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民進黨中國政策研討會

台灣對中國政策的核心價值──
全面開放的經濟政策才能確保國家安全

　

朱桐樹、邱奕彬、邱議瑩（國大代表）

前　　　　言
一、後冷戰時期國際新秩序對台、中關係之影響
二、台灣、中國的雙邊協商與建立良好互動關係之策略
三、兩岸經貿關係發展與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的挑戰及其因應對策
結　　　　論

前言

　　自1991年蘇聯解體後，冷戰時期正式宣告結束，世界環境起了重大的變化，在一連串驟變之後，國際間逐漸形成冷戰後的新秩序。在這股新秩序中，美國隱然已成新秩序的領導者。

　　在亞太區域，美國首先面臨的是如何處理因經濟快速發展而國力上升的中國。而這個問題，不只是美國要面對，台灣在這個新情勢中如何自處更是重要，因此台灣在冷戰結束後應積極調適自我心態；面臨我們獨特面對的中國問題，並顧及美國與國際社會的反應，利用國際間的新秩序來造成對自己最有利的情勢，思考大格局的政策路線，是我們在步出冷戰後的最新課題。

　　1998年伊始，美國前國防部長培里、前國防部助理部長奈伊等高層人士，紛紛游走於台海兩岸之間，一方面聽取海峽兩岸各界人士對台海未來局勢的看法，另一方面則藉此向兩岸政治領導人傳達某種政治訊息；然而，無論美國所欲傳遞之訊息實質內容為何，其透過此一連串行動向世人宣示，美國未來將對台海和平問題採取「積極性介入」的立場則是無庸置疑的事實。

　　因此，在即將邁入二十一世紀的此時此刻，在世界強權即將積極介入台海問題的國際情勢中，台灣在國際政經體制中、在亞太經貿架構下、及在台、中關係間，究竟應該扮演什麼角色？立足點何在？未來的活路在哪裏？因應策略是什麼？便成為當前刻不容緩且無法迴避的嚴肅問題，如何面對並解決眼前的挑戰，是我們應積極思考的新方向。

　　本文首先將以國際政經體制的轉化作為分析的基礎，一方面呈現國際政經體制轉化的過程，一方面剖析台灣在每個不同階段及當下所應扮演的角色；其次，本文將藉由指出國民黨當局及部份懷抱教條主義與恐共心態人士主張「戒急用忍」政策之不可行，進而提出唯有抓住台灣問題國際化的核心 - 開放，才能確保台灣國家安全的主張，並使台灣在與中國競爭及談判時立於不敗之地；最後，本文將提出台灣對中國政策的結論與具體策略，以作為民進黨整合及向社會各界提出一套完整中國政策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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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後冷戰時期國際新秩序對台、中關係之影響

　　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至今，國際政治基本上歷經了三個不同階段的演變，即所謂冷戰時期（1945-1969年）、和解時期（1970-1988年）、與後冷戰時期（1989年至今）。

　　在過去冷戰時期，台灣站在西方陣營，面對來自中國的威脅，自有美國來負責台海安全。但自蘇聯瓦解後，亞太區域的國際權力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隨著市場的開與經濟的快速發展，中國國力也隨著提升，中國運用其原本就極具影響力的政治力量，結合其新興的經濟力量，將成為東亞國際權力結構的龍頭是無可避免的。

在冷戰時期，國際政治經濟體系的特色是：

　　國民黨政府在冷戰時期中雖然因此在重大國家政策上（如反攻大陸）受到相當大的制約，但卻也獲得不少好處。如美軍第七艦隊協防使台灣安全無虞；美國於聯合國中對國府在中國代表權上的全力護盤，使國府在國際社會的地位屹立不搖；而美國不附帶追求美式民主條件的經濟援助，則鞏固了國府對台灣社會的支配與控制，強化台灣成為一個在經濟上快速成長，但在政治上卻是威權統治的國家。

