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 忠 正
| 一、中國經濟發展大勢 |
| 二、中國經濟結構近十年的變化 |
| 三、中國經濟展的展望 |
| 四、中國經濟發展的危機 |
| 五、中國經濟發展與國際局勢的關係 |
| 六、台、中兩國經貿關係的發展 |
| 七、結 言 |
| 附 錄：解構統一的神話─經濟利益與國家意識的形成 |
| 一、前 言 |
| 二、血液不是是組成國家的必要因素 |
| 三、「大一統的中國」是兩岸人民的夢魘 |
| 四、我們的主張－兩岸建交，全面三通 |
一、中國經濟發展大勢中國自1979年開始實行「改革開放」的政策以來，至今近16年。雖然這段時間每年平均成長率在9％以上，但是中間的起伏變化極大，而且區域之間發展的失衡也不斷在變化中，沿海與內陸、城市與鄉村之間的所得與財富差距也在擴大之中。1984年北京進一步宣佈沿海城市對外開放後，經濟成長更出現高度的成長率。但是在1989年6月4日北京發生天安門事件，西方國家以乃日本相繼大幅減少對中國的投資，形成嚴重的國際經濟制裁，造成中國經濟成長率的大幅滑落，由此可見外資的湧入是中國現階段最重要的成長來源。1992年以來，西方國家開始恢復對中國的經濟投資，其經濟發展又恢復高度成長狀況。目前成長率大致在百分之十以上，但是物價上漲的情況也隨著經濟成長率不斷爬升。高度的經濟成長率與快速的物價上漲率能否長期共存，對中國北京政權將是一個嚴厲考驗。如果北京無法壓低通貨膨脹率，又不能維持高度的經濟成長率，將證明過去數年的經濟繁華也只是一個短暫的泡沫假象。
二、中國經濟結構近十年的變化十年來中國經濟結構的變化之中，最為明顯的是對外貿易的成長，1984年中國對外出口一年有262億美元，平均每人約26美元；到了1994年底上升為1210億美元，平均每人100美元左右。在進口方面則由1984年的貿易逆差為8億元，1994年貿易順差為53億美元，其中對美貿易之順差最近更是突破了一年三十億美元之鉅；中國對台貿易的逆差在1994年估計約為130億美元之多。外匯存底由1984年的82億美元，也上升至580億美元，但仍遠遠落後在台灣的一千億美元之後，而且中國對外借款也近千億美元之多。若由1979年至1994年的十五年間來計算中國對外貿易（美元）總額的成長情況，平均每年高達16％，也高於世界貿易總額平均的年成長率。1979年中國對外貿易僅占世界貿易總額的0.75％，但是在1994年所占的比重則升至2.5％，十二億人口的貿易總額排名全世界第11位；台灣二千一百萬人口的貿易總額則排名在第十六、七之間。中國經濟的成長率以及貿易總額的擴增，都與外資的流入有著密切的關連。1978年至1994年，中國總共吸收了1754億美元，其中對外借款占798億美元，外人直接投資則為956億美元；港人占第一位，約510億美元，台商的114億美元排名第二位，其餘分別為美、日、星及歐洲國家。 表一是中國重要產品的生產狀況，其中糧食量成長最為緩慢，十年來每年平均只成長0.9％遠遠落後於其人口成長以及經濟發展的需求。原油產量的成長近十年來每年的平均也只有？2.5％而已，媒的增產量也相當有限－平均年成長率大約5％左右。鋼產量與發電量的成長則較為迅速；其中發電的年成長率為14.6％，但是一直仍然無法應付經濟成長的需要，缺電和限電的情況仍然相當普遍。從表一之中重要產品的數字變化與整個中國目前高度成長的經濟發展情勢相互比較之下，中國基本建設嚴重不足的情況將繼續惡化，而且未來大規模的缺糧狀況很可能因為氣候或災害而出現，因此中國未來經濟發展仍然潛伏不少危險。
