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國昌 1998年2月
| 前 言 |
| 一、關於「大膽西進」、「立即三通」的檢討 |
| 二、合理規範乃屬必要，「戒急用忍」應避免流於口號 |
| 三、為何談判？何時談判？──兼論美國在台、中關係中的角色 |
| 四、（代結論）台灣面對中國之際，民進黨應有的角色承擔 |
前 言1986年黨外政團之所以能突破戒嚴時期的黨禁，順利變成「民主進步黨」，主要原因是挾著百萬以上的選票實力，而當時參加選舉的主要訴求，除了民主制衡以外，就是自決、救台灣。可以說，民主進步黨的誕生與「台灣民族主義」息息相關，宜乎有1991年台獨公投黨綱的通過，意思是，民進黨追求建立台灣共和國，包括制定新憲法以及更改國號等目標，但是要經全體台灣人民以公投程序選擇決定。這樣兼顧民主主義與民族主義的價值，應係合乎民進黨成長的歷史，以及支持民眾的期待。但是黨綱畢竟無法「照搬」成為不同性質選舉時的競選綱領，或面臨執政時的施政綱領，其間必須有「政策化」的過程，尤其在1993年民進黨中央通過《政策白皮書》以後，這幾年歷經省長選舉、總統首次民選、中國導彈威脅、美國介入嚇阻、第三屆立委選舉遇到「魔術瓶頸」、縣市長選舉大勝等情事，不論在國內政治生態或國際政治環境方面都有重大的變遷，特別是攸關國家安危、經濟榮枯的中國政策方面，除了曾經在黨綱、《政策白皮書》及1995、1996競選綱領（《給台灣一個機會》）有所表達以外，黨內針對是否應大膽西進、是否應立即三通業已產生歧見，作為一負責任的政黨，實不應聽任這些歧見繼續滋長蔓延。 我們樂見二月中旬本黨舉行之中國政策研討會順利成功，真正凝聚本黨對中國政策大方向、大原則之共識。以下就若干重要爭議提出我們的看法，向黨內先進及社會各界請教。
一、關於「大膽西進」、「立即三通」的檢討台灣單憑一己之力不足以抵抗中國，乃至明之事，因而不論以國民黨執行的「兩個中國」政策或民進黨黨綱所揭示的「一台一中」目標，皆須先使台灣問題國際化，換句話說，台灣須有一套亞太戰略、把自己適當安放在國際體系裏，才有安全保障。這方面，1993年5月外交部長錢復首次在立法院答詢時，曾提出「南聯北進西和」的外交政策，可以視為政府當局對亞太戰略的初步而清楚的勾勒。所謂「南聯」是指加強和東南亞國家及巴西、紐西蘭、澳大利亞之間的合作，「北進」是吸收美日之科學技術並發展和俄羅斯的關係，「西和」則是以上述的南聯北進政策配合立足台灣的政府當局推展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以上的外交架構可謂完整，但平穩有餘新鮮不足，反而比不上民進黨許信良先生所提的「政經分離、大膽西進」那樣引起注意。 許先生在1995年發表《新興民族》一書，認為在廿一世紀的前夕，經濟上無國界、政治上無戰爭的「大勢」已經無可懷疑，對台灣而言「西進已是不歸路」；許先生認為1993年繼關貿總協之後成立的「世界貿易組織」(WTO)是一件石破天驚的事，從此以後個別國家之間的貿易糾紛都被視為世界議題，須由世界性組織來共同解決，「在這個新時代裏，舊式的外交內政分野也不再存在，沒有國家可以用主權作藉口，在內部胡作非為；因為任何屬於內政的作法只要可能影響國際貿易的和平與平等原則，都會被視為擾亂世界秩序的潛在炸彈，應該予以及早拆除引信，防範未然。」