　　然而，當國際政經體系進入和解時期（Detente Era），國府的統治正當性危機（legitimation crisis）便逐漸浮現。雖然，美蘇對抗局勢的緩和使區域自主力量大為提昇，經貿結構運作亦隨國際政治體系的多元鬆動，逐漸衝破政治蕃籬而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照理說，這對於以外貿為生存依據的台灣而言，應是有利的形勢才對；但由於美蘇的對抗並未完全終止，再加上中國自1969年文革結束後開始推動和平解放台灣政策，並自1978年起宣佈「開放、改革」以來，地緣政治的影響開始對台灣不利，遂使國府在國際外交上吃盡苦頭。從1971年國府被逐出聯合國開始，1972年台日斷交、1978年台美斷交等一連串的外交挫敗便不斷地衝擊國府在國際上的合法地位。

　　到了1985年蘇聯領導人戈巴契夫上台後，其對內致力於政經改革，對外以「新思維」為外交政策綱領的作法，則使國際政經體系產生了極大的變化。1988年12月，戈巴契夫在聯合國大會發表演說，呼籲終止冷戰；1989年柏林圍牆倒塌，民主浪潮席捲東歐，美蘇關係全面和解；1990年東歐共黨政權紛紛垮台，蘇聯內部則面臨各加盟共和國要求獨立及政治民主化、經濟自由化的挑戰；同年10月3日，東西德完成歷史性的統一；11月19日北約組織與華沙公約組織簽署互不侵犯的「巴黎宣言」，正式宣告東西方冷戰已經結束。

在後冷戰時期，國際政經體系的特色是：

　　面對此一新的國際政經潮流，台灣的經濟力量雖然在國際上較有發揮的空間，但就「中華民國」作為一國際法上之受承認的主體而言，顯然並無任何幫助；其次，在後冷戰時期，「中華民國」作為一種反共代理人的形象已日趨淡化，國府過去與美國共同反共產的意識型態聯盟，已被彼此之間的經貿磨擦糾紛所取代；此外，美國與中國關係也隨著情勢演變而有階段性不同的發展，在冷戰結束後至今，美國與中國的關係已進入第三階段，在美國主導的國際新秩下，中國成為美國的戰略夥伴。因此即使雙方對於民主及人權等問題存有極大的歧見，但美國已將中國視為新的戰略伙伴，是我們不能刻意忽視的現實。在這種情勢下，中國慢慢回應美國的要求，包括開放市場、人權等；美國也回應中國的要求，包括美國政府以公開態度表明「三不」政策：不支持台灣加入聯合國、不支持一中一台、不支持兩個中國。若再加上中國國力逐漸提昇、1997年香港主權和平移交中國所產生的「一國兩制」示範效果，及美歐日等國家普遍希望台海和平穩定的「強烈期待」，則台灣在後冷戰時期所承受的國際外交壓力實較冷戰時期為重。

　　在這個以經濟力量為主導的國際新秩序中，台灣究竟應該如何界定自己在國際政經體系中的地位與角色？如何在此一新的國際政經局勢中找出自己的活路？而在拋棄冷戰時期的舊思維之後，新思維的國家發展藍圖又是什麼？在國際新秩序下面對不友善的中國政權，難道真的只能毫無想像力地繼續「戒急用忍」下去？所有這些應該都是值得國人深思的重大問題。

　　我們以為，在以經濟力量為主導的國際新秩序中，和平穩定的經濟發展環境至為重要，所有國家莫不以此作為最高的施政目標。而在對外關係上，包括美國、日本、中國、俄羅斯、及歐洲主要國家等，亦都以追求和平穩定的國際經濟體系為最高的戰略目標，如美日兩國於1996年簽署「美日安全保障共同宣言」並在1997年修定防衛指針範圍，及美中於1997年10月下旬舉行「柯江會談」，為美中兩國建立起「戰略對話」（strategic dialogue）及「戰略架構」（strategic framework）的新關係等，都是希望透過對話、談判、與簽署安保協定等方式，為和平穩定的國際經濟體系鋪路。美國國務卿歐布萊特便曾在1997年6月24日表示，「當前美國的首要目標，是鼓勵中國融入全球體系，以和平合法的方式解決問題」。如果中國未來真能在世界主要國家的鼓勵之下融入全球體系，以文明世界的遊戲規則與包括台灣在內的國家互動，則台灣有必要自外於國際政經體系之秩序而成為「麻煩製造者」（trouble maker）嗎？