三、中國經濟的展望中國在1978年走向「改革開放」的大方向之後，中國對外貿易金額隨之高速成長。雖然鄧小平希望透過經濟上有限制的改革和開放，建造一個「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結構。然而，中國現在的貿易金額已經排入「貿易大國」的行列，自然成為歐美各國所欲規範的對象；中國為了貿易利益也必須積極參與國際經濟事務。為了滿足加入WTO（World Trade Organization）的要求，中國的經濟體制也面臨了大幅調整的重大挑戰。另一方面，赤字累累的龐大國營體系也造成財政上的沈重負擔，貨幣供給量以及物價的控制都爬升成為經濟政策的最重要目標之一，宏觀調控因而成為北京中央政府的首要目標。不過，宏觀調控卻對個別地方政府的財政和個別國營企業的經營方式產生了重大的壓力，地方對中央的不滿也因而高升。中國在2010年的經濟目標分別是，國民生產總額達到18兆人民幣，是1993年的6倍，平均每人的年收入達到10000元人民幣之多。這個目標必需維持年平均10％以上的經濟成長，必然是一個非常高難度的工作。北京政府計畫在十多年後，將北京、天津、上海、廣州、深圳、珠海、武漢、大連、廈門、海口等城市建設為國際性的工商大都會。上海更是被計畫成為亞太地區貿易、金融、高科技和運輸中心，不但要成為亞太營運中心，而且要超越香港和新加坡這兩個現有的亞太國際商業和運輸中心，可見得中共的計劃相當積極和樂觀。 表二是中國在2010年重要產品之計畫產量，這些數字大致是建立在一個相當樂觀的信念上。例如，1984年到1994年的十年間糧食產量總共才增加9％，現在到2010年雖有十六、七年之長，糧食產量卻要增加5％之上，平均每年成長率要維持在3％左右，顯然是一個難以達成的目標。至於發電量的成長估計，北京政府也是以非常樂觀的態度來推動，1994年的發電量才9200億度，2010年要增加至20000億度，平均每年成長率需達6％以上，達成這樣的發電成長率或許不難，但是卻難以搭配中國未來每年10％以上的高度經濟成長率。這個數學組合顯然是有明顯的矛盾存在，因為中國過去十年平均每年發電成長率為14％成長率，才能勉強滿足目前兩位數字的年經濟成長率，由未來6％的發電成長率怎麼夠用？ 表二、公元2010年中國重要產品之計畫產量 從這些數字也明顯看出，未來中國的經濟建設方向大致是朝向滿足基本建設的需求，例如電力、公路、鐵路和航空交通的開發。這些建設都需要大量的資金和人力，通常投資報酬並不高，也非都為外資所願投資的對象，特別是公路和鐵路的投資和經營需要龐大資金，常常不是私人資本所能達成。中國北京政府如何籌措龐大的建設資金之同時，又能解決國事業的效率與赤字問題，方能兼顧物價與成長，否則未來中國的通貨膨脹勢必失控，經濟成長也會連帶地將受到重挫。 中國經濟發展在過去十多年的確有相當凸出的表現，因此有不少人認為未來中國經濟發展的前途一片光明，甚至相信2010年的中國經濟將超過美、日等國，成為世界上國民生產毛額最大的國家，且擠入世界經濟的超強大國家。在這種樂觀的展望之下，不少人也主張台灣應該「大膽西進」，積極投入中國市場。不過這些觀點卻忽略了中國政治制度上的缺失和危機，而失之於偏頗。
四、中國經濟發展的危機十年來中國經濟「改革開放」政策對於中國農村就業注入不少貢獻，鄉鎮企業的興起提供了中國農村約一億勞動力的工作機會；不過，也對中國農業的耕作活動產生了相當大的負面作用，農民耕作農田的意願因而大幅降低。農民耕作意願下降的原因，一方面是來自鄉鎮企業的吸引，另一方面則中共政府對農產品收購價格的調升幅度一直極為有限，但是生產成本卻不斷升高，因耕田的收支無利益可圖，加上中共中央當局對於農業建設的投資並不多，致使農村的水利、耕作技術和交通建設的進步都非常有限。除此之外，農村地區地方政府的收入不豐，因此地方當局只得鑽營漏洞，利用各種行政規定製造苛捐雜稅，以及各種攤派繁多，農民的負擔就隨之一直攀升。這些原因都造成中國農業經濟長期的積弱不振。在這種狀況之下，中國北京政府希望糧產由目前的4億噸上升至2010年的6億噸，若不從事大規模的制度改革，將是緣木求魚的奢望。糧食問題若不解決，中國農村和社會的不安必可預期。中國當然可以向外國買糧來解決糧產，不過中國的購買量極大，世界糧價必定快速攀升，形成世界性的糧食問題。目前中國國營企業的資產約為30000億人民幣，即使在經濟「改革開放」了十七年之後，鄉鎮企業猶如雨後春筍到處興起，國營企業仍然是中國經濟活動的主幹。