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民進黨中國政策研討會

中國政策研討會摘要

姚嘉文 尤 清 周伯倫 張俊宏
蔡同榮 謝長廷 郭正亮 許陽明
張俊雄 尤 宏 沈富雄 顏錦福
林濁水 余玲雅 莊勝榮 吳俊明
陳耀昌 邱國昌 劉一德 王銘源
林忠正 李金億 李應元 張旭成
王世堅 邱義仁、吳乃仁 許信良､陳忠信
林哲夫、蔡明憲、蘇煥智 洪奇昌、劉進興、簡錫偕?
賴勁麟、周威佑、鍾佳濱 朱銅樹、邱奕彬、邱議瑩

姚嘉文
●　 美國為維持與中國的夥伴關係，必須與北京維持相當和諧的關係，所以會阻止台灣從事刺激中國的唐突行為，但美國不會在中國壓力之下，做出影響台灣利益之行為。
●　 中國雖要求世界各國，接受其「一個中國」的原則主張，但所謂「一個中國」定義本就不明，如指台灣現實上是中國的一部分，則明顯違反現實，涉及「改變現狀」，及毀棄一九五一年舊金山和約的規定，世界各國無可能接受．無論世界各國如何妥協，最多僅是接受中國的主張，認為台灣未來「應該是」中國的領土，反對台灣獨立的宣示，但現狀如何，自有客觀事實，不可能脫離現實，另行表示．美國與日本兩國本有其基本立場，不易改變。
●　 台灣與中國進行談判，應限於平等的談判．關係政治性議題，應在北京承認台灣獨立主權的基礎上，始進行政府對政府的談判．其他事務性的談判，不必限制．談判的目的。應在解決實際存在的問題，以及突顯兩岸的差距．如果是中國迫使台灣承認「一個中國」之類的談判，應加拒絕。
●　 目前對「國家定位」之議題不可能進行談判，只有間接談及實際面臨的議題，不應談及「國家定位」「主權歸屬」之類的議題。實際上的議題，如「台商」「偷渡」「互設代表處」之類的議題，自不妨談判。
●　 現階段不應再提升兩岸經貿往來關係。台灣商人己投注大量資金進入大陸．台商獲利情形均欠佳，但因資金己經投注，不易隨意抽回，難免受到政治影響。中國的「以商圍政」的政策，即因此而來。中國提供某此優厚條件給特定商人，誘使其影響台灣的中國政策，或影響台灣的民間言論，己非常嚴重。目前政府對此尚無對策，如再提昇兩岸經貿往來關係，情形勢必惡化。
●　 對大陸投資的限制，不能全面解除．政府「戒急用忍」政策，雖未符合台商需要，但限制仍不應解除...台灣加入ＷＴＯ後，仍不必立即實現三通．「三通」有不同形態及不同規格，「三通」是否立即全部開放，應詳細研擬，不必加入ＷＴＯ，立即實行．「三通」之實行，應擬定實施進度，逐步開放，先貨而後人，而且必須是國對國的國際通航通商，始可接受．台灣加入ＷＴＯ為單獨行為，與中國無涉，除非ＷＴＯ要求，台灣不必在加入ＷＴＯ以前與中國進行貿易談判．當台灣加入ＷＴＯ，中國亦加入後，雙方可以同為ＷＴＯ成員身份進行平等談判，此時對台灣較為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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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 清
●　 我們認為在未來十年，我國的政經情勢將朝下列五大方向發展：1.繼續爭取加入聯合國，2.民進黨可能執政，3.勞力密集產業繼續移出，4.技術與資本密集產業逐漸形成，5.加入世界各主要經濟組織。
●　 中華人民共和國該國未來十年的政經發展，主要將朝下列五大趨勢：1.貪污腐敗與物價上漲促使保守派抬頭，2.與我國的關係日趨緊張，3.環境惡化與能源短缺使經濟成長緩慢，4.繼續發展出口導向的勞力密集產業，5.港澳民主運動逐漸形成。
●　 針對經貿交流衍生的各項問題提出因應對策：1.立刻進行經濟普查工作，2.鼓勵台商前往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有投資保護協定的美國成立控股公司，3.制定緊急應變策略，4.制定產業政策，協助台商到世界各國投資設廠。
●　 在國際上，要求：1.儘早加入世界貿易組織ＷＴＯ，2.增加美加、日本、歐洲聯盟等國家的工業原料與零組件進口，3.增加在美加、日本、歐洲聯盟、及中東產油國的直接投資，4.積極申請加入國際貨幣組織(IMF)、世界銀行(WORLD BANK)與經濟合作暨開發組織(OECD)。
●　 在產業政策上，要求：1.協助高科技廠商到美國登記註冊設分公司，2.調整總體經濟政策，增加在研究發展方面的投資，3.設立策略性的高科技產業，4.加強與美國、日本及歐盟等國家的高科技交流與合作開發，5.協助廠商派遣研究人員到美國、日本與歐盟等國家學習。
●　 直接三通問題：1.對於經濟成長、主體地位、國家安全的利弊得失，進行全面性的討論，2.付諸公民投票決定是否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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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伯倫
●　 在蘇聯瓦解後，冷戰結束，儘管國際亞太區域權力結構確實有根本性的變化，軍事對峙已經變成經濟合作、和平與發展成為世界各國共同追求的目標。然而，對於中國而言，卻不會因為如此而放棄其「一個中國」原則的堅持。相對的，中國要積極主張：若外國勢力介入台灣問題，將導致其以武力犯台的可能。因此，後冷戰時期，中國對台灣的安全的威脅實質上是沒有多大的改變。
●　 美國為了本身利益，希望將中國納入國際體系中加以牽制，以免中國成為另一個「蘇聯」。因此，與中國建立建設性夥伴關係。然而，在美國本身利益的考量下及憂慮中國會成為東亞霸權的預期心理下，台灣仍然是美國在亞太地區戰略中制衡中國的工具之一。因此，雖然美國認知「一個中國」原則，但仍不願台灣海峽發生戰爭。所以，中國不管運用如何壓力，短程中，美國不會改變如此的政策態度。
●　 面對北京江澤民「在一中前提下，兩岸什麼都好談」政治談判主張，台灣閣揆蕭萬長則反覆回應強調「在不預設前提下，兩岸隨時可以展開協商．．．」雙方毫無交集，毫無坐下來談的可能！在兩岸未就「一個中國」定義達成共識前，如果台灣方面貿然掉入中共所設政治談判「預備性磋商」陷阱，則無異跳入北京「一個中國」框架，如此不僅將嚴重傷害台灣國家利益、人民利益，我方往後更將談判籌碼盡失，在國際上完全陷入孤立。如要進行政治談判，何妨由我方朝野組織一個跨黨派，具有各方代表性的談判代表團，凝聚全體國人共識，代表政府與中共針對「一個中國」主權爭論進行政治談判，明確主張「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是當前大陸政策應有的做法。
●　 也許，三通是兩岸未來擋不住的趨勢，但並不意味目前就須立即進行三通，或者說台灣要加入ＷＴＯ，非得先行三通不可。加入ＷＴＯ，最主要是與相關會員國談，取得支持，而不是跟中共談。兩岸是否全面三通，應是台灣加入ＷＴＯ後再須考慮的問題，目前不必也不宜隨北京的指揮棒起舞。
●　 提升兩岸經往來關係，不是「應否」的問，而是可不可能的問題。如果能直航，兩岸經貿關係自然會提升，但因「一個中國」爭議難休，所以現階段兩岸經貿往來不可能提升。至於往來事項，開放部份已經無法阻擋，未開放部份仍受限目前爭議無法進行。在中國不承認台灣主權獨立的前提下，不應全面放寬中國貨物來台及逕行直航，如此才能累積台灣與中國日後談判的籌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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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俊宏
●　 為了維護世界新秩序﹐各國不能允許中國不顧國際現狀﹐訴諸武力介入民主台灣的選舉﹐各國也不能縱容中國在公海海域訴諸武力，破壞全球貿易體系的正常運行。
●　 正是在世界新秩序的潮流下﹐我們堅信﹐身為經濟大國的民主台灣﹐面對兩岸互動絕無消極被動的道理。台灣的民主、民智、民富等優勢﹐理應在兩岸互動之中得到充分發揮。畢竟﹐面對中國的崛起和執拗，國際社會並未把中國孤絕在外，而是以「交往重於圍堵」為基調﹐以爭取中國成為世界新秩序的支持者為優先原則﹐鼓勵中國在促進經貿與和平的過程中提供更多合作。
●　 如果中國連台灣參與亞洲經濟重建都要杯葛﹐連台灣身為經濟實體都要否認﹐則已顯示中國的對台策略已經全然政經不分﹐已經全然訴諸泛政治化的強權邏輯。一旦如此﹐台灣也絕無重啟兩岸談判的道理。
●　 承認兩岸為對等經濟實體﹐可說是目前兩岸互動的起碼前提。如果連這個最低前提也要否認﹐進而封殺台灣參與亞洲經濟重建、救人自救的努力﹐顯然已是逼人太甚。面對中國蠻橫無理的經濟封殺﹐以經濟為命脈的台灣﹐只能以拒絕重啟兩岸會談表示強烈抗議。
