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台灣問題國際化的核心：開放、開放、再開 放！
所以，當國民黨政府在恐共心態的陰影下於1996年8月16日高舉「戒急用忍」的大旗，民進黨部份人士或基於相同原因或教條主義使然，竟亦同聲附和時，我們不禁對於過去一再強調擁有十八本劇本足以對抗中國的政治領導人、及一再在言詞與文字聲明上強調應以強硬立場對付中國的獨派人士，如今在國際政經體制轉化為對台灣有利的趨勢時，竟在對中國進行全面性的交流之議題上出現「鎖國自閉」的退縮心態深感不解與遺憾。
我們必須指出的是，國民黨政府與部份民進黨人士之所以高舉「戒急用忍」的大旗，之所以反對台灣在現階段應著手準備與中國進行有關三通議題的談判，完全是因為他們對新的國際政經體系產生錯誤評估及對台灣人民缺乏信心所致。
其次，在目前台灣主要政治勢力（如國民黨主流派、民進黨新潮流系）的中國政策論述中，與其說他們關心的是如何與中國進行交流、如何促進雙邊的經貿發展、如何藉由與中國的交往來增進台灣本國的國家利益（就如同台灣與其他國家的交往一般），倒不如說他們關心的議題僅在於台灣的國家安全。然而，即使是就台灣的國家安全議題而言，他們亦犯了錯估病情、開錯藥方的毛病，主張「戒急用忍」及反對現階段著手進行台灣與中國三通談判的準備便是置台灣國家安全於不顧的最大的錯誤。
大家必須知道的是，舉凡任何一個民主先進國家在制訂外交政策或對外方略時 ，必定是以國家利益作為制定外交政策時的優先考量，而國家利益何在？便須考慮個別國家在不同階段的國際政經體系中，與其他國家互動時的相對競爭優勢而定。以台灣和中國為例，台灣的優勢明顯在於經濟貿易的高度發展，透過知道比別人多、活動力比別人強的台商拎著皮箱環遊世界到處做生意，台灣才能活躍在國際舞台中；相對地，中國的優勢則在於政治與軍事，中國藉其一元化的政治體系控制著龐大的人口與軍事武力，是其能在國際政經體系中得以立足並藉此鞏固其國際霸權的主因。如今，國民黨政府及民進黨部份人士竟然主張以戒急用忍（意即限制台灣本身優勢的發展與延伸）來對應中國的政治軍事攻勢，就好像台灣與中國的手中各握有一顆石頭與一顆雞蛋，但台灣卻拿雞蛋來砸中國的石頭，而非以台灣的石頭去砸中國的雞蛋，如果這種「憋尿主義」、「以卵擊石」的政策持續下去的話，無異在帶領台灣走向滅亡之路。
為了讓民進黨中國政策研討會成為刺激社會各界重新思考台灣國家利益、國家安全策略、及中國政策未來走向，我們將在本節以下部份不厭其煩地說明我們為什麼反對「戒急用忍」政策的原因，及為何主張在現階段就應積極準備進行台灣與中國三通議題談判的理由，以期讓這場中國政策研討會達到「完全辯論」的效果，並釐清部份國人對中國、對國際局勢一廂情願之錯誤的迷思。
首先必須指出的是，國民黨政府李登輝總統於1996年8月16日所提出的「戒急用忍」政策，其政策目標雖在解決台灣的國家安全問題，並用以對抗中國持續不斷的文攻武嚇等軍事政治問題；但是，戒急用忍政策的工具卻是台灣賴以生存的經濟優勢。該項政策的主要內容包括（1）限制5000萬元美金以上的大型投資案赴中國投資；（2）限制基礎建設赴中國投資；（3）限制高科技產業赴中國投資 ；（4）上市公司赴中國投資必須特案審查；（5）對於已赴中國投資之台商，則採取不介入、不協助、不鼓勵的「自生自滅」政策。因此，所謂戒急用忍政策雖然並不等於完全禁止台商到中國進行投資，但其以公權力有計劃性的、消極性地阻遏台灣商人前往中國與世界其他國家商人及跨國公司進行公平的商業競爭則是不爭的事實。