「中國申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若能正式被編入這個貿易組織裏，對台海兩岸緊張情勢的緩和，也一定會有極大程度的影響。」 許先生批評國民黨政權根據「國統綱領」所制訂的大陸政策，其基本策略構想是錯誤的，包括亞太營運中心的推動，也因為不能碰觸兩岸不直航的「教條」而綁住了自己，許先生的主張是：台灣必須與中國建立穩定而長期的大量經濟合作關係，這是現階段台灣在處理與中國之關係時必須確立的首要戰略目標，也就是「政治放兩旁、經貿擺中間」，「經濟關係不是籌碼，而是目的」。台灣必須這樣做的理由，還包括中國是世界最後、最大的一個市場，用郭正亮先生的話說；「中國以目前百分之八的經濟成長率，至少可以維持15到20年，在中國成長過程中，台灣如果沒有得到相對好處，台灣與中國的綜合國力會拉開。」 至於有人擔心經濟依存度的問題，許先生的回答是：「依賴太深有些壓力要解決沒錯，不過依賴是經濟的自然現象，沒什麼政治風險，只有經濟風險，人家生意人比你更會判斷，國家的角色是提供具體資訊，而不是恐嚇讓人民害怕。」 許先生在《新興民族》一書最後提醒的只是，不要讓台商個別的、零星的去大陸單打獨鬥，台灣應該把自己連結到世界網路中大膽西進，「扮演國際企業進軍中國的基地和居間傳導者，甚至進一步做為中國經濟發展的經略者，將中國經濟進一步連結到世界經濟上。」 吾人不憚其繁引述許信良先生的觀點，乃是因為他在民進黨內部的代表性、他在台灣政壇上的影響力不可輕估，吾人即使不同意，也要搞清楚他的脈絡。基於前述的世界觀、中國觀，許信良認為目前國民黨宣傳的簽訂「和平協定」及高層會談都是不切實際，因為「大家不要談政治問題，兩岸關係才會繼續舒緩下去」，至於加入聯合國等問題也應先放在一旁，「因為目前這是毫無可能的」；許信良認為應該做的是，李登輝總統應該在（1996年5月20日的）就職典禮上宣布準備與中國進行三通談判，並具體提出三通細節，尤其台灣每年對中國兩百億美元的貿易順差是「任何國家所不能忍受的」，台灣應該比照當年對待美國的方法每年派採購團去中國「專案採購、專案投資、專案合作、專案開發」 。對於以上的主張，彭明敏教授批評「其離譜之程度，令人浩嘆」，「自毀立場」，「違背建黨理想和理念，不顧台灣安危。」 吾人暫時不下這類的論斷。 先就論述的形式而言，許先生一方面強調政經分離，「生意人比你更會判斷」，一方面又說不要讓台商單打獨鬥，要求卓越的政治領導，國家要有正確的整體經略方策，其間難謂沒有矛盾之處；其次，許先生把世界貿易組織（WTO）說得出神入化，畢竟是中國與台灣雙雙加入皆為成員以後的事，在還沒加入以前，就要求李登輝在就職典禮上宣布進行三通談判，寧不危險？ 再就實質問題而言，近年來台商對中國投資及經貿往來的程度是否相對低落以致於須要在政策上鼓勵「大膽」西進？其實自從1987年開放大陸探親、放鬆外匯管制以後，台資流入中國已如脫韁野馬，1990年政府只有「追認」的份；純就經濟而言，當台灣的工資成本提高，勞力密集、出口導向的產業自然容易移往「同文同種」的中國，或當台灣市場飽和，內需型產業（例如摩托車製造）亦轉往中國發展，這是台灣經濟已經發展到成熟階段之後的自然現象 。根據陸委會的分析，台商對中國投資有下列趨勢：平均規模逐漸擴大、投資地區從東南沿海漸次向北方及內陸延伸、投資產業層次逐漸升高、上市公司申請赴大陸投資有加快現象。