●　 只要中國能夠有所轉圜﹐願與台灣、美日等國共同參與亞洲經濟重建﹐兩岸互動的惡性循環﹐就有可能轉為良性循環。我們堅信﹐兩岸關係正常化﹐只能透過由外而內、從經濟到政治的漸進邏輯﹐從共同參與亞洲經濟重建為起點﹐進而發展到共同參與WTO﹐等到兩岸都習慣接受世界新秩序的基本規範後﹐兩岸的經貿關係正常化﹐乃至政治關係正常化﹐才有突破性發展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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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同榮
●　 1992年蘇聯解體後，亞太地區勢力重新洗牌，美國不必為牽制蘇聯的勢力擴張而拉攏日本或中共。對台灣的生存發展來說，美國不必再賣中共面子，對中共的予取予求，自當沒有全然回應的必要。
●　 1997年5月，我與彭明敏教授至華府訪問一星期，拜會國會議員、政府官員、專家學者及傳播媒體，並未發覺美國向我們施加壓力。既然美國無意促使兩造上談判桌，自無其他國家將對台灣施壓之可能。同時，中國方面提出的談判條件，不盡然能符合各國的利益打算，對中國來說，這才是他們想藉其他國家之手行打壓台灣的一大難題。是否與中國談判，台灣有很大的自主權與主導權。
●　 證諸中共的歷史屬性，在政府對政府談判之前，我方應強烈要求預先設定前提條件，要求對等地位、政府對政府的談判及放棄一個中國是我國應極力爭取的預設條件。在假設性議題上，若中共要求以「一個中國」為談判的先決條件，則我方應以「公民投票」為反制。
●　 在談判時，避免觸及可能刺激中共的議題，讓台灣不致產生立即性的危險。談判的議題應就事務的迫切性為依據，考量現實的需要，不妨分成近階、中階及遠階等三階段進行。談判的過程中，放棄協議是一個應掌握的大原則。台灣目前有關偷渡犯遣返協議、協調海上漁事糾紛協議等，都將讓台灣無可避免的要看中國的臉色，對於須經雙方協議的事項及層級應儘量降低並設法減少，以免讓台灣成為中國的囊中物。
●　 中國幾乎已成為台灣的最大貿易夥伴，本來國際貿易是貿易國之間互通有無，雙方受惠。但當中國決定政治利益優於經濟利益，減少或停止與台灣的貿易量時，台灣必將面臨經濟崩潰的危機。有鑑於台海兩岸摻雜了太多的歷史與政治的不確定因素，加強經濟交流，會使台灣更加依賴中國，間接增加中國對台灣的談判籌碼，屆時，中國將更肆無忌憚，因此目前並非提升兩岸經貿往來關係的最佳時機。
●　 台、中的貿易情形促使台灣依賴中國。根據財政部統計，1996年台灣與中國的貿易總金額為一百一十三億美元，其中九十七億美元為台灣向中國輸出之金額，佔台灣出口貿易額一千一百五十九億美元的百分之九；中國向台灣的輸出額十五億八千萬美元，佔中國出口總額一千五百一十億美元的百分之一。因此，有朝一日，若台灣與中國斷絕貿易關係，台灣所要承受的經濟壓力與風險將遠大於中國，如此惡性循環，台灣定將愈陷愈深，終至不可自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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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義仁、吳乃仁
●　 所謂「後」冷戰時代其實是一個尚未定型的時代，（無以名之，故稱之為「後」），世界各國正在重新調適與摸索中。處在這個既衝突又整合，既同一又各自獨特的後冷戰時代，過早奢言「國際新秩序」，若非急躁，便是只見到此一時代的某一面向而已，犯了「以偏概全」的錯誤。同樣的，至今仍堅持冷戰時期的隔絕與對抗立場，若非昧於事實，與時代脫節，便是犯了另一個「以偏概全」的錯誤。...我們不能同意，一個國際社會要求的台中關係型態：維持現狀、降低敵意、保持對話、發展關係，會是台灣單方必須負起的責任，而更不能接受面對著國際社會，台灣比中國承受著更大的壓力與責任的說法。
●　 目前台、中關係已經發展到雙方均有意進行談判、協商階段。而從前述對國際情勢的認識，任何有助於緩和雙方緊張對立關係的互動方式，都是受國際社會歡迎的。至於應採何種互動方式，則不限定非採「談判」一途不可。因此，台、中雙邊協商互動關係，應該以更具彈性靈活的方式進行。包括對解決具體事務問題形成雙邊規範的談判，也包括為了化解歧見、降低敵意所從事的溝通行為－－「對話」。對話不需要達成任何結論，也不一定要設定為談判前的準備工作，但透過觀點的溝通，它能適度降低雙方因認知錯誤而產生的敵意，並為進一步協商營造良好氣氛，而談判也不應自我設定「非談成不可」、「非簽協議不可」的前提。
●　 我們並不認為議題的設定，應該依據人為的性質分類，區分為所謂「政治性協商」、「經濟性協商」、「事務性協商」，而刻意排除某一種性質的協商議題，甚至將談判議題僅只設限於某一特定範圍內。*..然而，我們認為現階段恢復協商的起點，應從重開辜汪會談開始。中國若無法以「從哪裡中斷、就從哪裡恢復」的具體行動，證明其信守談判協商共識的決心，台灣人民就無法相信未來所有的協商成果都能被徹底遵循。
●　 兩岸經貿的發展應力求以「時間換取空間」，先行爭取台灣產業結構的調整和經貿防衛機制的建立，然後才逐步檢討開放對中國的貿易管制，而具體的政策主張則包括：（1）台商赴大陸投資維持現有的限制、（2）短期內不贊成全面開放三通，直到台灣建立起對中國經貿往來完整的防衛體系以後才逐步的檢討開放、（3）在台灣與中國都成為WTO的會員國以後，才在WTO的架構之下與中國進行通商談判、（4）考慮到現階段禁止三通的政策可能違反WTO的規範，因此台灣在申請加入WTO的過程中，不排除對中國引用「排除條款」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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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長廷
●　 若干學者樂觀的預測，中國因為國際規範的箝制，將無法對台灣有進一步的安全威脅。對於這樣的觀點，我們基本上抱持審慎的樂觀，因為對於中國內部的不確定仍有待評估。中國內部的各股力量仍然繼續抗衡，領導路線也會持續調整，以適應格局，在這樣的過程中，台灣問題必定還有許多創造的空間。如何洞悉中國內部派系之間的矛盾與分合，巧妙運用，做為我方的籌碼，則是我方應嚴肅從事的事。
●　 我方主張的兩岸互動方式必須符合以下三點原則：
  • 互惠互利：以交流替代對抗。
  • 求同存異：以合作代替統一。
  • 經貿先行：以經濟合作創造政治及外交上合作的基礎。
●　 對於促進文化、科技、新聞、社會交流的措施，應檢討並考慮適度開放。兩岸之間必須建立靈活的對話機制，同時雙方都不應藉由關閉此項機制增加自己籌碼，當知，持續的對話機制意涵了建立互信、互諒的可能。現階段的海協、海基兩會在功能上仍可多方加強，例如，雙方分別建立各專題的對話（協商）小組，一方面可以深入議題，尤其是對功能性議題的解決提供實質基礎，一方面可以迴避政治性或非專業問題的交互干擾。關於主權本質的爭議，國內各黨派有著較大的歧異。對於國內而言，吾人認為應該儘速化異求同，嘗試找到最大公約數。但是在與中國的互動中，由於中國夾雜過多民族主義的情緒，台灣主權問題可以預見必為衝突的焦點，為維繫雙方善意的互動，現階段仍宜儘可能擱置，待未來適當時機再處理。
●　 為了建立兩岸經貿交流的架構，使得兩岸交流能夠有保障及規範，解決之道是在世界貿易組織（WTO）的架構下進行兩岸經貿關係之談判，同時，可以藉由通航等議題進行兩岸協商。最重要的是，政府應在台灣主體性的問題上站穩，在加入WTO之前，可以就「談判程序」來進行討論；在加入WTO之後，由於受到WTO架構的保障，兩岸才就實質問題協商，我方政府應主動決定兩岸通航時的相關問題，諸如決定開放的定點、懸掛的旗幟、時間的鬆緊等等，做出循序的總體規範，以取得我最大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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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正亮
●　 民進黨的中國政策分歧﹐基本上是兩條路線的分歧：

　 經貿正常化戒急用忍
理論基礎國際主義、自由主義國家主義、現實主義
政策目標國際體系下的兩岸經貿互賴國家本位下的台灣固本自救
政策內涵擴大兩岸交往、共創兩岸和平鞏固台灣基地、防止中國滲透
安全保障大國和解下的國際集體安全大國衝突下的國際權力平衡
國際形勢冷戰結束、交往重於圍堵冷戰尚未結束、交往圍堵並重
台灣危機國際孤立、台海衝突國家失血、中國滲透
政府角色經濟國際化、經濟自由化 政治掛帥、管制兩岸經貿
中國前景10-20年穩定發展困難重重、充滿變數
促談壓力存在、對台灣不利不存在、無所謂不利
談判主軸經貿正常化、強化對話機制低層次議題、以拖待變