中國政府三分之二的財政收入皆依賴國營企業的上繳利潤，然而這個龐大的經濟部門卻是冗員充斥而且經營效率低落的領域，多數國營企業長期陷於虧損的狀況。如果要整頓這個龐大國營企業又會帶來大規模的失業問題，若無新興的私人部門來提供龐大的就業機會，勢必造成嚴重的社會和政治問題，馬克斯所預言的失業「預備軍」反而會發生在中國這個社會主義的國家。 如果不改革這個龐大的國營事業體系，北京政府又會面臨另一個嚴重的問題，那就是國營事業坐吃山空的老問題。中國去年的十一、二萬個中、大型國營企業之中，約有三分之二處於虧損的狀態，其中明虧的金額約有一千多億人民幣以上，「暗虧」的金額也有一千多億人民幣，「超虧掛帳」而未撥出的虧損又有一千多億。一年的實質虧損達三、四千億人民幣以上，若以這樣的速度持續下去，十年之後國營事業將無產可賠。面對國營事業體係的問題，北京政府事實上也只能遊走在「短痛」（體制改革）與「長痛」（體制崩潰）之間而已，難以抉擇。 解決中國十二億人口所帶來的就業問題也是一個極高難度的政策挑戰。中國勞動部指出，中國城市地區的失業問題以及農村的潛在失業問題非常嚴重，城鎮地區不但有1500萬城鄉企業的冗員要解決，失業人口更有1100萬人之多，其中近二百萬人需要救濟，農村的剩餘勞動力也有1.3億之多。此外，國營企業「有職無工」的冗員也有30000萬人以上。自今年中國實施國營企業破產法以來，中國失業問題更加惡化了。 每年中國新增勞動力高達1000萬人以上，加上各類公營事業之中冗員近5千萬人需要重新安排，農村更有1.3億的潛在失業人口也在等待就業的機會，總共近二億勞動力需要有效運用，佔了成年人口二成以上。若非人口移動的管制以及社會主義的大鍋飯，中國就業問題早就一發不可收拾。如果北京政府控制人口移動能力下降，例如無法有效掌握農村或內陸人口流向城市或沿海的趨勢，沿海城市將被中國自己人口流動的盲流所掩沒。如果地方權力繼續爬升，形成自主性較強的諸候濟，單單是人口在各地方的流動就足以引發地方之間的衝突和緊張、甚至內戰。 體制的通貨膨脹也就是中國經濟發展的惡夢，1994年的商品零售物價比1993年上漲了21.7％，遠高於百分之十的計畫目標。中國物價不斷上漲，其失控的原因不外乎是「社會主義經濟」在解放（deregulations）過程中，必然帶來的結果。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缺點就是工作與經營的誘因都不夠，因而效率低落，不但產品價格無法引導生產活動，就連產品的生產也無法滿足多數人的需求，在市場機能未引進之，前可以配給的方式來解決資源和產品的分配問題。這時候雖然沒有明顯的通貨膨脹，但是卻到處可以看到大排長龍購物的景氣，排隊和通貨膨脹在社會主義國家是互為替代的對象。 一旦引進市場機能，供給和需求的變動就會反映在價格上，價格上升（下降）自然會引導生產的增加（減少），成本變動也會立即反映在價格裡面。中國經濟改革開放引進了價格（市場）機能，但是企業的經營卻未隨之改變，國營企業因為仍為公，有所以經營習慣依舊難改，不會節約成本追求利潤，因此價格即使變高了，國營事業生產活動的反應還是很緩慢，反而帶來更多的投機行為，價格的變動經常脫離常軌，中國就成為投機者的樂園了。 另一方面，中國龐大而且虧損累累的國營事業體系，不但支出難以控制，各種投資規模極大，猶須中共支援，加上各種公共建設的支出，難逃財政赤字的後果，造成貨幣發行過多，物價因而高漲，形成制度性的通貨膨脹，直接危及經濟發展的基礎。通貨膨脹不但擴大了城鄉、內陸和沿海之間的所得和財富差距，也史中國內部階層之間的所得分配更加惡化，蘊釀了社會和政治上更多的不滿和衝突。 1997年之後香港併入中國，雖然中國北京政府曾承諾香港可以維持資本主義制度至少五十年，也就是至少執行半世紀的「一國兩制」。不過，香港九七之後是否可以維持一個法治社會的政治制度，相當令人懷疑。過去，香港之所以可以成為亞太地區的一個金融、運輸和貿易中心，除了是地理位置可以扮演中國對外的窗口角色之外，英國的法治秩序配合開放的市場經濟，才是最重要的關鍵因素。