觀察1988年至1995年主要國家對中國投資情形，就1995年年底累計協議投資金額及實際利用金額來看，台灣均名列第二，僅次於香港，但是就1997年前三季的資料而言，或許由於中國調整稅收政策以及台灣實行「戒急用忍」政策的影響，台商投資額已較1996年同期下降不少，在大陸利用外資的排名中，台商實際投資額僅次於香港、日本，名列第三，協議金額則排名第六，次於香港、維京群島、美國、新加坡、日本 。閱讀這樣的排名，吾人仍然要問「太多或太少？」經濟學者陳博志提出以下的論斷：日本每年對大陸投資還不足其國內生產毛額（GDP）的千分之一，而我們對大陸的投資卻很多年都超過百分之二，如果再考量我們對香港及大陸的出口佔總出口的24%，世界上這項比率第二高的南韓還不到16%，由此可見：「我們對大陸經濟的利用已遠高於其他國家，我們實在很難說這個依賴或利用程度太低，更不能說我們不更依賴就沒有前途。」 除了經濟面的分析，吾人亦應注意到北京政府對台灣有敵意（有領土野心）是鐵一般的事實，他們想用經濟手段逼台灣就範也是很明顯的政策，自1987年以來台灣產品和中國產品在美國、日本的市場佔有率，已呈現彼長我消的趨勢也是事實，加上台商投資中國對國內投資造成的排擠效果也有日增之勢，這些「社會外部性成本」，並非一般台商所能顧慮，所以凡是一個負責任、有能力的政府，都不應放任這種情勢發展下去，更不應鼓勵大膽西進。 前面提及我們對香港及大陸的出口依存度高居世界第一，根據陸委會的估算，台灣對大陸的出口依存度由1987年的2.28%，上升到1994、1995、1996連續三年超過17%，同一期間的進口依存度，則由0.83%上升至2.18%、2.98%、2.96% ，這個數據讓我們想到，一旦終止台灣對大陸出口，我們的經濟成長率將因此下降近2個百分點 ，也就是說，中國對我們有相當大的經濟制裁能力；而中國相對於台灣是個巨大的經濟體，一旦雙方關係生變，對中國的衝擊當然較小。許信良先生看到這樣的「鉅額貿易出超」憂心如焚，除了建議立即對中國進行政策性大採購，就是主張三通談判。其實貿易的出超入超主要取決於比較利益，與直航與否關係不大。 關於直航，1995年5月我國交通部基於「境外轉運中心」的構想，宣布開放外籍航商經營不涉及兩岸進出口的轉口貨運業務，卻遭北京當局抵制遲遲未能展開營運，後來中國交通部發出「關於實施台灣海峽兩岸間航運管理辦法有關問題的通知」，明文禁止第三國或第三地的船舶，以任何方式加入兩岸航線營運，不啻宣示兩岸航線為「國內航線」具有排他性。由此可見，要政經分離單純化處理兩岸直航的問題，恐係一廂情願的幻想。針對1996年8月中國公布的＜兩岸航運管理辦法＞，只開放廈門、福州直航（不開放福建省以外的港口）並且定位於「一個中國原則下的特殊航線」，以遂行矮化台灣的策略，民進黨中國事務部透過中常會發表聲明抗議，認為中國的做法有礙兩岸直航的推動，雙方應就如何改善運輸環境、以推動雙方經貿良性互動的問題進行磋商，但是同一時間許信良主席則「以個人身份強調」肯定中國此次開放的直航，認為長遠來看有益兩岸關係。 總之，從經濟面來看，台商已經充分利用了大陸市場，從政治面來看，台商對中國投資及其他經貿活動所產生對我不利的「外部效果」亦顯而易見，因而站在民進黨或台灣政府的立場沒有理由鼓勵「大膽西進」。至於三通問題，我們支持民進黨中國事務部的主張：台灣與中國雙邊諮商談判的時機，以在WTO的架構之下進行較為適宜，也就是當台灣與中國都成為WTO的會員以後才展開通商談判，對台灣會較為有利。