●　 戒急用忍的錯誤在於錯估形勢：首先，集體安全已經是國際新秩序的安全主軸﹐既然強調透過國際力量共同保障和平﹐台灣只要謹言慎行﹐並無須過分擔憂中國片面動武﹐但「戒急用忍」卻仍沿襲舊冷戰思惟﹐不時強調中國滲透和武力犯台的危險﹐導致兩岸交流到處杯弓蛇影﹐在台灣安全更受國際保障之際﹐反而到處宣傳台灣安全堪慮﹐因而阻礙了台灣發展出經貿大國應有的自信和格局。其次﹐亞洲新秩序的發展主軸﹐既然強調經濟全球化和經濟自由化﹐台灣與中國同為亞洲經貿寵兒﹐豈能長期維持不正常的經貿限制？兩岸既然都將加入WTO﹐豈能長期阻斷兩岸三通？最後，由於「戒急用忍」把三通當作籌碼﹐加上遲遲不願談判﹐時間已經對台灣愈來愈不利，兩岸的國力差距只會愈來愈大。
●　 兩岸關係的本質﹐既是小國與大國的互動﹐台灣就應深究以小搏大的經略兵法。以小搏大的經略原則﹐主要有二：一、分化大國，使大國不能團結謀小。二、爭取外勢，使小國壯大統一戰線。第一種爭取外勢策略﹐是「在經貿上引進來」﹐即經由兩岸經貿正常化﹐使外資外商願以台灣為亞太營運基地，由此提升台灣的國際經濟價值。第二種爭取外勢策略﹐是促使台灣發展為「世界了解中國、中國了解世界」的橋樑﹐使台灣成為掌握中國訊息的基地﹐由此提升台灣的國際政治價值。
●　 相對於兩岸政治談判﹐以「兩岸經貿正常化」為談判主軸﹐有如下優點：

  1. 兩岸經貿正常化﹐並不像事務性議題低調瑣碎﹐而內涵促進兩岸和平共榮的總體目標﹐能在以經貿為主軸的世界新秩序中產生說服力
  2. 兩岸經貿談判並不直接指向主權爭議﹐可舒緩兩岸內部的政治壓力﹐並由此建立較有效、較能持續的兩岸對話機制。
  3. 兩岸經貿談判﹐勢將觸及兩岸實質管轄權﹐可依照兩岸現狀提出最起碼的穩定互動架構﹐有助於台海維持和平共榮。
  4. 有關直航的準備措施﹐相關法律和基礎設施將費時經年﹐可爭取兩岸整合內部和政經轉型的緩衝時間。
  5. 解除通商限制﹐是台灣參與WTO的必要條件﹐而WTO正是兩岸共同參與國際社會、解決兩岸糾紛的最可行架構。
  6. 兩岸經貿正常化﹐是台灣成為亞太營運中心的前提﹐台灣唯有同時 發展成科技島和國際進駐中國的經貿基地﹐才能在崛起的全球經濟 中確保國際戰略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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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陽明
●　 民進黨的中國政策應該基於「尊嚴、安全、發展」的三大目標，確立「自主、安全、平等、善意、和平、共存共榮」的策略，完成台灣人民厚望於民進黨，追求建立一個有尊嚴、保安全、能發展之獨立國家的歷史任務。
●　 民進黨基本綱領所揭諸的主張「和平獨立的國防外交」其中明示：恢復與發展國際關係、和平解決國際爭端、台灣前途應由台灣全體住民決定、終止台海兩岸對抗---等等，這些和平主義與共存共榮的策略，展現民進黨追求台灣人民的自由、民主與自主的決心，也展現願意以和平手段解決問題的誠意，看出有任何「不能適應未來任何需要」的地方。這一主張一直是黨內的主流看法。社會上也沒有要民進黨放棄此一主張的壓力與想法的主流呼聲，反而是仍不斷的持續支持民進黨。所以從社會面來看，認為民進黨要執政必須要修改中國政策的看法是少數人的看法，並不是社會的主流看法。
●　 所謂的「經略中國論」，其實是既想規避民進黨的「台灣主義」，也同時想規避中國的「一個中國主義」。這樣的思考有陷於「香港化」的危險。
●　 歸納國際社會現階段對中國政策的主流思考，將中國拉到國際社會來，並促其以國際社會的規則來解決爭端，這種需求也一定程度會對中國形成壓力。有一種看法認為國際社會也一直屈從中國的要求，不斷地對台灣施壓。我們鄭重指出這根本不是正確的判斷。在國際和平呼籲下，民進黨應該要求的是遵循國際制度或慣例的交流與對話。
●　 基於不反對台灣與中國進行對話，所以西進並非完全不可以，但是由於中國對台具有敵意，所以西進對台灣而言，應該是審慎逐步建立與發展的一種政策與制度，絕不是所謂的「大膽西進」或「立即三通」。
●　 台灣要提昇國際地位，絕對是一種奮鬥的過程，台灣不可能在沒有代價下提昇台灣的國際地位，這是一種動態與隨時有緊張的過程。我們認為公民投票制度的建立，即會是一個向國際，尤其是向美國施壓的過程與方法。
●　 美國在台灣的機構應該升級。我們並希望在2000年台灣選舉總統後，美國應將AIT更名升級為「美國代表處」，而這幾年間台灣與美國即應逐步為此營造可能的條件。美國應以此來鼓勵台灣的民主深化與鞏固。我們也贊成將來台灣與中國有緊密的友好關係，也同意雙方首長互訪與交流，不過此問題的責任並不在台灣。民進黨的中國政策，與台灣的外交政策絕不能脫節。因此台灣也應與歐洲、第三世界的國家加強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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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信良､陳忠信
●　 世界新秩序最不同於以往的特徵是，加入資本主義國際貿易網絡的國家，為了維護全世界共同的利益，特別是共同的經濟利益。以集體的干涉，來防止戰爭，保衛和平。
●　 冷戰時代，台灣與中國分屬兩大敵對集團。為了集團的利益，西方集團共同護衛著台灣的利益，使台灣取得與本身政治實力極不相稱的國際身份與地位。六０年代初，中蘇聯盟出現變化，美國為了聯中制蘇，改變對中國的圍堵，與中國進行和解，兩國關係朝向正常化邁進。這時，美國對中國既聯合又鬥爭，一方面，進行某種聯盟，共同對付蘇聯的擴張威脅；但另一方面，美國還是視中國為敵人，仍採反制策略，保台制中。
●　 目前，美國一方面通過擴大美日軍事同盟來作為推進亞太安全戰略的重要基盤，一方面通過與中國建立建設性戰略伙伴關係，試圖將中國導入後冷戰國際新秩序下以美國為主導的國際安全體系下。換言之，美國對中國採取了「建設性交往､預防性圍堵､向前者傾斜」的兩手策略。
●　 這一發展的最大政策意涵是，在美國主導的國際新秩序架構下，美國已經開始不把中共當成敵人，而是想把中共當成戰略夥伴，將它拉入國際體系，成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與美國合作共同建構國際新秩序。在此背景下，台灣面對著愈來愈困難的處境。
●　 在國際新秩序下，台灣面對愈來愈強､來自國際社會的兩岸談判壓力。
●　 面對來自國際社會日益強大的促談壓力，以及中共綿密的促談攻勢，台灣正面對著一個重大的政治選擇：此時此刻要不要恢復兩岸的協商､談判？一種因應對策是不要恢復兩岸協商､談判。這種主張很難獲得國際社會的理解､同情和支持？另一種因應對策是，希望兩岸在不預設任何前提與條件下，儘速恢復事務性協商，但面對北京配合著靈活戰術運用而日益昇高的促進攻勢，這種策略規劃日益給國際社會一個印象：台灣在迴避協商､談判。
●　 形勢很清楚，台灣必須正面地､不逃避地回應國際社會希望兩岸協商､談判的要求，台灣必須積極地､不迴避地面對北京促談的政治攻勢。
●　 兩岸目前應該以三通談判取代北京所提議的政治性談判，並展開兩岸間經貿關係與社會整合之開展的各種協商。這是一個不直接指向主權攤牌的互利議題，可以暫時避開目前幾無共識可能的主權攤牌；其次，三通有助於兩岸間經貿關係與社會之進行；最後，三通談判及相關的協商將有助於兩岸間建立起整合於世界經貿秩序架構下的兩岸經貿關係。
●　 台灣內部一直有一股強烈反對三通的力量，但只要台灣與中國都加入WTO成為會員國，不管願不願意，兩岸間的直接三通幾乎是不可避免的。
●　 在三通問題上不積極面對而採迴避態度是坐待籌碼流失的拙劣策略。三通談判，不只是一項談判策略。它是當前比較有可能打開兩岸僵局的互利議題，更重要的，它所牽動的是更深遠的兩岸經貿關係與社會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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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俊雄
●　 在冷戰結束後...中共崛起對美國所形成的安全威脅已愈來愈明顯。美國對中共雖表面維持「全面性交往」的政策，但實質上將採「有條件交住」的策略。美國對中共政策雖名義上摒棄「圍堵」，但不會放棄「圍堵」中共的準備。台灣在美國對中共既交往又不放棄圍堵的戰略下，也有些利用的空間。
●　 柯林頓政府雖將繼續鼓勵台海兩岸儘早恢復對話，但不致施壓台北與北京進行談判或介入調停兩岸事務，以免違反美國在一九八二年七月向台北的保證。...問題不在於美國或世界其他國家在中國的要求下，逐漸接受中國對「一個中國」的原則主張，或對台灣施加壓力；促使兩岸談判，而是執政黨堅持「一個中國」政策，混淆了國際的認知，禍起蕭牆，才是問題關鍵所在。