九七之後，中國落後的政經制度，無法保證香港原有的法治秩序和開放的市場經濟，香港這顆英王皇冠上的東方明珠就會隨著退色，很可能逐漸退化成一個中國沿海的大城，而非原來亞太營運窗口的角色。中國的上海在九七之後，以其地優勢和政經特徵很可能在很短的時間內超越香港，取代香港而成為中國最重要的亞太營運中心。 即使北京有意維持九七之後香港的繁榮和發展，北京的中國政權仍將碰到一些非常棘手的財經問題，例如港幣效應的問題。九七之後，港幣也會成為中國合法的地區性貨幣，港幣若維持一個獨立自主的地位，那就是香港的港幣發行銀行與北京中央的人民銀行處於平等而且相互競爭的地位。北京若無法解決人民幣的通貨膨脹問題，那麼沿海地區的中國人民，特別是廣東地區的民眾將以持有港幣為優先，而非人民幣。如果港幣使用地區不斷擴大，港幣幣值的風吹草動將造成港幣的大量移動，連帶的對於香港經濟的影響也會產生大起大落的影響。如果港幣與人民幣維持一定的匯率關係，或者人民幣是發行港幣的準備之一，屆時中國的通貨膨脹就會經由人民和港幣之間的匯兌關係直接輸入香港，而帶給香港嚴重的通貨膨脹，香港與中國同質化也會經由人民幣和港幣的固定匯兌關係而迅速進行。 九七之後香港的事務處理將會成北京的頭痛問題，因為要維持香港特殊地位的繁榮，就必須維持香港事務的獨立性和自主性；這樣的話，中國北京政府又何必為了虛幻的主權和民族主義拿回香港。如果香港不能在享有過去特殊的分離或獨立地位，香港與中國的同質化勢必造成香港光彩的退色，香港人甘心嗎？ 其實，中國還有一最基本的矛盾要解決，那就是中國現有的法政制度與市場經濟發展之間的衝突。市場經濟需要許多資本主義社會的法律和行政制度的配合，特別是公權力私有財產制度的保護是市場經濟的根本基礎。過去南斯拉夫和匈牙利雖然都以「社會主義市場經」來從事經濟發展並且擁有不少私人的小型企業，以及員工自行管理的「民主企業」（self-managed firms），都難逃「非共化」的潮流。中國所稱的「新中國社會主義」，就是要建立一個「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共存的兩元經濟，而且堅持這種「無產階級專政」與「市場經濟」政經分離的路線。在政治上堅持「無產階級專政」的路線在經濟上推動資本主義而不矛盾，恐怕是過於浪漫，不切實際的看法。市場經濟和發展對中國「無產階級政理念」的衝擊是可預知的過程，中國北京政府如何超越人類前所未有的經驗，以超人的智慧解決「市場經濟」與「無產階級專政」的矛盾和衝突。如果市場經濟擊敗了「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治體制，那就是中共中央所懼怕的「和平演變」；如果「無產階級專政」的理念限制了「市場經濟」的發展，那麼中國的經濟發展的前途就相當黯淡了！
五、中國經濟發展與國際局勢的關係1994年世界銀行以「購買力評價法」重估中國的平均國民所得，認為以美元計算的中國每人平均的年所得應為1600美元左右。若且這個估計屬實，那麼中國已經是世界上僅次於美、日的第三大經濟體。1995年世銀更是預測三十年內，中國將成為世界第一大的經濟巨人。西方人對於中國這樣經濟展望並非家全基於友善的態度，由於中國近年來積極擴張軍備，甚至從傳統的陸權國家邁向海上霸權，對於美、日和東南亞各國都產生了明顯的威脅，強大的武力配合了龐大的經濟力量，中國自然成為許多人心目中的禍源，這說明了近年為什麼「中國威脅論」因而盛行於西方社會。特別是今年七月以來，北京政府不斷利用飛彈試射和軍事演習威脅台灣安全，不僅是「中國威脅論」的說法更加普遍，「圍堵」犢武的中國之思潮更是在西方社會之中崛起。目前整個世界的總投資金額之中，亞太地區占了80％，亞太地區貿易也占世界貿易總額的70％，因此亞太地區的重要性不喻而明。中國一年的貿易總額高達1210億美元，中國又是亞太地區中的區域霸權，如果中國與亞太各國，特別是台灣、日、韓和東南亞各國不能和平相處的話，對亞太地區的經濟發展將有致命性的負面影響。中國如果能放棄軍事擴張主義，致力於本身的經濟發展，中國至少在沿海地區將可創造出一個人口相當龐大的市場，不但有助於中國本身的經濟發展，也會有利於亞太地區的繁榮和安定，甚至整個世界的經濟發展。這也是為什麼西方國家，特別是美、日的對外政策經常遷就中國，並給予中國較多的經濟利益，就是期待中能夠接受國際社會的規範。