二、合理規範乃屬必要，「戒急用忍」應避免流於口號1995年1月30日，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提出發展兩岸關係的八點意見，其中說到「我們將繼續長期執行鼓勵台商投資的政策，……應當採取實際步驟加速實現直接三通。」到了4月初，李登輝總統也在國統會中提出「李六條」作為回應，其中還主張台灣的經濟發展要「把大陸列為腹地」。但是，這一年的夏天由於李登輝總統赴美國康乃爾大學進行校友外交的影響，中國方面一片撻伐，片面推遲了第二次辜汪會談的相關籌備事宜，尤其當1996年台灣舉行首屆總統民選期間，中國在沿海地區進行導彈演習，更是造成兩岸關係緊張。在這樣的背景下，1996年8月14日，李登輝總統在聽取國民大會國是建言後的總結報告表示，建立亞太營運中心的努力往往被扭曲成西進大陸的政策依據，根本是「鳩佔鵲巢」，因此所謂「以大陸為腹地」以建設亞太營運中心的論調必須加以檢討，同時並指示財經部門應儘速試算出台灣的國內、國外投資以及對大陸投資的適當比率 。不知是否巧合，第二天（8月15日）投審會即接獲高層指示：緊急決定延後審查台塑漳州電廠投資案；行政院經建會原訂15日討論有關放寬陸資來台事宜，也因李總統在國民大會談話的影響而臨時叫停 。同年9月14日，李總統在第三屆全國經營者大會所發表有關兩岸關係的部分談話，說到中共在我大選期間發動文攻武嚇意圖影響選舉，後來又採取「冷處理」手法以民逼官、以商圍政，對我施壓以提升我社會各界的焦慮感，針對這種情勢，我們必須秉持「戒急、用忍」的大原則，來因應兩岸當前的關係。由此可見李總統提出戒急用忍原則乃有其政治的因素、政治的作用，近日說是「完全以經濟面為考量，不具政治意義。」 應是後來修飾的說法。 吾人原則上支持戒急用忍的政策方向，王塗發教授說得好：「世界超級強權的美國，基於國家安全的理由，都還要對其出口與海外投資加以管制，難道國家安全備受中國威脅的台灣，不該管制對中國的投資嗎？」「目前的做法，基本上只管制大企業投資在五千萬美元以上的個案，以及投資基礎建設與高科技案件，對一般中小企業幾乎無何管制可言。比起美國對古巴投資的限制，這些管制措施實在太過於寬鬆。」 所謂五千萬美元以上的個案管制，並不是指超額一律不准，而是要求提出個案影響評估，試問：廠商在國內的大額投資都要做「環境影響評估」了，何況在對我有敵意的中國投資？ 關於戒急用忍的理由和具體的政策內容，李總統的說法不一，去年10月才說戒急用忍政策主要是著眼國家安全與此間人民的權益，台商投資大陸的金額如果過大就必須慎重，否則一旦投入無法取回，不但影響業者自身權益，也會影響國家的經濟發展與安定，他同時說明政府不同意三通的理由，也是以國家安全為考量，共產國家沒有制度、不透明，這些不確定的因素都可能造成不可預知的後果 ；今年1月則又說戒急用忍完全基於經濟因素，大概是受到東南亞金融風暴的影響，李總統說他最近研究大陸經濟，認為它成長到某種程度將會下滑，不可能一直往上攀升，這也可能造成人民幣貶值，他擔心將影響台商的利益，希望台商要密切注意 。 人民幣是否不久就會貶值？經濟學者有不同的說法。李登輝總統則以鐵口直斷的方式預料其貶值趨勢，雖然有警告台商的善意，但相對於美國總統派遣副財長薩默斯訪問北京，獲中共副總理朱鎔基再次「堅定、毫不含糊地保證」人民幣絕不會貶值，薩默斯所言「中國高層的堅決保證，將是對亞洲經濟最大的貢獻，美國對此表示歡迎」，恐怕顯得李登輝總統有幸災樂禍、草率發言的嫌疑；何況戒急用忍原應有國家安全等整體性考量因素，如果只建立在「人民幣必貶」、「中國經濟必壞」的基礎上，恐怕不是負責任的說法。