●　 雙方已經透過媒體及各種場合，傳達條件與提議至目前為止，台海兩岸對主要政治性議題上所提出之條件。其實雙方之立場並沒有任何之交集。 ...由於兩岸交流所衍生的諸多問題，的確有必要加以解決，我們支持每基會的想法，「從什麼地方斷，就從什麼地方談起」，既然兩岸已有第二次辜汪會談的協議，應可從此架構談起。唯有北京當局重視協議的嚴肅性與神聖性，兩岸才有再啟正常交流機制的可能。
●　 現在台海兩岸在諸多問題上就應透過類似對話方式（dialogue）探求對方之意、溝通而進而尋求共識，而不是上桌談判，因就政治性談判之議題而言，台灣最感興趣應是如何結束敵對狀態的談判，尋求兩岸領導人互訪的目的，仍是為了緩和台海情勢。除此之外，台灣並沒有進行政治性談判之誘因，相信也不會在現在條件下談兩岸統一的問題。
●　 「戒急用忍」政策不是不准臺商赴大陸投資，而是在前提（八十五）年國發會的共識下，對於大規模的企業赴大陸投資應有審慎規劃，而現階段經濟部的規劃是若干基礎建設限制我廠商赴大陸投資，個別投資項目設有五千萬美元的上限，但上限也有彈性，該政策主要是用於提醒臺商赴大陸投資的風險，並非緊縮政策。...兩岸政策除考量個別廠商利益外，更要考量國家整體利益，並做全面性評估，以「戒急用忍」對抗中共的「以商逼政」，固非上上之策，但至少能磨出個不勝不敗的自保局面。
●　 兩岸三通，首先應考慮的是國防安全、國家尊嚴與經濟安定等因素，在中共對台仍不放棄武力犯台，且不肯承認兩岸為對等政治實體的情況下，目前尚無實施三通的客觀條件。...「三通」問題，皆不是我入WTO前或入WTO必須立即實現的必要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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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 宏
●　 事實上，現階段美國對中國所採取的乃是一種「廣泛性交往圍堵」也就是表面上交往，實質上仍為圍堵的路線。一方面美國清楚認知到中國的穩定發展是亞洲安定繁榮的關鍵因素，而必須藉由全面性交往來改造中共，將其導入國際社會。這也就是由經濟自由化來帶動政治民主化的和平演變策略。然而，另一方面，中共仍是少數屹立不搖的共產國家，美國與中共在人權、核武限制、軍售、以及貿易上亦存在明顯而激烈的衝突，而以中共崛起的速度，更極有可能在下一個世紀直接威脅到美國的超強地位。凡此，都使得美國不得不將中國視為一個需要圍堵的假想敵。
●　 正在浮現中的亞太新秩序、新的權力結構，未必不利台灣追求成為一個獨立的主權國家。台灣近半世紀以來政治民主化、經濟自由化的成果，已經大大提高台灣在國際社會的知名度。因此，對台灣而言，當務之急並不在於與霸權心態濃厚的中國進行談判，而是認清台灣在亞太地區逐漸浮現的新權力結構中其戰略地位之優勢所在，讓台灣成為亞太區域安全體系的一個重要環節，加以巧妙運用，創造生存的空間。
●　 依目前狀況分析,台.中雙方談判最大的差異點是:中國是以統一為標的,台灣是降低兩岸對立,建立穩定的雙方互動關係為前提.兩方認知上差異仍然很大,所以需要充份的溝通.對話之後才能進一步再進行政治性談判。所以,現在應進行的是以平等地位進行非政治性的事務談判或協商,以解決兩岸經濟.文化.社會等民間交流所產生的各種具體間題。
●　 在中國對我採取『政經不分離』策略下，在政治上對我仍存有敵意的狀況之下，『三通』更應謹慎的處理，並改善國內經濟環境，致力於全球市場，減少對中國經貿的依存度，提高我國經濟自主性。
●　 戒急用忍並未對台商赴中國投資增加限制，反而是政府在道德勸服上提高音量，深切期盼台商在台投資或增加其他國家的投資，進而減少赴中國投資。中國雖歡迎外資前往投資，卻不設限僅台資前去，對於外資等大型跨國企業也是相當的歡迎，尤其是這些企業挾其龐大的資金、人才、以及全球連銷經營實力，對中國經濟大有助益。然這些跨國大型企業都具審慎評估之後，才進行投資，就算投資失敗亦不會託垮本身企業經營，可使台資赴中國投資大多數是孤身前去，或是重心外移，缺乏審慎評估，而且一旦投資失敗，必將血本無歸，並拖垮本身企業的經營，因此藉急用忍實質上可讓台商更加冷靜的思考，而非貿然前往中國。至於開放中資來台，能避免則避免，但在有條件的情況下，不危害我國家全民安全，可酌量限額開放。
●　 我國現今仍要採取經濟自主之優勢，不斷擴展外交，減少對中國的經貿依賴度，進早進入WTO、IMF等國際金融組織，提升我國際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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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富雄
●　 美國對台海安全的政策最近透露出「戰略清晰，戰術模糊」的新趨勢，即在戰略上明確採取「不承認台灣獨立」也「不接受中共動武」的立場；但在戰術上則採取「建設性的模糊」，即美國不預先聲明台海發生戰爭時，美國可能會採取行動。對此，本人的解讀是，台海安全與東亞和平才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因此美國這種說法的重點在於反對中國動武，而不是在於反對台灣獨立。
●　 針對美國「戰略清晰，戰術模糊」的台海政策，民進黨應相應提「出戰略模糊，戰術清晰」的台獨立場。詳言之，民進黨在戰略上要保持宣佈台獨的模糊性，即強調即使民進黨執政後，台灣前途依然由全國人民透過公民投票來決定，而不要像建國黨那樣把台獨視為無限上綱的吶喊，徒然引起美國的反感。由於台灣保持台獨的模糊性，美國對此必定維持高度的關心，這有利於台灣在戰術上的運用。
●　 本人將「戒急用忍」的偏狹觀點，補強為「戒急何妨進取，用忍尚須圖強」的行動方針。其要點如下：

  1. 兩岸必須對談。
  2. 兩岸要有長期對談，甚至談一百年心理準備。
  3. 我方的實質、長遠利益。
  4. 對談過程中，不得損及我方的主權身分或對等地位。
  5. 主權本質爭議在國內可以百家爭鳴，對外則宜口徑一致。
  6. 國內宜積極規劃「具有中國特色的中國投資計劃」。
●　 整體而言，我們要規劃符合台灣主體利益的中國投資計劃，就必須把握一個基本原則，那就是們必須「以世界市場進軍中國」，而不是「以中國市場進軍世界」，這是基於中國市場受到政治干預的可能性，以及其投資的不確定性和風險都遠高於其他國家，因此我們應以開發中國以外的世界市場為重。一旦我國成為國際經濟體系的核心成員，而國內大型企業也發展成跨國性的企業時，就能挾其強大的資本能力與競爭爭優勢進入中國市場，才能避免過度依賴，其至受制於中國的危險。
●　 民進黨內在中國政策上的分歧，並不如想像中嚴重，許信良、張俊宏等人提出的主張，只是黨內的少數意見。而他們的觀點，包括「危機社會論」、「美國促談論」、「善意互動論」、「肥水外流論」、「經略中國論」，以及「中台聯手經營亞洲論」，都有諸多的破綻與盲點，我們不能被其冒進主義所誤導，應採取穩健致遠的中國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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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錦福
●　 台灣自有一特異的新興文化，與目前中國的文化大異其趣，水火不容，因此為避免嚴重的歷史悲劇再在島上掀起，需深入研究中國政策。
●　 後冷戰時期的國際政治新秩序下，中國在亞太區域成為舉足輕重大國，美日安保條約與美國和中國建立的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使臺灣越趨於孤立，但臺灣的安全仍相對得到保障，且目前臺灣國防力量對付中國無虞。
●　 中國係野蠻霸權國家，其對國際公約鮮少遵守，因此加強國防武力裝備才是上策。臺灣應主動展示自己的軍力，讓鄰國感到威脅，並積極提倡區域性安全合作組織，邀請亞太國家參與研討，即可維護臺海的和平。
●　 到目前為止，還看不出任何國家對臺灣施加壓力，要求臺、中進行談判，更沒有任何第三國促使臺灣接受中國的談判條件。
●　 若雙方進行談判，其內容不宜預設前提，其目的首先為增進了解，使雙方慢慢地領悟到對方之需求，進而達到有交集的主題，最後就以有共識的主題作為雙方談判的主軸。
●　 現階段不宜提昇兩岸經貿往來，但應加強臺商的保護與規範；應嚴防資金過度投入中國，但私有財則盡量給予方便，至於中資來台則不予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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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濁水