　　換句話說，雖然國際政經體系曾在1995-1997年間出現短暫的不穩定狀態，特別是亞太地區的秩序曾因台灣李登輝總統訪美及中國對台實施導彈演習而產生緊張關係，但整個世界持續朝向一個以經濟力量為主導的國際政經體系邁進的事實則未曾改變。台灣因此必須證明能夠與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各國和平相處，而和平相處的關鍵在於台灣必須去除冷戰時期的舊思維模式，善用台灣優勢的經濟力量，唯有如此，才能在經濟邏輯大於政治邏輯的國際政經體系中找到自己的活路。

　　部份論者以為，在新的國際秩序之下，台灣與中國的國際活動空間都會受到某種程度的限制，且新秩序雖然限制了台灣進一步彰顯主權的行為（如宣佈獨立、與美日建立正式的官方關係、高層互訪等），但對中國的限制卻更多，中國已失去將勢力跨過台灣海峽的自由，因此他們反對在國際壓力下立即與中國進行三通談判。我們雖然同意在新的國際政經體系中，台灣與中國的國際活動空間都會受到某種程度的限制，但必須指出的是，這種限制並非針對特定國家而來，除非這個國家的行為明顯違背前述所指追求和平穩定之國際經濟環境的要求與趨勢。因此，所謂國際新秩序對中國的限制更甚於台灣的說法，只是一種靜態的、對過去與現狀的事實描述，卻缺乏動態的、對未來國際趨勢宏觀的分析，我們絕不能因而預設中國未來仍將持續受到比台灣更嚴苛的限制。因為，對於以經濟力量為主導的國際政經體系來說，其對國家行為者限制的程度並非因為你是中國、我是台灣而有差異，重要的關鍵應在於：哪一個國家最能維護和平穩定的經濟環境、最能提供開放自由的競爭市場，它所受到的限制必定最少，反之亦然。

　　此外，在美中關係改善、已建立建設性伙伴關係的情況下，台灣想要在外交上走出去幾乎已是不可能的事。美國已表明不支持台灣加入聯合國，而就目前國際情勢而言台灣的外交與兩岸關係的最佳戰略方針是「維持現狀」，不可能有突破性的發展，加入聯合國、守助 所有的邦交國、增加邦交國的數量，都是注定失敗的戰略目標，這是我們不得不接受的結果。

　　未來台灣要守住現有的邦交國將愈來愈吃力，我們要有面對最難堪的結果的心理準備。目前中國的經濟力量正在崛起，而且在國際間扮演的角色愈來愈討好，愈來愈積極，台灣在軍購上可能愈來愈困難，在重大投資上也將面臨中國強大的競爭壓力。因此台灣若不`求變，一定會漸形孤立。

　　以「一個中國」原則來說，中共堅持統一，台灣傾向獨立，雙方不可能達成真正的共識，但目前國際社會已將中共的「一個中國」當做實際的政策，國際社會不再認為「一個中國」是無理的要求，這一點只有台灣自己無法接受而已。所以台灣應儘快避開「一個中國」的戰場，不要在注定失敗的地方徒然掙扎。

　　台灣與中國的競爭最大的優勢是經濟發展，以及民主、內政等國際與民間宣傳，這才是台灣最有把握的地方。

　　在國際新秩序已形成的今天，國際間主要是透過集體力量來解決問題、消弭衝突，並以保衛和平為主要任務。在新秩序的環結下，國際社會不可能允許中共以武力來解決台灣問題。美國及其他國家希望台灣問題可以和平解決，因此希望雙方能坐下來談。因此在國際社會要求兩岸談判的「善意壓力」下，台灣不可能完全拒絕，如果台灣一再拒絕面對這個問題，無法給國際社會一個滿意的回應，台灣將會漸漸失去國際社會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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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台灣、中國的雙邊協商與建立良好互動關係之策略

　　當國民黨政府在恐共心態的陰影下於1996年8月16日高舉「戒急用忍」的大旗，民進黨部份人士或基於相同原因或教條主義使然，竟亦同聲附和時，我們不禁對於過去一再強調擁有十八本劇本足以對抗中國的政治領導人、及一再在言詞與文字聲明上強調應以強硬立場對付中國的獨派人士，如今在國際政經體制轉化為對台灣有利的趨勢時，竟在對中國進行全面性的交流之議題上出現「鎖國自閉」的退縮心態深感不解與遺憾。