六、台、中兩國經貿關係的發展從1980年代以來，台、中兩國的貿易往來就不斷快速成長。1991年台灣對中國的出口金額約70億美元，對中國進口約6億美元；1994年上升至147億美元右，進口只有19億多美元（見表三）。目前台灣對中國的貿易順差約近150億美元，但是台灣對外所有的貿易總額不過六、七十億美元，因此有人就認為，若非中國市場的出現，台灣的經濟必然遭受重大的打擊，台灣對外貿易就會由順差變成逆差。這種說法是天真地將經濟複雜的國際經濟活動簡化為簡單的算術加減問題。事實上，中國對美的貿易順差之中就有不少是由台商所創造出來的。換言之，台商對中國的投資是將過去台灣對美的貿易移轉到中國對美的貿易；也就是說，中國是台商加工地。如果中國有一天失去了勞力產品出口競爭優勢，很多台商就會依照比較利益的原則，尋找另一個國家作為新的加工地。近二、三年來越南大事開放，也成為台商投資的新龐，就是越南廉價和勤勞的勞動力以及便宜的土地，都發揮了相當的競爭力。台商在中國市場的經營機會，經濟上固然有利於台灣的經濟發展，但是在政治上所謂的風險也隨之上升。即使政治上的衝突使得台商喪失了中國市場，也不代表台灣或台商就沒有去處。強調「大膽西進」或「大中華經濟圈」都乎略了經濟學上最重要的原則之一，亦即方風險分散的原則，台灣不應該把所有的雞蛋（經貿經會）放在同一個籃子（中國）。表四是台商對中國的投資統計資料，至今經濟部核准的投資金額已經累計至五十億美元，約有1萬1千件投資案。中國方面的統計金額則有226億美元之多，投資件數為二萬五千多件。事實上，在東南亞各國投資的總金額也是不少，但可能略低於中國。如果政府能夠積極協助台商在東南亞各國投資設廠或開拓市場．．．等服務，將有更多的台商克服語言、法律和文化的障礙，到東南亞各國投資，就也可以平衡台商集中在中國投資的風險，更可以為台灣開展更多的國外市場，達成台灣經濟國際化的目標。 表三 台、中兩國雙邊貿易統計
附註：
說明：
資料來源：
所幸，「台灣經驗」－以出口帶動經濟發展的方向並不容易在中國重演，主要是中國的勞動力眾多，如果大量投入勞力密集產品（例如紡織和電子產品）的生產與出口，世界貿易市場，但是中國本身資金不充足，就必須信賴外資。中國本身若不從事更多體制性的改革，外資在外銷產業飽和之後，就可能會停止擴張，而危及中國經濟的進一步發展。中國經濟發展的真正危機就是它的「大」和它所堅持的「共產意識」。
七、結言過去十多年來中國經濟發展的快速成長，讓許多人形成一些對中國未來極為樂觀的看法，因而忽略了中國政經制度內在的問題以及國際市場對中國外在限制。中國龐大的人口相對於世界貿易市場的規模，使得中國無法長期依賴「出口帶動成長」的策略；也就是說「台灣經驗」適用於中國是相當困難的方向。中國出口擴增不久就會很快地碰到了飽和階段，屆時中國若未能開拓美、日之外的新國際市場或者本身的國內市場，中國經濟成長的趨勢就可能立刻中挫。此外，龐大的國營事業體系製造了永無止境的資源浪費、財政負擔和通貨膨脹的壓力，中國很可能無法解決這個問題，中國現在的統治者只有將問題推給後面的人，直到有一天這個體制被迫崩解。 中國的人口固然是提供了產業發展和出口產業的廉價勞動力，但是也構成了社會內部最嚴重的失業問題，北京在人口和勞動問題若處理不良，很可能導致內戰或者分裂。最後，中國在九七之後如何在「一國兩制」之下，維持香港的繁華和自主性，將是一個嚴厲的挑戰。中國若能通過這個考驗，才能在國際社會經續宣稱「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若通不過這個考驗，中國更沒有任何正當性在高唱任何「統一」的口號。但是中國通過考驗之前途仍是相當悲觀。附 錄解構統一的神話─經濟利益與國家意識的形成一、前言自從國民黨政府開放老兵前往中國探親之後，又逢台幣大幅升值，台商向海外開拓市場的優勢受挫，中、台之間的經濟活動就迅速活絡起來－不僅台灣與中國之間的貿易金額成長飛快，台灣商人為降低生產成本（特別是勞動成本），而前往中國投資的情形也非常活躍。