●　 黨中國政策的分歧，主要存在於「大膽西進」與「強本漸進」兩條路線之間。兩派的論證如下：

　大膽西進強本漸進
歷史觀歷史終結論歷史未定論
國際形勢 冷戰結束，和解重於一
切的國際新秩序		 冷戰結束，和解與衝突
並存的秩序混沌狀態
安全保障 理想主義的集體安全體系 現實主義的權力平衡或
霸權主導體系
國際經濟 經濟自由主義的國際主義 經濟國家主義的國際主義
台灣危機 國際孤立、台海衝突 國民意識的消蝕、
國際地位的矮化
促談壓力存在、對台灣不利 存在、並無特別不利
對國際社
會與中國
的態度		 順應國際主流，不淪為
國際異端，不挑戰國際
現狀，不剌激中國、不
談台獨		 持續凝聚國民意識、
突破外交封鎖
經濟戰略 以投資中國市場為主軸
，帶動台灣產業升級的
邊際效果		 以國內投資環境的改善
、研發及教育經費的投
入為主軸來創造產業升
級，強化國民經濟的自
主性
自保方案 以經濟整合、經貿互賴
來牽制中國，降低中國
對台灣的敵意。並暗圖
在中國製造利益團體
（如解放軍），「和平
演變」中國		 與中國保持距離，避免
被中國「經濟吸納」
談判主軸 以三通議題取代事務性
議題，並迴避政治議題		 從具體、不具敏感性的
議題展開，強化對話及
溝通機制
●　 「強本漸進」派的中國政策從下面兩項原則出發。一、國際層次：在政治上，堅定主張台灣為主權獨立的國家，持續追求外交突破、參與國際組織、尋求台灣應有的國際地位。在經濟上，以經濟國家主義的國際主義為本，釐定台灣在全球經貿網的定位。追求國際性的、全方位的多邊經貿往來，而不是鑲嵌或依附於單一國家或單一地區的經濟發展。二、國內層次：在國民經濟上，以國內投資環境的改善、研發及教育經費的投入為主軸來創造產業升級、強化國民經濟的自主發展。在國家建構上，持續凝聚國民意識，透過對本土歷史的發掘、文化的創新、教育方針的重新定位，消弭國家認同的混亂與對峙的現象。在法政體制上，一方面要掃除舊時代的殘餘，一方面明確界定台灣的領域、疆界、主權者的身份與資格。
●　 依據上述兩項前提，「強本漸進」派的中國政策把握「健康、廣泛、平等、漸進」四大原則，主張建立健康、廣泛、平等、漸進的台、中雙邊關係。一、致力於雙方和平架構的建立，建立一個有效而良好的安全機制。期望中國誠意地加以回應，放棄軍事恫嚇及外交封殺。在和平互惠的基礎上促進雙方共同的利益。二、雙方可以就各項議題，以各種可能、可行的形式進行接觸、對話與協商。雙方可以就合作建構安全機制的合作展開討論：對漁事糾紛、打擊犯罪、新聞交流、經貿往來等各項具體事務展開充份討論；雙方也可以開始討論互設辦事處的可能性，甚至也可以就政治性議題與國家定位議題展開制度性的、廣泛的對話，努力化解雙方的歧見。三、台灣與中國的交往應該建立在互相尊重、平等對待的基礎上，台灣也要持續尋求外突破，尋求應有的國際地位。四、以「漸進」原則來處理台、中雙邊關係。雙方的協商應該從具體的、較不敏感的議題著手，以這些議題來取得互賴互信的基礎後，再逐漸升高到較敏感的議題。因此，我們建議先實踐、履行過去曾有的共識，贊成「從哪裏斷掉，就從哪裏恢復」的原則，我們也期待中國政府能以具體行動來表現改善關係的誠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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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哲夫、蔡明憲、蘇煥智
●　 美中關係的改善是事實，但在重大歧異點（如人權、經貿、武器擴散與台海問題）未能根本解決，美中關係的進展只能說是由低潮轉為正常，雙方要成為緊密的盟友或準盟友關係，為時猶早。中國並不具有足以迫使美國犧牲台灣利益的能力，若以條件交換美國犧牲台灣利益，中國目前亦難以提出足夠的籌碼。
●　 世界各國對於兩岸進行會談抱持著歡迎的態度，而美國對於兩岸會談的關切不能忽視。「柯江會談」後美國的立場已由呼籲，希望兩岸恢復對話進而敦促，甚至協助。但是美國希望的兩岸會談形式究竟是「對話」抑或「談判」；會談的內容是「政治性事務」還是「事務性事務」，目前，並未有足夠的證據可以顯示美方要求的是高階的「政治性事務談判」，因此對於台灣而言衝擊的程度有限。而美國官方亦再三表示無意就兩岸會談對北京或台北施壓，美方前任官員往來兩地敦促雙方會談，目前仍為提供兩造進行會談所需之信心，尚難謂有「強制」（coercion）的性質。在台灣尚能獲得美國國會支持的現今，美國行政部門強要台灣與中國進行政治性談判甚至迫我接受中國的談判條件，仍將會遭遇可預期的強大國內阻力。同時，目前台灣內部民意對於兩岸是否應立即進入「政治性談判」階段的看法依然分歧，在欠缺共識下，美國要我進入「政治性談判」的正當性與可能性均不高。
●　 對台灣而言，並無急迫進行高階政治性談判的理由。事務性的談判可視個案中台灣的利益考量選擇性進行。對話方式的會談可鼓勵之。對於對話的代表當然可以較不限制。但對於談判，強調應以政府對政府的方式為之且反對任何黨對黨的談判的原則，已無疑義。
●　 這幾年來，台商對大陸的投資以佔外資的第二位，若是把隱含在港資範圍內的台資一併計算進去，那麼台資比重將更可觀。但是，台商在大陸的巨量投資並非稍改中國對台灣的統戰觀，文攻武嚇的舉措與台灣的「善意」背道而馳。對中國而言，政治與經濟兩項利益，存有「原則上的不可交換性」，企圖以經略手段影響中國對台灣政策的作法，難以奏效。所以，台灣官商界不能對大陸投資抱持過多政治效應上的樂觀期待。
●　 經濟上對中國的依賴，縱有短期的經濟利益，但終不利於台灣的長期發展。我們應當努力的是：積極從事刺激國內產銷與投資、台灣的產業升級與國際化、全球性經貿投資的策略與國際合作。加深對中國的經貿或投資規模，徒然增加國內經濟問題的複雜度與困難度，不能根本解決問題。改善國家競爭力與維持經貿優勢的根本方法，應從國內的產業革新與加速國際化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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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奇昌、劉進興、簡錫偕
●　 中國經過近二十年的改革開放，綜合國力大增。面對中國的擴張，美國國內國防外交專家正掀起兩股正反辯論的中國政策，目前雙方呈勢均力敵局勢。對認為中國是「敵」？是「友」？是採取「交往」（engagement）？還是進行「圍堵」（containment）？呈現兩股不同看法與主張。目前美國事實上是同時採取兩手策略，一方面是「圍堵中國」：將中國視為未來美國利益主要「假想敵」，因此主張維持亞太地區權力平衡，必須強化以美國為主導的亞太秩序，這是以美國所領導雙邊協防條約為主，另一方面又維持和中國的建設性交往。
●　 到目前為止，並未看出哪一種趨勢佔上風，因此秩序依舊是混沌未明。在這種狀況下，台灣的最佳戰略應該是：一、追求國家自主性的極大化；二、加強與美國日本維繫良好關係；三、推動國際社區「禍福互倚，相互依存與合作性安全」；四、注意中共以「經濟換外交」策略
●　 針對兩岸的談判互動，我們主張採「雙軌並行」，即將兩岸議題區分為非政治性議題（事務性議題）與政治性議題，在非政治性議題應儘速恢復兩岸兩會協商「談判」，政治性議題則應建立對話機制進行兩岸制度化「對話」。
●　 基於對兩岸接觸協商的認知與經驗總結，我們認為兩岸民間交流十年來，累積許多問題亟待解決，屬於非政治性議題的事務性、功能性、民間性、經濟性議題，應優先進行協商解決，不必受政治性議題干擾，基於「對等、尊嚴」考量，台灣海基會與大陸海協會兩會協商模式，應保留並加強其協商功能。至於在政治議題上，目前兩岸極度缺乏政治信任，從談判的角度，台海兩岸正處於所謂「談判前階段」（pre-negotiation phase），或是「診斷階段」（the diagnostic phase），雙方均在探詢進入談判之可能性，或是努力排除談判之障礙及發展出談判的策略。因此我們主張政治性議題盡快建立機制展開「對話」。
●　 本質上，中台經貿往來不但是兩個敵對國家的往來，而且是極有可能發生戰爭的兩個國家間的往來，它從本質上來說就不可能是單純的「經濟問題」。特別是對中國來說，從經濟上整合台灣而為進一步政治整合創造前提，乃是遠比經貿利益更重要的目標。因此我們主張在經貿交流上要審慎規畫。我們還必須：一、強化台灣產業的自主性；二、對「高、基、大」投資案要有台灣利益優先觀念；三、對兩岸直接來往仍需作必要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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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玲雅