　　我們必須指出的是，國民黨政府與部份民進黨人士之所以高舉「戒急用忍」的大旗，之所以反對台灣在現階段應著手準備與中國進行有關三通議題的談判，完全是因為他們對新的國際政經體系產生錯誤評估及對台灣人民缺乏信心所致。

　　其次，在目前台灣主要政治勢力（如國民黨主流派、民進黨新潮流系）的中國政策論述中，與其說他們關心的是如何與中國進行交流、如何促進雙邊的經貿發展、如何藉由與中國的交往來增進台灣本國的國家利益（就如同台灣與其他國家的交往一般），倒不如說他們關心的議題僅在於台灣的國家安全。然而，即使是就台灣的國家安全議題而言，他們亦犯了錯估病情、開錯藥方的毛病，主張「戒急用忍」及反對現階段著手進行台灣與中國三通談判的準備便是置台灣國家安全於不顧的最大的錯誤。

　　大家必須知道的是，舉凡任何一個民主先進國家在制訂外交政策或對外方略時，必定是以國家利益作為制定外交政策時的優先考量，而國家利益何在？便須考慮個別國家在不同階段的國際政經體系中，與其他國家互動時的相對競爭優勢而定。以台灣和中國為例，台灣的優勢明顯在於經濟貿易的高度發展，透過知道比別人多、活動力比別人強的台商拎著皮箱環遊世界到處做生意，台灣才能活躍在國際舞台中；相對地，中國的優勢則在於政治與軍事，中國藉其一元化的政治體系控制著龐大的人口與軍事武力，是其能在國際政經體系中得以立足並藉此鞏固其國際霸權的主因。如今，國民黨政府及民進黨部份人士竟然主張以戒急用忍（意即限制台灣本身優勢的發展與延伸）來對應中國的政治軍事攻勢，就好像台灣與中國的手中各握有一顆石頭與一顆雞蛋，但台灣卻拿雞蛋來砸中國的石頭，而非以台灣的石頭去砸中國的雞蛋，如果這種「憋尿主義」、「以卵擊石」的政策持續下去的話，無異在帶領台灣走向滅亡之路。

　　為了讓民進黨中國政策研討會成為刺激社會各界重新思考台灣國家利益、國家安全策略、及中國政策未來走向，我們將在本節以下部份不厭其煩地說明我們為什麼反對「戒急用忍」政策的原因，及為何主張在現階段就應積極準備進行台灣與中國三通議題談判的理由，以期讓這場中國政策研討會達到「完全辯論」的效果，並釐清部份國人對中國、對國際局勢一廂情願之錯誤的迷思。

　　首先必須指出的是，國民黨政府李登輝總統於1996年8月16日所提出的「戒急用忍」政策，其政策目標雖在解決台灣的國家安全問題，並用以對抗中國持續不斷的文攻武嚇等軍事政治問題；但是，戒急用忍政策的工具卻是台灣賴以生存的經濟優勢。該項政策的主要內容包括：

（１）限制5000萬元美金以上的大型投資案赴中國投資；

（２）限制基礎建設赴中國投資；

（３）限制高科技產業赴中國投資；

（４）上市公司赴中國投資必須特案審查；

（５）對於已赴中國投資之台商，則採取不介入、不協助、不 　　　鼓勵的「自生自滅」政策。

　　因此，所謂戒急用忍政策雖然並不等於完全禁止台商到中國進行投資，但其以公權力有計劃性的、消極性地阻遏台灣商人前往中國與世界其他國家商人及跨國公司進行公平的商業競爭則是不爭的事實。

　　戒急用忍政策的思考邏輯是，目前台灣對中國的出口貿易金額已達台灣對外貿易出口總額的14%，對中國進口貿易金額則達總額的9%，是全世界與中國經濟體系互動往來比率最高的國家，如果持續下去，將產生台灣對中國的「經濟依賴」，而此一經濟依賴將成為中國對台灣「以商圍政」、「以民逼官」的統戰工具，國民黨政府及民進黨部份派系人士認為，若任令台灣持續擴大與中國間的經貿交流，將使台商成為兩岸爆發衝突時，中國遂行其政治目的的人質。問題是，多數台商為了自求多福，早就以第三國註冊的身份進駐中國。以台商榜首頂新集團為例，其投資儘管高達十億美元，但直接由台灣頂新出資僅四千萬元，其他則分別由頂新在威京群島、開爾曼群島、及香港等第三地控股公司出資，中國的交涉對象並非台灣，而是這些第三地的政府。