在台資向外流竄的潮流中，雖然台灣在東南亞的投資金額仍然居多，但是目前也有二、三千家台灣企業以直接或間接方式在中國投資設廠，其中也有不少是假藉設廠而實為炒作房地產之投機商人。缺乏資金的中國共產黨政府不僅盡力籠絡台商的資金，很多地方政府還給予台商不少的經濟特權。這幾年來台商成群結隊前往大陸投資的熱潮不只引起台灣國內「產業空洞化」的憂慮，同時中國勞力密集產品在外銷市場上也逐漸形成台灣商品的巨大壓力，甚至不時有台商的中間產品回銷台灣、打擊本土產品的情形發生。在政治上，台灣的失意與投機政客也極力拉攏中國勢力，試圖引進中國勢力作為自己在台灣國內政治立場的角力籌碼。這些政治動作也一再激起台灣國內統獨鬥爭的浪潮。
二、血液不是是組成國家的必要因素就中國方面的立場而言，引進台資對於中國的經濟發展不無小補，而且台商在大陸的經濟利益又可以在台灣國內創造一群與中共利害與共的群眾及政治勢力。只要台、中雙方的經貿關係持續加深，配合台灣內部投機與失意政客的攪弄，中國在台的政治影響力自然日益膨脹，在這種內應外合的配合之下，台灣政經局勢從「量變到質變」，遲早會變成中國的俎上肉。反過來說，台灣的規模與中國人口和版圖不成比例，即使經濟改革會帶來和平演變的政治危機，中國領導人也相信主導中國政經局勢的變化仍然來自中國內部，台灣所能扮演的影響力終究只是邊際角色。這種「大國效應」使得中國方面深信「以民逼官」和「以商圍攻」的策略必定能獲得統一的最後勝利。對中國而言，中國已經在中、台的經貿活動之中受益匪淺，所以「統一也不是急的事，可以等上五十年、一百年」。中國也可以施以「最恩惠」的統一方式，那就是一國兩制－只要在中國旗幟之下，台灣可以保有目前的一切。其實中、台兩國的經貿交往為什麼會引起台灣內部政情局勢的緊張呢？為什麼美、日二國在台灣大肆發展經貿活動及其政治影響力，絕大多數台灣百姓就不會緊張？台商到東南亞投資的熱潮，就不會在國內產生政治聯想？這一切差別的關鍵在於：這些外來的政經勢力並無武力併吞台灣的動機；即使有這種動機，台灣仍然可以運用「國家意識」的認同來對抗這些外來勢力。但是面對中國，台灣民眾在國民黨長期「大一統」的洗腦之下，「國家意識」的認同早已分裂了，不少人認為台灣內部無法凝聚民意對抗中國侵台的野心。所以，為了不要激怒中共對台採取激烈手段，台灣政治市場也流行一些信念，例如「統一是可以說，但不可以做」，「獨立是不可說，但是可以做」等等似是而非的俏皮話。中、台雙方未來關係的發展除了受雙方統治者之間重新分配政治資源的影響之外，也必然受到二個關鍵力量的左右，那就是中、台這兩個漢民族為主的社會是否在「民族大義」的影響下，就會合組成一個「民族國家」？中、台雙方經貿往來的提升，是不是就將台灣吸入「中華經濟圈」內，而成為中國的一部分？ 歐洲國家發展的歷史提供了我們很多活生生的例子，來解答中、台關係未來發展的模式。在歐洲既有同一文化的民族分別組成不同的獨立國家，又有不同文化血緣的民族共組一個國家；而且歐洲所有國家的發展，到目前為止也尚未定型，歐洲共同體的出現說明了國家形態勢必超越民族國家的傳統限制。在這些歐洲國家的分分合合之中，我們可以發現所謂「民族大義」並不是主導國家形成的最重要動力，反而，一般人認為最不神聖的「經濟利益」才是建造一個國家的基礎。羅馬帝國東征西討並非只要鄰邦稱臣而已，帝國版圖擴展的目的，不外乎是為了增加勞動的奴隸、擴大租稅的來源，以及掠奪被征服者的財物；羅馬帝國的崩潰不外乎是帝國對被統治者所提供的商業利益與公共服務（包括執法、治安、防衛以及有形的公共設施），不足以彌補其租稅方面的「橫徵暴歛」時，被統治者當然會紛紛藉機判離帝國。從經濟的角度來分析國家興亡的原因極其簡單，那就是一個國家在向人民徵稅之同時，是否可以提供很有效率的公共服務，來保護人民的財產和生命安全；是否能夠降低交易與資訊的成本，擴大人民的經濟機會。 即使在中世紀的黑暗時期，歐洲的經濟體系倒退到自給自足的農莊制度，封建地主階級雖然可以享受坐收租稅的利益，但仍然有義務對其子民和農奴提供身家財產的保護。