●　 在後冷戰時期，國際政經體系的特色是：一、美蘇兩大超強以往對全球性事務支配性的角色不再，傳統民主與共產集團意識型態的對抗亦趨於式微；二、以往政經同盟建構的國際政治體系，已逐漸由經濟力量為主導之國際經濟結構體系所取代；三、美國等強權在區域政治所扮演的角色，已由嚇阻者、保護者的角色，降為區域權力的平衡者。
●　 面對此一新的國際政經潮流，台灣的經濟力量雖然在國際上較有發揮的空間，但就「中華民國」作為一國際法上之受承認的主體而言，顯然並無任何幫助；其次，在後冷戰時期，「中華民國」作為一種反共代理人的形象已日趨淡化，國府過去與美國共同反共產的意識型態聯盟，已被彼此之間的經貿磨擦糾紛所取代；若再加上中國國力逐漸提昇、1997年香港主權和平移交中國所產生的「一國兩制」示範效果，及美歐日等國家普遍希望台海和平穩定的「強烈期待」，則台灣在後冷戰時期所承受的國際外交壓力實較冷戰時期為重。
●　 在以經濟力量為主導的國際新秩序中，和平穩定的經濟發展環境至為重要，所有國家莫不以此作為最高的施政目標。而在對外關係上，包括美國、日本、中國、俄羅斯、及歐洲主要國家等，亦都以追求和平穩定的國際經濟體系為最高的戰略目標。如果中國未來真能在世界主要國家的鼓勵之下融入全球體系，以文明世界的遊戲規則與包括台灣在內的國家互動，則台灣無法自外於國際政經體系之秩序而成為「麻煩製造者」。
●　 相對於中國而言，台灣的優勢在於蓬勃澎勃發展的經濟力量，而中國的優勢則在於其政治軍事力量。而在相對於韓國、日本、香港、及歐美各國而言，台灣的優勢則在於文化上對中國的了解。因此台灣實應善用本身的經濟力量與優點，積極努力拓展與中國的經貿關係，讓台灣的經濟體系大幅開放與國際化，讓全世界各國包括中國在內的資金進入台灣，使台灣的國家利益等同於美國、日本、歐洲、乃至於中國的國家利益，如此一來，台灣的國家安全問題，就等於美、歐、日、及中國的國家安全問題一樣。
●　 在對中國的經濟策略上，則必須依賴政府有計劃地採取以小博大、分化對手的策略、逐步引導台商到中國特定地方投資，藉由台商與中國地方官僚聯盟的跨國投資模式，才能在新的國際政經體下以有利於台灣的優勢經濟力量對抗中國的政治軍事威脅，以進一步提升台灣的國家利益。
●　 我們希望並呼籲政府部門及朝野政黨應從現在開始積極向人民宣揚現階段與中國著手進行三通談判的必要性，以讓人民有心理準備迎接台海兩岸未來可能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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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勝榮
●　 站在美國的立場，他最不願意見到台海成為火藥庫，因此，美國方面有意無意放出風向球，提出所謂「中、美、台三角互動架構」，並以「戰略清晰，戰術模糊」為指導原則。這三角關係架構中，美國僅是一角，兩個主角應有所承諾甚至同意簽訂協定，否則光是配角唱獨腳戲，沒有任何形式的會議促成，也只是口號，充其量是幾何三角形，不具有形式或實質的拘束力。
●　 台灣與中國下一回合如果進行談判，應就毒品、槍械、海上走私、偷渡犯、漁業糾紛、雙方智慧財產權保障、台商投資保障、文化、體育交流等問題進行會談，以簡單低層次之議題切入較易有著力點，雙方方能表現談判的誠意。如果會談一開始便以高層次、複雜性、敏感性之政治議題切入，相信此種會談是一開始就結束了，毫無進展，會令談判人員失望，讓希望談出結果的人士失望。
●　 有人認為我國將來參加WTO後，若不開放三通，有違反WTO規範，實則，此乃錯誤之認知。WTO的規範裡未規定雙邊的航空器一定要直接航行，易言之，我國禁止中國航空器直接航行台灣，並不違反WTO 之規定，至於中國與台灣間之商品貿易須經由第三國或第三地，所謂間接貿易雖違反WTO 之最惠國待遇原則，但並沒有牴觸WTO 之具體條文，所欲討論者，管制中國地區產品輸入台灣及禁止中資來台及限制大陸人民來台從事商業行為，則有違WTO規範。台灣最好選擇在加入WTO後進行雙邊協商（talks ），以國家安全、經濟發展為最高的防護網，避免中國以經濟力統戰台灣得逞。准此，中資及貨物並非無條件全面性開放，必須以無害開放，有害不開放為基本協商原則。目前我國禁止台商直接赴大陸投資並不違反WTO 之規定。
●　 中國以「政經分離」之口號意圖突破企業界之心防及人民之民防，少數人加以附喝，實屬不智，殆政治與經濟猶如心臟與肺臟，本質上及事實上均無法分離。因此，台商赴大陸投資，潛藏著政治及經濟之危機，台商不宜過度依賴大陸市場經濟，否則台灣經濟發展的風險勢必大幅升高。台灣的資金流向大陸年年上揚，台灣將嚴重失血，台灣島內的經濟一旦崩潰，中國不費一兵一卒即屈台，十分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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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俊明
●　 美、中過去為夙敵，今天為迎合世人厭戰的潮流，不惜化干戈為玉帛，各自暫時拋開在意識型態上的差距，而各取所需，各得所好地建立建設性的夥伴關係，實不足為奇。兩國之間，各基於兩國政治政治利益，化敵為友，實是時勢所趨，也是後冷戰時期的現象。但兩個夙敵雖化敵為友，但彼此間的心結猜忌還是存在。而美國不論基於利益，或國際正義守護神及國際警察的形象，以台灣為圍堵及嚇阻中國的先鋒，應是美國的最高指導原則。所以，台灣的政治民主化與經濟國際化，如何扮演這些建設性的角色，使美國對台灣的維護能師出有名，是極為重要的。
●　 二十世紀後半世紀被稱為後冷戰時期，主要來自世人及世界各國政治菁英厭戰的心理，以及戰爭的目的不可是殺戮和毀滅，所以國際間對中共在台海使用武力一定不贊成。但要考量的是，中共在台海使用武力時，各國是否會袖手旁觀，以及台灣國防武力是否有足以支持到引起世界公憤和聲討的實力。
●　 在兩岸談判問題上，民進黨應本著「在台灣主權獨立和住民自決的原則下，什麼都可以談」來主動出擊。所以除了政府對政府的對談及談判，需在聯合國監督與承諾公民投票原則之下，其餘任何時間、方式、地點、人物，應都只是對談和交流，不應有黨對黨或民間對民間之談判，以免混視聽。談判並非一蹴可幾，所以談判不應有議題及時間表的壓力，和對結論的臆測與推敲。
●　 團體工廠、上市公司、基礎建設的投資赴大陸投資必須加以限制，因為這些都是人民的公共財，尤其在股市中充斥著中國概念股的歪風，不見證管單位出面解說和導正，入中國概念股作崇，胡言亂語，這是經濟的邪說異端。，應要求嚴審中國投資的損益表，並縮短公佈期限，以免狡兔三窟，來去自如，興風作浪。所以不應全面解除走大陸投資的限制。
●　 三通應在海運、空運實施定點、限點、直通的原則下開放，因加入WTO之後，貨物的暢通是必然的；台灣要加入WTO，除非中國是別有所思，否則國際和中國都會要求三通為必要條件，所以與其到時迫在眉前的宣佈，不如事先作善意的回應，獲得國際觀瞻。台灣與中國經貿關係的經營管理，需依國際公法、國際貿法規、國際慣例處理，切忌國民黨教育我們把中國當成自家人，以致鬆懈了戒心，就是親兄弟也要明算帳，當到中國投資也應遵守中國的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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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耀昌
●　 誰能使台灣免於戰爭的威脅，誰就是2000年的最佳台灣總統人選。自國會全面改選，總統民選之後，台灣是主權在我的獨立國家，已是不爭的事實。台灣與中國各方面均無共識，但至少有一共識是〝避免戰爭〞。若民進黨執政，除非中共有進一步挑釁行動，否則台灣不宜主動推動公民投票、宣佈獨立或變更國號。若公民投票成功，中共極不可能不動武；公投若失敗更反招致中共犯台之藉口。以目前形勢而言，台灣尚無與中共全面作戰的準備，也無必要。站在此觀點，民進黨不宜再堅持台獨黨綱。
●　 民進黨執政後，最佳的中國政策是保持現狀，再慢慢與中國減輕彼此的敵意，以低姿態換取時間，再以時間爭取空間，等待中共本身的改變，因為民進黨沒有〝中華民國〞的歷史包袱，故與中國談判時，會比國民黨有較大的籌碼與更多的空間，民進黨可以在維持現狀下，在國際上更加強調〝台灣〞的存在。