戒急用忍政策的思考邏輯是，目前台灣對中國的出口貿易金額已達台灣對外貿易出口總額的14%，對中國進口貿易金額則達總額的9%，是全世界與中國經濟體系互動往來比率最高的國家，如果持續下去，將產生台灣對中國的「經濟依賴」 ，而此一經濟依賴將成為中國對台灣「以商圍政」、「以民逼官」的統戰工具，國民黨政府及民進黨部份派系人士認為，若任令台灣持續擴大與中國間的經貿交流，將使台商成為兩岸爆發衝突時，中國遂行其政治目的的人質。問題是，多數台商為了自求多福，早就以第三國註冊的身份進駐中國。以台商榜首頂新集團為例，其投資儘管高達十億美元，但直接由台灣頂新出資僅四千萬元，其他則分別由頂新在威京群島、開爾曼群島、及香港等第三地控股公司出資，中國的交涉對象並非台灣，而是這些第三地的政府。
總體來說，國民黨政府的戒急用忍政策由於缺乏總體策略，在現實上做不到也行不通，並非一套完整的中國政策，因此我們可稱其為「憋尿主義政策」。
至於在三通議題方面，國民黨政府在形式上雖然反對現階段與中國進行三通，但是在實際上，通郵目前並無限制，台灣與中國間的信件往來，已由1988年的401萬8千件增加到1995年的1772萬5千件（資料來源：交通部郵政總局）；其次在通商方面，雖然形式上並未直接通商，但在實際上透過香港等第三地的往來，其實已達到開放程度較差的通商效果。根據經濟部「兩岸經貿白皮書」的統計，即使只是透過香港等第三地的間接通商模式，台灣與中國間的貿易總額已從1987年的15億1540萬美元，逐年增加到1997年前11月的220億美元，而台灣對中國的貿易順差則從1987年的9億3760萬美元，逐年遞增到1997年前11月的149億4000萬美元。由此可見，雖然國民黨政府採取各種方式極力阻擋、拖延、並限制台商赴中國投資及進行經貿交流的速度與範圍，但台灣與中國間的經貿往來似乎並未受到兩岸間政治角力的影響，而呈現大幅成長的局面。
國民黨政府之所以遲遲不願開放兩國之間的直接通商，是因顧慮到如果開放直接通商，將產生如下危機：（1）中國資本直接進入台灣後，將會使台灣的金融市場受到中國的操縱，此為戒急用忍派之「金融市場操縱論」；（2）中國將會利用在台灣的通商管道，大力扶植親中利益團體、政黨，對台灣社會安定將產生嚴重威脅，此為「親中勢力扶植論」。
在通航議題方面，是三通議題當中，被國民黨及其他戒急用忍派視為是最敏感且對台灣國家安全影響最大的問題。戒急用忍派認為，通航問題與兩岸主權爭議最有關聯，如台灣與中國間飛機、船舶的名稱、旗幟、及航權（第五航權）問題等，都涉及極為敏感的主權爭議問題，其問題不只關涉台灣與中國之間，並涉及世界其他國家對台海問題的立場與態度。其次，戒急用忍派以為，台灣與中國之間通航以後，在航空方面，中國米格機將可藉此長驅直入台灣領空，對台灣的國家安全威脅十分嚴重；在海防上，則中共人民解放軍甚且可能藏在非軍用之貨輪內，於登陸時對台灣進行「木馬屠城」達到武力犯台的目的。其三，也是目前包括民進黨內戒急用忍派與三通派爭議最大之處，即所謂三通籌碼論，其邏輯為三通為中共之所欲，因此我們若不與中共商談三通議題，將可逼迫中共政權在重大政治議題上的讓步，如要求中國承認台灣為對等政治實體，並與台灣簽署停戰協議或台海和平協定等。
針對以上戒急用忍派所提出之種種反對三通的理由，我們將在以下篇幅中一一予以反駁：
【1】經濟依賴論的迷思：
造成台灣與中國間貿易進出口失衡，及形成台灣對中國的經濟依賴的主因，與國民黨論述恰好相反，並非由於是台灣與中國間的經貿交流速度太快與開放程度太大，而是因為台灣與中國間的經貿往來受到太多外在政治人為因素干預，使資金只能單向流動所致（台灣至中國），根據中國官方統計資料顯示，截至1995年底止，台商在中國協議投資金額達294億美元，總計31800個投資項目，實際利用金額則為114億美元，但相對的，中國資金卻無法進入台灣，形成台商必須以自有資金（獨資）到中國投資，而台灣卻不能利用中國資金所致。事實上，若開放中國資本進入台灣，並對中國資金採取同一般外資或以較一般外資更為嚴格的規範管理，不但有助於台灣與中國間的經貿交流的平衡，對於促進台灣問題國際化及確保台灣的國家安全事實上助益甚大。