當時各自為政的封建體制，各有各的度量衡、也有各色各樣的租稅並行，雖然會使得商業活動的成本過高，然而在人口較少，而且以自給自足的農業活動為主的黑暗時期，封建制度是可以滿足當時歐洲民眾的需要。到了十一、二世紀，歐洲各地區之間的各種貿易因為行商隊伍的興起而重新出現，也產生了不少市場和市集。商人為降低交易及資訊成本，逐漸發展出各種商業默契及慣例，為了避免「搭便車的人」不付代價而得到商業好處，他們自然會要求當時的封建領主，以公權力保護他們的權利。封建領主為了增加租稅收入，也樂意提供這些法律以及其他的「公共服務」。但是，小規模封建架構的行政及軍事力量都無法承擔較大地區公共秩序的任務，於是在封建地主之上的王權，由商業發展的大規模化，就開始被重視。當各地區的君王運用租稅收入，陸續建立專業化的傭兵軍隊，缺乏專業軍隊的各封建地主之命運就注定要沒落了；王權的擴大就逐漸形成中央集權國家的雛形。歐洲的面貌也隨之產生了巨大的改變原先在封建制度之下，許許多多的「小國寡民」所形成的高度競爭政治市場，因為公權力部門的「專業化」與「大規模化」而變成寡頭壟斷的市場。這些寡占政權包括了法蘭西、西班牙、英格蘭、波帕王朝……等「國家」。「國家」憑著合法的暴力，向其民徵收租稅，並且壟斷法令以規範國民之間的權利與義務。這些法令維持一個社會的公共秩序，從這些穩定的公共秩序（包括商業秩序）得到好處的人，也理所當然要付錢給政府。國家和國民必需互利，國家才有存在的價值。即使最霸道的政府也不能隨心所欲，因為人民可以革命，或者選舉一個新政府，或者以移民的方式：「用腳來投反對票」。因此，國家的形成並不單單是統治者之間合縱連橫的結局；在長期而言，它也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謀求互利的產物。但是，很多時候我們似乎見不到國民與統治者之間的互利關係，而人民之所以忍受專制或暴虐的政權，是因為除了更混亂的無政府狀況之外，尚無其他的選擇出現。 這個特性很像獨占廠商，短期之內它可以對消費者（國民）剝削殆盡，但是這種廠商一旦面臨競爭對手的出現，如果不改變作風，就無法長存。 戰後歐洲共同市場的出現，更可以看見現代商業交易規模的發展已經超越了傳統的國界，商人需要更大區域的公共服務。歐洲共同市場所帶來的經濟利益，在政治上又帶動歐洲各國走向歐洲聯邦的境界。如果觀察歐洲各國用來說服其國民支持歐洲聯邦的文件內容，我們可以發現經濟利益是其政治宣傳的主角。這些利益包括交易成本（包括行政、關稅、貨幣兌換的成本）的下降，投資機會的擴大，以及競爭所帶來的資源節省，政令及工商標準統一所節省的成本………等等。地理環境、文化與語言的差異，可能是過去歐洲形成眾多國家的原因，因為各地區依其自然與人文條件而各有其最適宜的國家規模。現在由於商業交易的資訊與技術已經能夠克服歐洲這些自然與人文差異，以至於國家的最適宜規模已經可以再向前推展了。
三、「大一統的中國」是兩岸人民的夢魘相形之下，中國當前的國家規模是不是可以提供中國人民最佳的公共服務呢？這些都還是值得中國人民深刻反省的問題：在「大一統」的政治架構之下，中國政治市場缺乏競爭，獨占中國地區數千年的中央集權政府使得公共服務品質低劣，特權和貪瀆泛濫，人人講究關係和走後門，浪費了龐大的人民稅賦，阻礙了中國經濟成長的動力。此外，中國內部文化、語言、種族和地理環境的差距極大，中國傳統上中央集權政府的行政能力是否可以滿足各地不同的公共服務之需求，不辯而明。同時，中國政府秉承了數千年專制的傳統，它的目的很單純而且非常短視：它的運作一切是為了維持統治政權的安定，它很少會去顧及金算政策和財政方法對經濟社會所造成種種影響。這種專制政權由於權力集中關係，自然也不會去重視私人財產權的保障。但是明確的財產權卻是市場經濟運作的基石，不尊重財產權就不利於市場的交易與個人的商業冒險，其結果當然與長期的經濟發展之需求背道而馳。所以，中國人民在解敦四十多年之後，其實還是面臨一個老問題：如何打破舊中國，改善人民生活。1978年以來的經濟改革，證明共產主義無法救中國。