回到問題的本身，由於中國的匯兌管制、外匯存底數量龐大等因素，人民幣迄今未受東南亞金融風暴的波及，但是正因為東南亞各國的貨幣貶值情形嚴重，許多貿易商已將原本向中國大陸下的訂單轉向東南亞各國，以及「以往需要10億美元的泰國廠，現在可能6億、甚至4億就能到手」等因素，中國大陸的出口成長及外資進駐的情形必然受挫，這種分析如果正確，那麼中國經濟成長的速率的確有悲觀下滑的理由 ，前述郭正亮先生所言15、20年可望繼續維持8%成長率的說法就應該重新評估，從而戒急用忍的政策方向更值得肯定。 不過，戒急用忍的政策方向亦不斷受到挑戰，除了馬英九、陳履安以及若干親中國的媒體社論以外，李總統的朋友王永慶，曾在去年九月發表＜共組邦聯、未來兩岸關係的活路＞的長文 ，長榮集團總裁張榮發，也在去年10月密訪北京之後，公開發表「儘速就兩岸三通議題進行實質談判」的主張，說他願意擔任兩岸和談密使，以及「李總統的心裏在想什麼，我真的摸不透。」 本身經營航運的利害關係人，發表這些言論實有不當，頗有以商圍政、以民逼官的嫌疑。可是民進黨主席許信良卻在不久之後表示，他完全同意王永慶和張榮發的看法，認為戒急用忍政策是不適當的，他認為在中國強烈的政治攻勢下，主動要求三通談判是台灣唯一的對策 。 吾人以為，中國之所以忍受每年一百多億的貿易逆差，仍然願意繼續以優惠的條件吸引台商，乃有其政治的用心，觀乎1990年以來歷次召開的「對台工作會議」內容可知一斑 。此外，就國際收支而言，中國對台灣的貿易逆差，若扣除台商赴中國投資資金、台灣民眾赴中國探親旅遊的費用、以及台灣民眾匯款接濟中國親友的轉移性支付，總算下來，逆差情況應非那般嚴重，況且就商品別而言，逆差來源有許多是台商赴中國投資所進口之機器、設備及原料，其中多數無需中國方面支付外匯，而其加工後的產品又多數外銷，為中國爭取許多外匯收入，前面述及之「美國市場佔有率」我消彼長，此為原因之一。因此，李總統提出戒急用忍的政策方向是正確的，值得擔心的是財經當局能否成功地把「根留台灣」（改善國內投資環境）作為戒急用忍的並行策略，以及戒急用忍的具體政策**即管制方案是否合理可行，否則，說一套做一套即「表面戒急用忍、實際大膽西進」的結果將不堪想像。政府如果無法扮演此一角色，自應早日換人換黨執政**不過，先決條件是民進黨的中國政策是否清晰而值得信賴，是否能早日消除「大膽西進、立即三通」的黨內雜音。
三、為何談判？何時談判？*兼論美國在台、中關係中的角色1995年1月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發表的「江八點」，在1997年9月召開的中共「十五大」政治報告中得到確認，同時除了重申和、戰兩手策略以外，首度沒有提到「國共兩黨談判」，這應當是為了因應台灣現實政治發展而做的改變。同年10月，兼任民進黨政策會主委的立委張俊宏旋即表示：民進黨願意放棄意識型態，與國內各政黨籌組聯盟，和中共進行正式或非正式的談判，儘快解決海峽兩岸可能引起的戰爭問題，張俊宏強調，兩岸之間沒有必要迴避黨對黨之間的非正式協商 ，張俊宏立委的言論雖然立即受到沈富雄立委及新潮流系公職的批評，但是政黨勢力的消長使得在野黨的權力意識高漲，爭相對中國政策發言，則是一項隱憂；這方面，恐怕也要有人提倡「戒急用忍」。