其次，過去台灣政府單方面禁止部份在中國生產之中間原料產品回銷台灣，使台灣部份產業之中下游廠商只好跟進全部跑到中國，並使台灣與中國間的產業分工無法形成，也是造成目前戒急用忍派所指可能對中國形成經濟依賴的主因之一 。
其三，台商的優勢，是資本、高級技術、與管理能力，中國的長處則在於容易取得的土地與低廉的勞動成本，二者如能相互密切配合，則台灣與中國同蒙其利 ；反之，在台灣執政當局無法解決島內企業取得土地困難及經營成本不斷升高的情況下，只會造成台商不斷撤離台灣祖國，就算台商不前往中國投資，也會自行尋找其他出路，對台灣本身的經濟發展帶來嚴重的傷害。或謂，台商應該分散風險，勿使對外投資過度集中，否則一旦中國政經局勢動盪不安，台灣將難逃災難 。這種論點其實似是而非，畢竟，對於世界各地投資風險的評估，身居第一線實際押注投資之中大型台商，其風險評估能力難道會低於身處第二線、並未實際操作資金的政府官員？相當諷刺的是，國民黨政府自1992年起即大力鼓吹南向政策 ，如今追隨大有為政府南進之台商竟身陷亞洲金融風暴中而不可自拔，不聽政府勸告而赴中國投資之台商卻顯得相對穩定，政府機構之所謂風險評估豈能盡信？台灣政府豈能對台灣人民的判斷能力與靈活經商手段失去信心？
其實，台商是否利用中國內銷市場才是造成台灣是否在經濟上依賴中國的關鍵 ，但根據相關統計資料顯示，目前台商在中國投資仍以外銷為重，內銷產業部份則以食品業為主，台灣要在經濟上產生對中國的依賴事實上仍有相當距離。就長期來說，未來只有藉由世界貿易組織（WTO）的規範，才能打通中國的內銷市場 ，因此，讓中國在符合條件的情況下儘速進入WTO實有必要。
【2】金融市場操縱論的謬誤：
戒急用忍派另一個反對三通的原因，是認為在台灣與中國通商之後，中國資本進入台灣後將會破壞台灣金融市場的秩序與穩定，並進一步操控台灣的金融市場 。國民黨李登輝總統最常舉的例子是，自1984年以來中共已操控香港五分之一的資本市場，因此台灣應引為借鏡；但是，台灣與香港並不能相提並論，因為：
﹝I﹞香港殖民地的前途早已被確定，在政治邏輯決定一切（即董建華效應）的 情況下，誰不歡迎中資進入香港？而台灣主權不屬於中國是相當明顯的事實 ，與香港不同，任何把香港情況拿來與台灣相提並論者，似有矮化台灣地位 之虞。
﹝II﹞中國資本原來在香港就設有基地，因此其進入香港參與金融運作是極為自 然之事；但中國資本在政治因素的干預下，目前並無任何基地在台，因此中 國資金根本無法在台灣翻雲覆雨。
﹝III﹞退一步說，即使中國資本目前已採取非正式管道介入台灣金融市場，台灣 政府也查不到。
﹝IV﹞如果台灣金融市場完全自由化，事實上亦輪不到中共來台灣炒作與操縱， 因為中國並非世界的資本中心，美、日、歐等國才是世界的資本中心。且 目前外資在台灣僅佔全體資本額的10%，在三通之後只要將中國資本視同 一般外資規範即可，根本無需顧慮中國對台灣可能採取的金融市場操縱。
【3】 親中勢力培植論的商榷：
戒急用忍派反對三通的第三個原因，在於害怕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勢力將會藉由三通的管道大舉侵台，並在台灣社會培養親中勢力團體，主導台灣政治走向等。關於戒急用忍派的此一論調，我們必須很坦白的表示，所謂親中勢力培植論的事實早已發生，因為根據謠傳，1996年總統大選期間，台灣民眾若對陳履安、林洋港兩位候選人提供政治獻金，皆可在中國辦理退稅，所以台灣事實上早已是各種不同政治勢力充斥的國家（國民黨、民進黨、新黨、中國共產黨、美國….等） 。但我們絕不能以此理由反對開放，因為一個開放民主的自由社會，本來就需要容納各種不同的意見與聲音，只要這些政治團體在運作時不違反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則、不違背相關法律的規定，即使是共產主義我們都應容許其在台灣社會中宣揚，且台灣的民主政治一定要經過類似的考驗才能步入正軌，否則「麥卡錫主義 」的陰影將會隨時籠罩在台灣上空。