　　總體來說，國民黨政府的戒急用忍政策由於缺乏總體策略，在現實上做不到也行不通，並非一套完整的中國政策，因此我們可稱其為「憋尿主義政策」。

　　至於在三通議題方面，國民黨政府在形式上雖然反對現階段與中國進行三通，但是在實際上，通郵目前並無限制，台灣與中國間的信件往來，已由1988年的401萬8千件增加到1995年的1772萬5千件（資料來源：交通部郵政總局）；其次在通商方面，雖然形式上並未直接通商，但在實際上透過香港等第三地的往來，其實已達到開放程度較差的通商效果。根據經濟部「兩岸經貿白皮書」的統計，即使只是透過香港等第三地的間接通商模式，台灣與中國間的貿易總額已從1987年的15億1540萬美元，逐年增加到1997年前11月的220億美元，而台灣對中國的貿易順差則從1987年的9億3760萬美元，逐年遞增到1997年前11月的149億4000萬美元。由此可見，雖然國民黨政府採取各種方式極力阻擋、拖延、並限制台商赴中國投資及進行經貿交流的速度與範圍，但台灣與中國間的經貿往來似乎並未受到兩岸間政治角力的影響，而呈現大幅成長的局面。

　　國民黨政府之所以遲遲不願開放兩國之間的直接通商，是因顧慮到如果開放直接通商，將產生如下危機：

　　在通航議題方面，是三通議題當中，被國民黨及其他戒急用忍派視為是最敏感且對台灣國家安全影響最大的問題。戒急用忍派認為，通航問題與兩岸主權爭議最有關聯，如台灣與中國間飛機、船舶的名稱、旗幟、及航權（第五航權）問題等，都涉及極為敏感的主權爭議問題，其問題不只關涉台灣與中國之間，並涉及世界其他國家對台海問題的立場與態度。其次，戒急用忍派以為，台灣與中國之間通航以後，在航空方面，中國米格機將可藉此長驅直入台灣領空，對台灣的國家安全威脅十分嚴重；在海防上，則中共人民解放軍甚且可能藏在非軍用之貨輪內，於登陸時對台灣進行「木馬屠城」達到武力犯台的目的。其三，也是目前包括民進黨內戒急用忍派與三通派爭議最大之處，即所謂三通籌碼論，其邏輯為三通為中共之所欲，因此我們若不與中共商談三通議題，將可逼迫中共政權在重大政治議題上的讓步，如要求中國承認台灣為對等政治實體，並與台灣簽署停戰協議或台海和平協定等。

　　針對以上戒急用忍派所提出之種種反對三通的理由，我們將在以下篇幅中一一予以反駁：

１. 經濟依賴論的迷思：

　　造成台灣與中國間貿易進出口失衡，及形成台灣對中國的經濟依賴的主因，與國民黨論述恰好相反，並非由於是台灣與中國間的經貿交流速度太快與開放程度太大，而是因為台灣與中國間的經貿往來受到太多外在政治人為因素干預，使資金只能單向流動所致（台灣至中國），根據中國官方統計資料顯示，截至1995年底止，台商在中國協議投資金額達294億美元，總計31800個投資項目，實際利用金額則為114億美元，但相對的，中國資金卻無法進入台灣，形成台商必須以自有資金（獨資）到中國投資，而台灣卻不能利用中國資金所致。事實上，若開放中國資本進入台灣，並對中國資金採取同一般外資或以較一般外資更為嚴格的規範管理，不但有助於台灣與中國間的經貿交流的平衡，對於促進台灣問題國際化及確保台灣的國家安全事實上助益甚大。

　　其次，過去台灣政府單方面禁止部份在中國生產之中間原料產品回銷台灣，使台灣部份產業之中下游廠商只好跟進全部跑到中國，並使台灣與中國間的產業分工無法形成，也是造成目前戒急用忍派所指可能對中國形成經濟依賴的主因之一。