揆諸「江八點」的內容第三點，特別提到「在和平統一談判的過程中，可以吸收兩岸各黨派、團體有代表性的人士參加。」「作為第一步，雙方可先就『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下，正式結束兩岸敵對狀態』進行談判，並達成協議。」這就是中國方面所提議的政治談判芻型。應知，「談判」在國際政治中有一定的命義，一旦談判就有對等的意涵，所以中國方面必先戴上「一個中國原則（或前提）」的帽子，可是台灣一旦接受這個帽子就是自我繳械，喪失主權獨立的立場。由此可以理解，李登輝總統儘管向日本產經新聞指出中華民國已告別三不政策，而主張以「對話」來處理兩岸關係，但是仍須堅守城池地強調「不設前提條件下」隨時有恢復和中共對話的準備 。同樣地，行政院長蕭萬長在立法院答詢時亦表示，在不預設前提條件的情況下，可立即恢復辜汪或兩會對談，尤其兩岸事務性、技術性協商可以先談，至於爭議較大的主權問題，蕭萬長則主張應予擱置 。這個立場，民進黨主席許信良亦表贊同，因為這並不是不主張主權，而是暫時擱置主權以利事務性談判的進行（同上註）。看來，這方面朝野立場差距不大。不過，許信良先生卻把問題轉到三通上面，他認為台灣談三通總是堅持主權問題為前提，這是台灣方面的問題（即台灣是不對的？）在這一點上，中國則是避開主權爭議（同上註）。其實，此一說法絕非事實，前文所述中國政府對開放福州、廈門直航的定位是「一個中國原則下的特殊航線」，可見中國才是緊抓主權問題不放的一方。 政治談判就在以上的弔詭中遲遲無法展開，是很容易理解的，如果台灣的國家目標是避免中共統治與中國併吞，亦即要求獨立自主地生存發展，則根本不必急於與北京政府談判；何況根據陸委會最近的民調，台灣民眾對兩岸關係的未來走向有四成二主張「維持現狀，以後再決定。」 既然要維持現狀，又何必政治談判？ 最近之所以有「促談壓力」的說法，多半來自親中國媒體的誇大塑造，例如1995年10月江澤民接受美國新聞媒體訪問時說他「歡迎李登輝到北京訪問，如果李登輝邀請他到台北訪問，他準備隨時動身。」這個說法其實是1994年以來李登輝和江澤民彼此在不同場合屢次（超過十次）表達願意相會的類似說法之一而已，某報記者卻以特稿方式處理成「符合美國新政策」，亦即美國把五○年代以來「不介入、也不作調人」的政策改成「讓台北和北京自己去談」的描述方式，就是有施壓、促成的意涵 。吾人關心，1997年柯江會談開展了美中雙方的「建設性交往」關係，是否對美國的台灣政策帶來新的壓力？美國亞太助卿陸士達說，這種想法犯了「零和」毛病，美國政府並不認為台美、美中關係為零和**即一邊有得，則另一邊有失 。此外，張旭成立委於去年12月親自向美國官員查證，亦得到明確答覆謂美國未對台施壓，只是鼓勵台北與北京雙方儘快恢復對話 。 必須一再強調，國際上若有所謂促談壓力，頂多是希望台北與北京「儘快恢復對話」，而非要求雙方進行政治談判，猶如某位柯林頓政府的官員所言：美國並不是強要台北接受北京開出的條件，而是「希望中共設計出一個台海雙方都可以接受的方式，一如九二年到九三年時一般。」他指的是當時的辜汪會談 。甚至最近組團來訪的美國前國防部長裴利所傳達的（可能理解有誤的）訊息，也只是說中共願無條件與台灣「復談」、「恢復協商」 。這方面，我們同意李登輝總統所說的：「我們對於兩岸會談的重啟有很高的期許，*.我們的門一直是敞開的。」 