更重要的是，台灣人民真的那麼容易就會因為台灣與中國開放三通而喪失台灣國家主體意識嗎？事實顯然與戒急用忍派的推測大相逕庭。以1996年中國導彈危機為例，當危機發生時，在中國之台商莫不團結集體向中國官方抗議，並將原已規劃之投資計劃、廣告刊登等相關商業活動中止或撤銷，顯示所謂「商人無祖國 」的說法並未在大多數台商身上顯現；而在1995年於台灣本島舉行的立委選舉，部份候選人高舉中共「一國兩制」做為宣傳政見，結果卻以相當低票落選，顯見台灣人民對親中政客之不屑。
【4】 木馬屠城論的無知：
戒急用忍派反對三通的第四項理由是，中國極有可能在通航之後讓中共米格機長驅直入台灣領空，或是使用貨輪裝載大批人民解放軍登陸，以遂行其木馬屠城的血洗台灣計劃。在此，我們必須提出的質疑是：
﹝I﹞如果中共對台灣使用武力，最可能採取的是「波灣式的戰爭」，封鎖及飛 彈攻擊才是主要手段。從中國近幾次軍事演習中已可看出端倪，1996年的導 彈試射演習更是提供台灣人民一個活生生的可能武力犯台模式，中國如何可 能在「不戰而屈人之兵」或使用最少成本即可達成目的的情況下，反而退步 去採取需花費大量成本與人力，並確定會破壞其開放改革之經改計劃的木馬 屠城劇本呢？
﹝II﹞如果只是單一架次的米格機尾隨民航機飛向台灣並不會對台灣造成威脅， 若是整批的米格機侵台，我們的軍事雷達難道不會發現嗎？
﹝III﹞目前中國人在台人數已達20萬人之多，台灣已婚者中有6.6%與中國人通婚 ，如果中共要上演木馬屠城記的話，早就可以實行了，何必等到通航之後？
【5】 三通籌碼論的幻想：
最後，包括國民黨政府與民進黨內的戒急用忍派之所以反對台灣在現階段著手準備與中國進行三通談判的主要原因，就是他們認為三通是中國非常想要達成的目標，因此他們並非反對三通，而是希望用三通作為與中國談判時，交換中國承認我為對等政治實體並簽署台海停戰和平協議的籌碼。
然而，如前所述，台灣與中國在國際政經體系中的競爭優勢，分別是經濟與政治軍事，而今戒急用忍派竟主張把台灣賴以生存的優勢經濟競爭實力拿來當作與中國政治談判的籌碼（或說祭品），根本就是錯估形勢、以卵擊石、帶領台灣走向滅亡之路的「自殺政策」。
三通籌碼論之所以成形，是因為國民黨相信三通是中國想要的，但此與事實不符，中國所真正想要的是台灣對「一個中國」的承諾，不管這個承諾是否具有實質上的意義，其欲像鳥籠一樣把台灣罩住的意圖十分明顯，凡是與此目標違背者皆不可能同意；因此，國民黨等戒急用忍派欲以三通來交換中共承認台灣為對等政治實體、簽署兩岸和平協定、及給予台灣務實外交的空間，根本就是無知的幻想。就好像中國用「一國兩制」來交換台灣放棄主權獨立的事實一樣荒謬與不可行。
更重要的是，在台灣與中國通商、通航之後，台灣所獲利益絕對大於中國，欲以三通作為政治談判的籌碼無異置台灣經濟發展於死地。持平而論，台灣真正的籌碼只有兩個，一是主權，一是民主，從美中柯江會談中所形成的兩個僵局：台灣問題及人權問題即可看出問題的端倪。
除了前述幾個原因外，民進黨內戒急用忍派特別是新潮流系，其之所以力持保守的中國論述尚有兩個原因：
【1】 產業升級論：
他們認為當台灣資金大量流入中國，台灣哪裏有錢可以進行產業升級？其次，將勞力密集產業不斷移往中國，將會延緩台灣企業主產業升級的意願。然而，我們必須提出的質疑是，產業升級問題的焦點應在於台灣政府是否提供足夠的投資誘因？是否提供完善的基礎投資條件？如果是，根本就不需要耽心產業升級的問題；如果否，即使台商不前往中國大陸投資，也會轉移到他們自認為符合其投資條件的國家或地區。且事實上只要台灣經濟持續維持榮面，就不怕沒有資金進行產業升級，管制台灣資金並限制企業投資的方向根本無法解決產業升級的問題，新潮流對此問題實際上是開錯藥方。
【2】 WTO談判過程獲利論：