●　 本人謹提出以〝中華台灣(國) (Republic of) Taiwan Chinese〞為名，兼顧〝台灣〞及〝中華〞的新思考方向。〝Taiwan Chinese〞是我們寫醫學論文時用以稱呼台灣居民之詞。請注意*這不同於〝Chinese Taiwan，中國的台灣〞，*這裡的Chinese為〝華人〞之意，是〝台灣華人〞，勿稱為〝台灣中國人〞。(至於〝中國人〞在台灣的，應稱為〝China Chinese in Taiwan〞)。這個名稱，中共應該就沒有理由反對，因為“Taiwan Chinese”(台灣華人)不是一個正式國家名稱，用了“Chinese”的字眼，他們無法說這是「一中一台」，沒有用到“China”，所以也不是「兩個中國」。
●　 若此名能為台灣人民及各黨派接受，民進黨政府可以嘗試與中國達成大和解；中共支持或不反對我們以〝中華台灣，Taiwan Chinese〞為名返回國際社會。〝中華台灣〞與〝中國〞友好相處，展開三通，不再戒急用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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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勁麟、周威佑、鍾佳濱
●　 後冷戰時期的亞太國際局勢，基上是美、中兩強競逐領導權的格局。在這樣的中美強權競逐圖像中，台灣在後冷戰亞太國際政治權力版圖中的重要性有提升的跡象。
●　 總體評估起來，台灣所受的益處並不小於中國。雖然在美國清晰的戰略下，兩岸雙方只能在受限的空間下活動。然而台灣的活動固然受到限制，但中國受到的限制卻更多。台灣雖然在追求國家的主權象徵上受到一些壓抑，但中國失去的卻是將勢力跨過台灣海峽的自由。
●　 在亞太地區的新戰略格局下，台灣的地位明顯上升，台灣的安全獲得一定程度的保障。儘管台灣的活動空間仍然受到一定程度的壓制，但是依然有不少可以「見縫插針」之處。台灣應該明白自己相對有利的處境，不必隨著中國的音調起舞，不必急著去解決難以解決的問題。
●　 在中台雙方有著不同堅持、在許多議題上南轅北轍的情況下，雙方在現階段該做的應該是「對話」(dialogue)，而不是「談判」(negotiation)。在現階段兩岸敵意尚難化解的情況下，應該先以建構對話機制為目標，而不是一步登天地想要上談判桌，更不能企圖立即達成任何結論。
●　 議題的設定本身就是談判、對話過程的一部份。中國已將議題定為一個中國原則、結束敵對狀態、三通，台灣應主動設定對我有利之議題。我們建議可就中國民主化進程、改善人權狀況（特別是西藏、新疆）、釋放政治犯，等議題要求進行對話，以反制一個中國原則；談判互設辦事處及建立亞太區域安全論壇，已逐步結束敵對狀態；對於雙方的新聞交流，應要求中國開放新聞媒體管制；簽訂投資保障協定（包括利得匯出、國有化、仲裁等），作為擴大經貿往來的先行談判；要求最優先進行尚未完成的漁事糾紛處理、共同打擊犯罪、遏止走私偷渡談判，以回復雙方互動氣氛。
●　 從生產面來看，目前台灣在國際分工中所應扮演的角色，應該是生產技術與資本較密集的產品。我國的工資水準較一般開發中國家為高，因此勞力密集產品在開發中國家生產所需的成本相對較低，這些產品在我國很難具有國際比較利益，其中只有少數產品可以改為資本密集的自動化生產，或者投入較多的研發成本和技術人力，而成為高級品或有特色之差異性產品。
●　 目前一定必須外移的產業已經大幅減少，進一步的外移和對外投資可能會使我國的產業及投資資金變得太少。由於我們的資本及技術密集產業剛發展不久，如果現在就大量外移，更高一層的產業很難快速發展起來遞補，經濟發展將受到打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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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銅樹、邱奕彬、邱議瑩
●　 在後冷戰時期，國際政經體系的特色是：（1）美蘇兩大超強以往對全球性事務支配性的角色不再，傳統民主與共產集體，意識型態的對抗亦趨於式微；（2）以往政經同盟建構的國際政治體系，已逐漸由經濟力量為主導之國際經濟結構體系所取代。（3）美國等強權在區域政治所扮演的角色，已由嚇阻者、保護者的角色，降為區域權力的平衡者。
●　 面對此一新的國際政經潮流，台灣的經濟力量雖然在國際上較有發揮的空間，但就「中華民國」作為一國際法上之受承認的主體而言，顯然並無任何幫助；其次，在後冷戰時期，「中華民國」作為一種反共代理人的形象已日趨淡化，國府過去與美國共同反共產的意識型態聯盟，已被彼此之間的經貿磨擦糾紛所取代；此外，在冷戰結束後至今，在美國主導的國際新秩下，中國成為美國的戰略夥伴。台灣在後冷戰時期所承受的國際外交壓力實較冷戰時期為重。
●　 在國際新秩序已形成的今天，國際間主要是透過集體力量來解決問題、消弭衝突，並以保衛和平為主要任務。在新秩序的環結下，國際社會不可能允許中共以武力來解決台灣問題。美國及其他國家希望台灣問題可以和平解決，因此希望雙方能坐下來談。因此在國際社會要求兩岸談判的「善意壓力」下，台灣不可能完全拒絕，如果台灣一再拒絕面對這個問題，無法給國際社會一個滿意的回應，台灣將會漸漸失去國際社會的支持。
●　 目前反對三通的人士，反對的理由主要是基於國家安全的考量，不宜在此時與中國展開直航。但事實上，台灣與中國談三通，基於保衛國家安全的防禦心態，台灣本身在防衛機制的設計上一定比中國嚴格；第二，基於台灣本身的經濟優勢，台灣在談判過程中所能得到的條件一定比中國好，何必懼怕與中國談三通問題？又，反三通人士認為，即使台、中雙方都加入WTO，台灣亦不必全面開放三通，並舉出WTO的各項規則為佐證。但問題的重點在於，台商在中國投資金額愈來愈多已然無法遏止，而三通將更有助於我們經營中國市場，何須讓自己的經濟籌碼流失？以國家安全為理由，鑽WTO規則的漏洞拒絕面對三通問題，根本是自欺欺人，拒絕正視現實。
●　 相對中國而言，台灣的優勢在於經濟，而中國的優勢則在軍事與政治。戒急用忍即使能夠固本，卻不足以自救，因為只會固守台灣資源，並不足以和經濟成長快速的中國並駕齊驅，結果將使台灣陷於被動，從經略中國的戰略攻勢，轉為自我設限的戰略守勢，兩岸國力差距也將因此而持續擴大，進而造成台灣戰略價值和國際地位的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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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國昌
●　 最近之所以有「促談壓力」的說法，多半來自親中國媒體的誇大塑造，例如1995年10月江澤民接受美國新聞媒體訪問時說他「歡迎李登輝到北京訪問，如果李登輝邀請他到台北訪問，他準備隨時動身。」這個說法其實是1994年以來李登輝和江澤民彼此在不同場合屢次（超過十次）表達願意相會的類似說法之一而已，某報記者卻以特稿方式處理成「符合美國新政策」，亦即美國把五○年代以來「不介入、也不作調人」的政策改成「讓台北和北京自己去談」的描述方式，就是有施壓、促成的意涵。吾人關心，1997年柯江會談開展了美中雙方的「建設性交往」關係，是否對美國的台灣政策帶來新的壓力？美國亞太助卿陸士達說，這種想法犯了「零和」毛病，美國政府並不認為台美、美中關係為零和...即一邊有得，則另一邊有失。此外，張旭成立委於去年12月親自向美國官員查證，亦得到明確答覆謂美國未對台施壓，只是鼓勵台北與北京雙方儘快恢復對話。
●　 國際上若有所謂促談壓力，頂多是希望台北與北京「儘快恢復對話」，而非要求雙方進行政治談判，猶如某位柯林頓政府的官員所言：美國並不是強要台北接受北京開出的條件，而是「希望中共設計出一個台海雙方都可以接受的方式，一如九二年到九三年時一般。」他指的是當時的辜汪會談。甚至最近組團來訪的美國前國防部長裴利所傳達的（可能理解有誤的）訊息，也只是說中共願無條件與台灣「復談」、「恢復協商」。這方面，我們同意李登輝總統所說的：「我們對於兩岸會談的重啟有很高的期許，*.我們的門一直是敞開的。」至於政治談判，則是中國方面一再喊叫的希求，包括最近他們紀念「江八點」發表三週年的座談會上，錢其琛就表示「兩岸政治談判已經提到議事日程上。海峽兩會應擴大接觸，為政治談判的程序性安排尋求共識，如此才能為事務性商談創造條件。」「兩岸政治談判是大陸目前推進兩岸關係的關鍵」，而兩岸談判「必須使終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台灣顯然不應該戴上那一頂中國製的「一個中國」緊箍咒，所以沒有理由上那一張談判桌。
