以目前台灣的金融會計制度,實無法有效追縱中資來台後的流向與作用,這是目前基於安全評估下,短期之內不能許可中資來台的主要理由。就中長期而言,隨著我國加入WTO而必然的金融自由化腳步,中資暗地來台的管道越多,勢必防不勝防,因此未雨綢繆之計,我國應立即建立對外資的登記、追縱、用途限定與罰則等金融會計規範。只有在能完全掌握中資的前提下,我方才能肆應WTO之規範開放中資來台。

 【評估二十八】只有在建立對外資的登記、追縱、用途限定與罰則等金融         會計規範並能完全掌握外資流向的前提下,我方才能開放         中資來台。

 目前台灣對於中國主要的投資產業集中在基本金屬及金屬製品業、電子及電器產品製造業、食品及飲料製造業及運輸工具製造業,離資本密集度高、技術人力密集度高、勞力密集度低的產業仍有距離。但是,新一波的中國經濟統戰目標指向我國高科技的大型企業,為了維持既有的市場區隔與產品差距,我們不得不加以注意。支持對上市公司、高科技產業、基礎建設與五千萬美元以上的投資案赴中國投資採取原則性的管制措施,這是因為若資金與技術過度流入中國,將使台灣產業升級所需要的資本、技術與人力的相對豐富程度降低。但為兼顧同一產業間不同位階之產品差異,限制產業別內之低階產品可例外以列舉或個案審查方式,特許其赴中國投資,以節省成本。

 【評估二十九】須注意中國將經濟統戰指向高科技的大型企業,支持對上         市公司、高科技產業、基礎建設與五千萬美元以上的投資         案赴中國投資採取原則性的管制措施。

 在與WTO相關議題方面,雖然對等、最惠國待遇是WTO會員國應遵循的基本義務,但為免政治爭端且鑑於經貿往來原屬一國之自主權限,因此不論是GATT或WTO協定條文均允許會員國依特定方式排除適用,故依WTO協定第十三條的規定援引相互排除條款,或在入會議定書中即聲請保留,經三分之二會員同意排除適用,二種方式,皆是決定兩岸加入WTO後應否三通的主要關鍵。所以,

 【評估三十】三通並非是台灣加入WTO的必要條件,但是主控權在中         國。

 而針對上述兩種方式,中國是否願意援引台灣無法主導,而欲爭取三分之二會員國的同意中國的實力亦超過台灣,因此可以判斷的是,兩岸加入WTO後三通並非必要要件,但主控權不在台灣,而在中國。中國較可能選擇採取WTO協定第十三條相互排除適用的規定,兩岸於加入WTO後維持既有間接往來模式較有可能。

 由於WTO協定第十二條規定係以:「任何對履行對外商務關係和 WTO 協定其他事項具充分主權的國家或獨立關稅領域•••」中國雖仍可繼續依「一個中國 」原則,主張台灣是其地方政府,但以 WTO 會員國資格相互適用 WTO 或在其架構下談判,將會在國際間造成「對等」關係的認知。中國無意承認台灣為充分的主權政府,進而使台灣問題國際化,因此適用 WTO 協定第十三條的規定選擇互相排除適用,將是中國欲避免台灣問題「國際化」的最好方法,故判斷中國採取兩岸互相排除適用的可能性很高。

 【評估三十一】中國欲避免台灣問題「國際化」,可能採取兩岸互相排除         WTO的規範。

 兩岸加入 WTO 後狀況仍未明,貿易談判不需以加入 WTO為期限,仍因以兩岸互利為原則進行經貿談判。兩岸同時加入 WTO 後是否會相互排除適用,已於前述,台灣不應太早放鬆既有的堅持,強調應在加入WTO 前進行貿易談判亦無重大意義。台、中經貿談判仍應以兩岸互利為原則,台灣政府應務實面對經貿談判此一議題,針對兩岸利益衝突、國家安全評估、安全管制、海外投資風險分散(南向、北進)等議題具體請專家妥善研擬,不應迴避也不應躁進。畢竟妥善的兩案經貿規劃一方面可為台商創造更有利的投資環境,讓台灣經濟更活絡,另一方面亦可幫助台灣與中國降低因民族主義所產生的敵意,進而促進雙方的信賴與容忍,對台灣而言絕對有其戰略上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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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論:正確的評估下的政策設計

 黨內同志在中國政策上的分野,主要是來自對於國內外環境評估的差異。我們認為,在國際情勢上,就絕對值來說,今天的中國當然比起以往有更為雄厚的軍事能力與經濟力,但中國這樣的國力成長不放進相對的時空比較中,並無意義。相對來說,在美國的全球戰略中,中國的地位是下降的。前蘇聯的解體與美國獨霸局面的確定,均使得美國有更大的迴旋空間來處理台海問題。在這方面上 ,美國牽制中國的力道大過於中國牽制美國的力道,中國依賴美國的地方要大過美國對中國的依賴。如果這一點能清楚地認識到,我們對於所面臨的情勢就無須杯弓蛇影。

 情勢對我們不利之處是,相對來說,在我國的政經發展中,中國的影響力增加了。因為,我國總體經濟對大陸市場的依賴,中國「以商圍政」的統戰設計,取得很大程度的成功。台商在中國的投資或市場擴展,不僅無法「和平演變 」中國,反而自成兩岸角力中的人質,這種不利的局面造成台灣生存發展上的限制。

 戰略設計的原則是取長避短,發揮自身的優點,改進自身的缺點。國際局勢的變化對我有利,是我們應當把握的,對中國的經濟依賴對我不利,是我們應當避免的。因此,針對中國政策,三位作者有以下的建議:

 建議一:國際情勢有利於台海問題的國際化,因此,多管道的國際外交,      應當是台灣生存發展的主要戰場。我們必須反省的是:在推展台      灣具主權國家地位的論點上我們是否已盡全力?

 建議二:經濟上對中國的依賴,縱有短期的經濟利益,但終不利於台灣的      長期發展。我們應當努力的是:積極從事刺激國內產銷與投資、      台灣的產業升級與國際化、全球性經貿投資的策略與國際合作。      加深對中國的經貿或投資規模,徒然增加國內經濟問題的複雜度      與困難度,不能根本解決問題。

 建議三:對於中國喊話舉行台海兩岸的「三通談判」,我們認為目前並非      適當時機,並對「三通談判」的附帶政治效果憂慮。我們認為立      即可行的政治性對話,應優先推動。

 建議四:改善國家競爭力與維持經貿優勢的根本方法,應從國內的產業革      新與加速國際化著手。加深與中國的經貿紐帶,不僅無法在治標      或治本任一方面有助於此,而且只會惡化台灣的經濟實力。

 建議五:減緩對中國的經濟依賴,本黨須提出具體可行的全球經貿整體規      劃,減少廠商進入大陸投資的誘因,鼓勵並提供替代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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