新潮流基於台灣與中國目前皆非 WTO 會員國，且就目前情勢而言中國加入 WTO 的時程尚未明朗，開放三通亦非台灣加入WTO的前提，即使台灣與中國都加入 WTO 後，台灣亦未必需要全面開放三通才能符合WTO的規範等理由，故主張在台灣與中國尚未成為 WTO 會員國前，台灣與中國進行任何有關的三通談判都是不智與危險的。他們認為三通問題在加入 WTO 以後依一體適用的原則自然解決，不須急於此時展開三通談判。
我們對新潮流此一論點所提出的質疑是，台灣與中國談判三通，基於國家安全的理由，台灣本身在防衛機制的設計上一定比中國嚴格，所能得到的條件一定比中國好，何必懼怕三通談判？其次，兩國之間進行任何的談判，並不要求一蹴可幾，談判過程可能長達數年甚至十數年，且談判所獲得的結論尚須經過國會的同意才能生效（至少對台灣而言是如此），如果談判條件真的不符合民意期待與要求，試想，台灣的立法委員膽敢違逆民意通過不利於台灣國家利益的三通條款嗎 ？而在經過非常嚴謹的行政立法程序把關後所獲致之談判成果，若戒急用忍派仍不放心，其不放心者究竟是台灣的國家安全呢？還是台灣人民操作民主政治機制的能力？亦或純然是恐共心態揮之不去及受到教條主義份子裹脅所使然？我們期待戒急用忍派能對我們前述質疑提出明確的答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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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唯有「台灣經濟國際化」才能保障台灣國家安 全（代結論）
本文在一開始即曾提出如下問題，在即將邁入二十一世紀的此時此刻，在世界強權即將積極介入台海問題的國際情勢中，台灣在國際政經體制中、在亞太經貿架構下、及在台、中關係間，究竟應該扮演什麼角色？立足點何在？未來的活路在哪裏？因應策略是什麼？已成為當前刻不容緩且無法迴避的嚴肅問題。然而，令人感到遺憾的是，在分析過台灣主要政治勢力之中國政策觀與論述後發現，目前台灣社會一般人所提到的中國政策或大陸政策，究其實際內容而言實為台灣的國家安全政策，與如何促進與中國交流、如何藉由與中國交流來提升台灣的國家利益根本隻字未提。而即使是其所謂國家安全政策，亦都到處瀰蔓著恐共心態或反抗中國、仇恨中國之非理性「鎖國自閉」的教條主義。
本文以為，欲制訂一套完整的台灣對中國政策，首先需要了解台灣與中國相較之下，在新的國際政經體系中究竟具有什麼相對的競爭優勢？然後依此優勢確定台灣的國家利益，本文在經過分析後指出，相對於中國而言，台灣的優勢在於澎勃發展的經濟力量，而中國的優勢則在於其政治軍事力量。而在相對於韓國、日本、香港、及歐美各國而言，台灣的優勢則在於文化上對中國的了解。因此台灣實應善用本身的經濟力量與優點，積極努力拓展與中國的經貿關係，讓台灣的經濟體系大幅開放與國際化，讓全世界各國包括中國在內的資金進入台灣，使台灣的國家利益等同於美國、日本、歐洲、乃至於中國的國家利益，如此一來，台灣的國家安全問題，就等於美、歐、日、及中國的國家安全問題一樣。
其次，在對中國的經濟策略上，則必須依賴政府有計劃地採取以小博大、分化對手的策略、逐步引導台商到中國特定地方投資，藉由台商與中國地方官僚聯盟的跨國投資模式，才能在新的國際政經體下以有利於台灣的優勢經濟力量對抗中國的政治軍事威脅，以進一步提升台灣的國家利益。
最後，我們希望並呼籲國內其他政治勢力團體及社會各界人士，能勇敢地拋棄恐共心態及教條主義，共同以務實的態度維護台灣的國家利益，而政府部門及朝野政黨亦應從現在開始積極向人民宣揚現階段與中國著手進行三通談判的必要性 ，以讓人民有心理準備迎接台海兩岸未來可能的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