但是資本主義也不一定可以救中國，譬如印度、巴西這些人口數目龐大的國家實施資本主義的歷史悠久，經濟仍然落後不堪。救中國的新路除了要實施市場經濟之外，也許如何重新釐定中國的國民與國家的政治與經濟關係才是關鍵議題，而一個「大一統的中國」很可能是中國現代化的最大障礙。在台灣方面，來自中國的執政黨長期壟斷教育體系與傳播媒體，以至於大一統的中國情結被誤植在許多人心中，但是中、台兩岸密切的往來卻會帶給台灣人民重新思索中、台關係的機會。中、台雙方的經貿深化之後，將來台灣內部的確會出現一虍二中共的同路人，但是這種統一的壓力反而會逼迫台灣人民拋棄統一的浪漫情懷，而比較能以理性的態度去思考統一與自己身家的利害關係。「統一」對台灣人民的利弊並不是在既有社會與經濟制度下換個政權而已，事實上「統一將重新釐定台灣人民與新政權之間的財務契約，整個社會與經濟制度將隨新契約而改變。「統一」牽涉到台灣現有的公共服務、租稅制度、經濟自由和財產權能否被保證，以及台灣人民的經濟機會是否被保障的問題。事實上，只有台灣變成中國的一部分，台灣人民就沒有辦法在中國的政治體系內享有長期的特權，而保有現有成就。譬如，統一以後近千億美元的外匯存底歸誰？台幣怎麼辦？如果只能用人民幣，會不會發生人民幣濫行，再發生1940年代台灣「重歸祖國」時的超級通貨膨脹之惡夢？更進一步而言，無論台幣與人民幣之間的關係如何處理，台灣的貨幣與匯率政策主控權必定在北京而非台北。北京政府的政策考量必需顧及全中國的經濟狀況，台灣地區景氣的好壞只是北京考慮範圍中的一小部分，它絕對不會因為台灣景氣不好就放寬信用、降低利率以及採取貶值的匯率政策。在財稅方面，也會發生同樣的問題。台灣目前的租稅收入至少大部分會用在台灣的公共建設與服務，統一以後租稅收入就流到北京手中，那時候有多少可以用到台灣本身呢？沒有公共建設的再投入，台灣經濟發展怎能持續？在財政相關的政策方面，北京政府也一定會考慮全中國的需要而制定政策，不會因為台灣景氣不好，就只給台灣地區增加公共支出和減稅、或獎勵投資……等種種財政措施。所以統一之後，台灣立即喪失財政貨幣和匯率政策的自主權，而步入一個黑洞般的財經環境之中，當然不利於台灣工商業的再發展。 更何況統一之後，兩岸之間人口與資本的流動自然增加，台灣的高所得勢必吸引大批盲流來台，台灣的工資水準必然隨求職人口的暴增而狂跌；台灣的企業家也會加速地將工廠遷往中國其他低工資的地區，台灣內部的工作機會隨之流失；最後中國對台商的特惠優待也將消失無蹤。當台灣喪失了貨幣、財政和匯率的自主權之後，再加上這兩種生產要素流動力量的運作之下，不要幾年台灣實質的平均所得水準就會快速下降至中國沿海地區的水準，更不用提到中國方面落伍的經濟與政治法令，對台灣人民身家財產與經濟機會的負面打擊了。台灣經過近一個世紀的經濟發展，經濟的知識深入一般人民的生活之中，中、台民間經貿往來的成長以及中共對台壓力的提升，在未來數年內將促使大多數台灣人民經由經濟的認知，反能切身反省統獨的利弊而這種省思將有助於台灣人民割裂虛幻的中國情結，形成認台灣本土的新國家意識。
四、我們的主張－兩岸建交，全面三通台、中兩國在政治制度、經濟成就和社會文化都有巨大的差距存在（見表一），雙方尚無合組一的國家的條件，況且台灣自1949年以來雙方即各自演化為兩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各有自己的領土、人民和政府，既是政治的現實，也是歷史的事實。我們期待中國方面放棄併吞台灣的企圖心和野心，我們願意與中國建立最親密關係的兄弟之邦，我們不僅是追求台海兩岸和平共存而已，也將以共利共榮的積極態度，協助中國發展經濟，改善社會環境，提升中國人民的生活品質。 我們主張中台兩國在最短的時間內，建立最友善的外交關係，並且以互尊互重的態度，儘速推動兩國三通的正常關係，全力發展兩國的經貿往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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