至於政治談判，則是中國方面一再喊叫的希求，包括最近他們紀念「江八點」發表三週年的座談會上，錢其琛就表示「兩岸政治談判已經提到議事日程上。海峽兩會應擴大接觸，為政治談判的程序性安排尋求共識，如此才能為事務性商談創造條件。」「兩岸政治談判是大陸目前推進兩岸關係的關鍵」，而兩岸談判「必須使終堅持一個中國原則」 。台灣顯然不應該戴上那一頂中國製的「一個中國」緊箍咒，所以沒有理由上那一張談判桌。 不過，柯江會談之後美國政府提出對台三不政策（不支持台灣加入聯合國、不支持兩個中國、不支持一台一中），雖然立刻補充說明「不支持」不是「反對」的同義詞，仍是值得注意的大事。就像前美國國防部助理部長奈依最近所提「台灣不獨立、中共不動武、美國予以認可」的台海和平架構，雖然不一定會成為美國官方的想法，亦應予以正確解讀，由於過去美國官方對於台獨問題大都迴避正面處理，推到「你們政府自己主張一個中國政策」的方向去，如今或許為了因應民進黨很可能即將執政的情勢，明確說將不承認而且會鼓勵其他國家不承認台灣獨立，似有令人憂心之處。不過，美國反對中共武力犯台亦至為明顯，即使台灣宣布獨立，中共亦不可以武力對付這個「沒有國際承認（？）」的台灣，則是中國方面所不樂見的訊息。 總之，台灣過去的國家安全除了與美國、日本的因素息息相關，更是與內部的充實國防、經濟發展和相對的民主自由密不可分，吾人與其斤斤於美國政府的中國政策、台灣政策消長幾分，不如回頭看看國內對於台灣前途有多少共識，俗話說的「天助自助」，應是面對台灣未來變局時最起碼應有的態度。
四、（代結論）台灣面對中國之際，民進黨應有的角色承擔綜上所述，可以得到以下幾點初步結論：（一）十年來台商已經充分利用了中國市場，對於九○年代中國的鉅額出超和經濟成長厥有貢獻，但是中國政府依然封殺台灣的國際活動空間，甚至對台灣文攻武嚇； （二）東南亞金融風暴很可能對中國的出口產業和經濟成長有不良影響，對中國經濟前景不可太過樂觀，因而不論從國家安全的角度（不應依賴一個對我有敵意的國家）或是從經濟利益的角度，都不應再言「大膽西進」； （三）三通問題中最棘手的直航問題，根據經驗，中國政府迄不放過作為遂行「一個中國」、矮化台灣的工具，我們除了要求就實際航運已衍生的事務性問題協商解決之外，應堅持在雙方加入WTO之後始進行三通談判； （四）國際上並沒有敦促台灣接受中國所提條件進行「政治談判」的壓力，台灣應將「復談」的障礙在對方不在我方的實情，讓國際清楚知道。 由於維持目前台灣與中國分治的現狀，免受中國統治，亦符合執政的中國國民黨的利益，因而若干攸關國家安全的中國政策，近期內民進黨不妨予以支持、合作，例如經濟部對於投資中國的一些必要管制、「不預設前提」下隨時準備恢復事務性協商、拒絕一個中國前提（原則）下的政治談判等等，但是中國國民黨畢竟以「統一」作為國家目標，其領導人對「中華民族」的前途念茲在茲，將使台灣的存在淪為工具性地位，因此長遠來看，必無法領導台灣人民抵抗中國的威脅利誘，民進黨惟有堅持創黨的理想，鼓舞台灣人民維護自由民主及保衛鄉土的決心，才能使「無形國力」與「有形國力」發揮相加相乘的效果，進而贏得國際支持，才能與中國真正相安無事、平等互惠，這也是民進黨終能取代國民黨執政，最有力的憑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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