　　其三，台商的優勢，是資本、高級技術、與管理能力，中國的長處則在於容易取得的土地與低廉的勞動成本，二者如能相互密切配合，則台灣與中國同蒙其利；反之，在台灣執政當局無法解決島內企業取得土地困難及經營成本不斷升高的情況下，只會造成台商不斷撤離台灣祖國，就算台商不前往中國投資，也會自行尋找其他出路，對台灣本身的經濟發展帶來嚴重的傷害。或謂，台商應該分散風險，勿使對外投資過度集中，否則一旦中國政經局勢動盪不安，台灣將難逃災難。這種論點其實似是而非，畢竟，對於世界各地投資風險的評估，身居第一線實際押注投資之中大型台商，其風險評估能力難道會低於身處第二線、並未實際操作資金的政府官員？相當諷刺的是，國民黨政府自1992年起即大力鼓吹南向政策，如今追隨大有為政府南進之台商竟身陷亞洲金融風暴中而不可自拔，不聽政府勸告而赴中國投資之台商卻顯得相對穩定，政府機構之所謂風險評估豈能盡信？台灣政府豈能對台灣人民的判斷能力與靈活經商手段失去信心？

　　其實，台商是否利用中國內銷市場才是造成台灣是否在經濟上依賴中國的關鍵，但根據相關統計資料顯示，目前台商在中國投資仍以外銷為重，內銷產業部份則以食品業為主，台灣要在經濟上產生對中國的依賴事實上仍有相當距離。就長期來說，未來只有藉由世界貿易組織（WTO）的規範，才能打通中國的內銷市場，因此，讓中國在符合條件的情況下儘速進入WTO實有必要。

2.金融市場操縱論的謬誤：

　　戒急用忍派另一個反對三通的原因，是認為在台灣與中國通商之後，中國資本進入台灣後將會破壞台灣金融市場的秩序與穩定。國民黨李登輝總統最常舉的例子是，自1984年以來中共已操控香港五分之一的資本市場，因此台灣應引為借鏡；但是，台灣與香港並不能相提並論，因為：

3.親中勢力培植論的商榷：

　　此一事實早已發生，據傳陳履安、林洋港的政治獻金皆可在中國退稅，所以台灣可說是三黨制的國家（國民黨、民進黨、共產黨），但絕不能以此理由反對開放，台灣的民主政治一定要經過類似的考驗才能步入正軌，否則「麥卡錫主義」的陰影將隨時籠罩在台灣上空。

4.木馬屠城論的無知：

5.三通籌碼論的幻想：

6. 對新潮流系中國政策論述之駁斥

　　新潮流系除了在戒急用忍政策上與國民黨相同外，其保守的中國論述尚有兩個原因：

7. 許信良主席「大膽西進」論述的盲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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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兩岸經貿關係發展與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的挑戰及其因應對策

1.評李登輝戒急用忍政策：

　　「戒急用忍」政策是李登輝總統於1996年8月16日所提出，其政策目標是強調國家安全至上，主要目的在解決兩岸之間的軍事政治問題。主要內涵在於：

（a）5000萬元美金以上的大型投資案不准；

（b）基礎建設投資不准；

（c）高科技投資不准；

（d）上市公司赴中國投資必須特案審查；

（e）對於已赴中國投資之台商，採取不介入、不協助、不鼓勵的態度。

　　因此，所謂戒急用忍政策並不等於完全禁止台商到中國投資。

2.戒急用忍衍生的經濟危機：

　　目前台灣對中國的出口貿易已達總量的14%，進口則佔9%，是全世界與中國經濟互動往來比率最高的國家，如果持續下去，將產生台灣對中國的「經濟依賴」。但事實上，戒急用忍的結果只會造成台灣在中國所佔的外資比例節節下降，落後於美、日等國，如此一來，台灣也就更沒有牽制中國的籌碼。

　　總體來說，國民黨政府的戒急用忍政策由於缺乏總體策略，在現實上做不到也行不通，並非一套完整的中國政策。

3.限制三通才會造成經濟依賴：

　　造成台灣與中國間貿易進出口失衡，及形成台灣對中國的經濟依賴的主因，與國民黨論述恰好相反，是由於台灣與中國間的經貿往來受到太多政治人為因素干預，使資金只能單向流動（台灣至中國），形成台商必須以自有資金（獨資）到中國投資，而台灣卻不能利用中資所致。

　　其次，台灣政府單方面禁止部份在中國生產之中間產品回銷台灣，促使台灣中游廠商只好全部跑到中國，並使台灣與中國間的產業分工無法形成。

　　台商的優勢，是資本、技術、與管理，中國的長處則在於土地與勞動，台商撤資則中國將受嚴重傷害。

　　台商是否利用中國內銷市場才是造成台灣在經濟上依賴中國的關鍵，但目前台商在中國仍以外銷為重，內銷則以食品業為主。長期來說，只有WTO才能打通中國的內銷市場。

4.畸形的恐共心態推理出的所謂金融市場操縱論：

　　國民黨李登輝最常舉的例子是，自1984年以來中共已操控香港五分之一的資本市場，因此台灣應引以為鑑；但是，台灣與香港並不能相提並論，因為：

　　此外，如果台灣金融市場完全自由化，則中共也沒有能力來台炒作操控，因為中共並非世界的資本中心，美、日、歐洲各國才是世界的資本中心。且目前外資在台僅佔10%，只要將中資視同一般外資即可，無需將恐共防共心理過度擴張。

5.本末倒置的三通籌碼論：

　　三通籌碼論之所以形成，是因為國民黨相信三通是中國亟需的，但事實並非如此。中共要的是台灣對「一個中國」的承諾，凡是與此目標相違背的政策，中共皆不可能同意；因此，國民黨想要以三通來交換中共承認台灣為對等政治實體、簽署兩岸和平協定、及給予台灣務實外交的空間，根本就是無知的幻想。

　　而通商、通航之後，台灣所獲的利益絕對大於中國，欲以三通作為政治談判的籌碼，無異是封死台灣自己的出路。

　　事實上台灣真正的籌碼只有兩個：一是主權，一是民主，從柯江會談的兩個僵局：台灣問題及人權問題即可看出端倪。台灣只有堅持主權，標榜宣傳及持續地民主化，才有可能得到國際的支持，在其他方面一味對中共實行「鎖國政策」，只會令台灣陷入孤立的境地，並讓國際社會認為台灣政府不理性。

6.新潮流系中國政策的盲點

　　新潮流系除了在戒急用忍政策上與國民黨相同外，其中國論述之所以趨向保守的原因主要在於台灣產業升級的觀點。其認為當台灣資金大量流入中國時，台灣會流失進行產業升級的資本。其次，將勞力密集產業不斷移往中國，將會延緩台灣企業主產業升級的意願。

　　質疑：但事實上產業升級的主要問題焦點，應在於台灣政府是否提供足夠的投資誘因？是否提供完善的基礎條件？事實上，只要台灣經濟持續維持榮面，就不怕沒有資金進行產業升級；且管制台灣資金與企業投資的方向，根本無法解決產業升級的問題，新潮流對此實際上是模糊了問題的焦點。

　　此外，新潮流系認為加入WTO亦不必開放兩岸直航。

　　新潮流系的論述認為，台灣與中國目前皆非WTO會員國，且中國加入WTO仍然問題重重，中國的商業及貿易條件仍不夠充分。此外，開放三通並不是台灣加入WTO的前提，因為即使兩岸都加入WTO後，台灣也未必需要全面開放三通才能符合WTO的規定：限制台資直接赴大陸投資，並非WTO所能規範；就兩岸直接通航而言，依據WTO「服務業貿易總協定」中「空運服務業附則」之規定，航權之授與不受協定之規範。而依據該協定之「海運服務業附則」，WTO各會員國對於開放海運服務業尚未達成協議，因此，WTO的規範並未要求台灣開放兩岸直接通航。

　　質疑：目前反對三通的人士，反對的理由主要是基於國家安全的考量，不宜在此時與中國展開直航。但事實上，台灣與中國談三通，基於保衛國家安全的防禦心態，台灣本身在防衛機制的設計上一定比中國嚴格；

　　第二，基於台灣本身的經濟優勢，台灣在談判過程中所能得到的條件一定比中國好，何必懼怕與中國談三通問題？

　　又，反三通人士認為，即使台、中雙方都加入WTO，台灣亦不必全面開放三通，並舉出WTO的各項規則為佐證。但問題的重點在於，台商在中國投資金額愈來愈多已然無法遏止，而三通將更有助於我們經營中國市場，何須讓自己的經濟籌碼流失？以國家安全為理由，鑽WTO規則的漏洞拒絕面對三通問題，根本是自欺欺人，拒絕正視現實。

７.台灣商人質論

　　有些人認為兩岸並無投保協定，一旦爆發台海衝突，中國將以台商為人質，逼迫台灣讓步。

　　質疑：多數台商早已以第三國身份進駐中國。以台商榜首頂新集團為例，投資人儘管高達十億美元，但直接由台灣頂新出資僅四千萬，其他則分別由頂新在威京群島、開爾曼群島及香港的第三地控股公司出資。所以中國交涉的對象並非台灣，而是這些第三地政府。

8.台商親中論

　　即政府常掛在嘴邊的「以商圍政」、「以官逼民」。問題是，台商固然可能為了賺錢而向政府施壓，但是否敢冒大不諱，充當說客危及台灣安全則不無疑問。

　　以96年台海危機為例，不少台商即主動向中國政黨提出抗議，顯示台商仍然 心向台灣。即使有少數親中派，台灣身處危機社會，也不可能輕易受騙。

9.經濟遭殃論

　　認為台灣應分散風險，勿使對外投資過度集中，否則一旦中國政經動盪，台灣將難逃災厄。

　　質疑：身居第一線、實際壓注並操盤的大型台商，風險評估豈有可能劣於身居第二線，並非押注或操盤政府？諷刺的是，政府從92年起大力鼓吹南進，如今南進台商竟然!身陷金融風暴，中國台商反而相對穩定。政府的風險評估豈可盡信？

　　戒急用忍派還認為，經略中國將會導致壯大敵人。後遺症有二：一是培養競爭對手，二是加速敵國成長。

　　壯大敵人論常引美國為例，認為即使是超強的美國，也曾數度制裁敵國，如對蘇聯實施高科技管制、對伊拉克實施禁運等等。問題是，正因台灣不是美國，既無能力壟斷高科技!，也無力號召其他友邦跟進，制裁效果將適得其反。戒急用忍的結果，不但無法阻止中國從其他國家取得投資或技術，反而使台灣平白喪失了經營中國的市場先機。

　　從1995到1997年，中國已經連續三年高居吸收外資全球第二，僅次於美國。自1995年起，美日對中國投資的協議金額，已經大幅超過台灣，顯見各國對於中國經濟前景的評估與台灣政府大相逕庭。戒急用忍的結果，是台資佔中國外資比例節節下降，目前已不到一成，造成台灣經濟籌碼的逐漸流失。

　　事實上，不管是經濟失血論、經濟依賴論、壯大敵人論，戒急用忍派都失之偏頗。由於欠缺合法有效的執行手段，戒急用忍往往必須訴諸政治恐嚇，才能達到管制效果但市場管制的結果，卻使台灣自我設限，導致機會和籌碼的流失。

　　長此以往，戒急用忍即使能夠固本，卻不足以自救，因為只會固守台灣資源，並不足以和經濟成長快速的中國並駕齊驅，結果將使台灣陷於被動，從經略中國的戰略攻勢，轉為自我設限的戰略守勢，兩岸國力差距也將因此而持續擴大，進而造成台灣戰略價值和國際地位的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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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思考台灣對中國政策的核心價值

　　以國家利益至上為原則，唯有「台灣經濟國際化」才能保障國家安全。

　　相對於韓國、日本、及香港而言，台灣的優勢在於在文化上對中國的了解；相對中國而言，台灣的優勢在於經濟，而中國的優勢則在軍事與政治。但目前國民黨的做法卻是不善加利用台灣的優點取得最大利益，反而將本身優點棄之不用，拿來當作與中共政治談判的籌碼；而中共因著軍事政治的優勢是絕不會妥協的，台灣目前在國際外交上走出去的做法無異以卵擊石。

　　目前台灣唯有全力發展成為亞太地區的投資、製造、與轉運中心，讓包括中資在內的國際資本大量進入台灣，才能讓台灣問題國際化，才能確保台灣的國家安全。

　　在對中國的經濟策略上，則必須有計劃地以小博大、分化對手、引導台商到中國特定地方投資，才能以經濟力量對抗中共的政治軍事威脅。

　　兩岸關係若再不改善，錯誤的鎖國政策只會令台灣的外交陷入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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