●　 吾人原則上支持戒急用忍的政策方向，所謂五千萬美元以上的個案管制，並不是指超額一律不准，而是要求提出個案影響評估，試問：廠商在國內的大額投資都要做「環境影響評估」了，何況在對我有敵意的中國投資？從經濟面來看，台商已經充分利用了大陸市場，從政治面來看，台商對中國投資及其他經貿活動所產生對我不利的「外部效果」亦顯而易見，因而站在民進黨或台灣政府的立場沒有理由鼓勵「大膽西進」。至於三通問題，我們支持民進黨中國事務部的主張：台灣與中國雙邊諮商談判的時機，以在WTO的架構之下進行較為適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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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一德
●　 美、日承認中國以來，對台灣的經濟是撈錢的多，提攜的少；對台灣的國際關係的孤立是不聞不問，管你死活；對軍事舞裝是賺錢優先，高科技免談，假裝關心，真當籌碼。隨著中國的經濟開放，西瓜偎大邊效應，他們的壓力越來越大！對台灣僅有的一點「道義支持」關係，早就風雨飄搖了！「槍桿子出政權」，至今仍是顛撲不破的真理，它還可以保政權，擴大政權統治範圍，要獨立，就要變成老鷹，就要準備打仗。仗，是遲早要來的。
●　 經過將近二十年的「走資開放」，中國慢慢富起來了，民族主義又死灰復然起來，變成是想要超越美、日、歐，想要稱霸世界，想要把鄰近弱小民族踩在腳底下的「擴張型」民族主義。
●　 對華投資貿易，假如真的是難以避免的話，集中到閩南、粵東，鼓勵以殷實紮根方式經營，並在國內以相關的研究或專案配合，比較合乎台灣利益。中、台一旦開打，台灣未嘗不可拿擴大國家版圖做為目標，綢繆建立一個橫跨台海兩側的「大台灣國」。
●　 台灣要在經濟上與中國維持一種可進可退的關係；「南進」政策目前雖剛略有雛型，卻應該是台灣國家主義未來中、長程經濟合作政策的主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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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銘源
●　 以美國觀點而言，中國已取代蘇聯，成為美國在亞太戰略採取對中國「軍事上團結、經濟上交往」的兩手策略，一方面在軍事和政治上弱化中國對周邊國家的影響力，另方面在經濟上擴大交往，藉以影響中國，試圖形成蘇聯崩解模式的「和平演變」，更降低日益成型的「中國威脅」。
●　 台灣問題，除了美國在亞太地區的戰略下，台灣本身亦須透過國際法的住民自決，即「公民投票」，來重新確定「國家」地位，使未來可解的 台海危機成為國際性危機，如此，台灣安全才可能有所保障。
●　 「三通」是台、中未來的必經過程，而關鍵的是，在未來三通談判中，要如何維持台灣的和平與安全。而在「戒急用忍」政策下，也只是國民黨用政治力來影響自由經濟競爭，這只也是短期內可行，長期下也必須去接受自由經濟競爭。
●　 台灣應以兩方皆成為WTO會員國後，再進行兩岸三通議題，如此，也可以避免中國利用各種可能的管道杯葛台灣的入會案，迫使台灣在通商議題上讓步，同時，在WTO的架構下進行「三通談判」，也可以避免中國將單純的經貿問題化成政治問題，以維護台灣的安全及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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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忠正
●　 外資的湧入是中國現階段最重要的成長來源。高度的經濟成長率與快速的物價上漲率能否長期共存，對中國北京政權將是一個嚴厲考驗。如果北京無法壓低通貨膨脹率，又不能維持高度的經濟成長率，將證明過去數年的經濟繁華也只是一個短暫的泡沫假象。
●　 中國基本建設嚴重不足的情況將繼續惡化，而且未來大規模的缺糧狀況很可能因為氣候或災害而出現，因此中國未來經濟發展仍然潛伏不少危險，例如宏觀調控對個別地方政府的財政和個別國營企業的經營方式產生了重大的壓力，地方對中央的不滿也因而高升。此外，糧食問題、失業問題、通貨膨脹都困擾北京，尤其在人口和勞動問題若處理不良，很可能導致內戰或者分裂。「大膽西進」觀點忽略了中國政治制度上的缺失和危機，失之於偏頗。
●　 強調「大膽西進」或「大中華經濟圈」都乎略了經濟學上最重要的原則之一，亦即方風險分散的原則，台灣不應該把所有的雞蛋（經貿經會）放在同一個籃子（中國）。
●　 雖然不少中國產品其實是台商所製，但是中國方面終將逐漸取得技術的移轉而取代台商。台灣若無法繼續維持技術的領先地位，台灣的外銷市場將逐漸為中國方面的企業所佔領，台灣的經濟優勢就難以維持，那就是台灣奇蹟結束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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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金億
●　 自去年十月底的柯、江高峰會談之後，朝鮮半島「四邊會談」，韓國、北韓、美國和中共於去年的十二月九日在日內瓦召開和平談判會議，取代一九五三年韓戰結束時的停戰協定來看，我們已面臨可能被迫走上談判桌的命運。回顧冷戰時期以來，由意識形態的對抗造成的分裂國家，皆因冷戰結束後，相互的交流而產生了戲劇性的變化，這些由歷史遺傳下來的分裂國家，目前就只剩下了南北韓和台海兩岸的問題。去年十月底柯、江高峰會談後，柯林頓在回答記者時就如此說：「美國支持中國和台灣通過和平談判方式解決台灣問題，台灣問題遲早得解決，遲解決不如早解決。」其弦外之音，無疑的是在向台北朝野表明美國不僅不會支持台獨，甚且希望海峽兩岸儘快通過「和平談判」來解決這個歷史上遺留下來的問題。
●　 針對國際情勢，台灣應該：調整臺灣的國際觀，扮演東南亞地區的好鄰居而非功利者，調整參與國際經貿活動的心態。
●　 中共在國際上不斷製造台灣「不想談」的錯誤印象，乃有此次裴利對中共「在一個中國`原則下，什麼問題都可以談」的認知有誤，認為中共同意在「無先決條件」下恢復兩岸談判。其實我方始終堅持不預設任何條件進行復談的立場從未改變。兩岸協商自一九九五年六月中斷以來，中共即一再強調應在「一個中國」原則下展開政治性談判，但卻從來不履行新加坡辜汪會談的具體協議，這是中共毫無協商誠意的表現。去年年底中共甚至曾以「新聞稿」方式來傳遞訊息，這種迴避的態度，其誠意很難不令人打折扣。因此，兩岸復談仍應由履行辜汪會談協議著手，才能建立「誠信」這項重要協商基礎。
●　 俗語說：「吃快弄破碗」，在台灣人民尚未對中國政策有比較明朗的共識之前，我方對中共應該保持善意的接觸，增加對話及建立互信與了解的機會。台灣的主人--人民、應有權參與決定台灣的未來前途。
●　 原則上，對於基本建設所應投入的資本財，有限制的必要，其餘皆可放任。但廠商也不可各自為政，應團結形成策略聯盟，在集中條件與定點原則之下，必會產生對地方政府的影響力。戒急用忍雖可收一時之效，但無長遠功能。俗語說：「水往低處流」，良幣、劣幣、市場熱線等...在社會主義的國情，仍需借用資本市場的效率，結合國際財團跨國際的投資以取代目前闕如的投資保障。
●　 以同文同種的文化了解為基礎，以五十年的台灣經驗大膽西進，用經濟作戰力延伸內陸，確保台灣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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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應元
●　 蘇聯瓦解後，不但國力分散，並且也走向自由與民主，因此美國無須再聯中制俄。同時中國因為經濟迅速成長，有充裕的經費用於擴張軍備。種種跡象顯示：中國可能是影響東亞安全的最大不確定因素。而美國對前蘇聯的擔心，也漸漸的轉移到中國來。台灣不但恢復冷戰時期的戰略地位，內部更由於經濟與民主的發展，不管是國力與國際形象均大幅提升。不管是戰略安全上，或是國家自主性，均有大幅改善。美國對中國的態度，與其說是要採「以交往代替圍堵」，不如說是「交往與圍堵並行」。經由交往引導中國了解並遵守國際社會的行為規範，但對中國的軍事擴散，則一定要有適當的防範措施。任何破壞區域穩定的軍事行動或軍售，美國應都不會坐視。
●　 台灣的外交工作需要有一個明確的主軸，尤其在亞太地區逐漸邁向世界舞臺中心時，亞太地區當然是我們的重點。我們應以「雙螯外交」的戰略構想，作為外交工作的主軸。東螯是以美日安保條約為主軸；台灣應思考如何融入台、美、日在遠東地區的集體安全。西螯是發展與中國接鄰國家的關係。這些國家過去有的曾是中國的一部份，然而目前已經獨立建國，如蒙古、中南半島、及東南亞等國等；有的則還在爭取獨立階段，如西藏、東土耳其司坦（新疆）等。以台灣目前的經貿實力，若能提供給這些國家醫療衛生、資金、技術、或訓練上的協助，對整個地區的共榮將有非常大的幫助。雖然短期的成效不一定明顯，但深具發展性，且提升國家形象，厚植無形國力。且外交政策不宜短視近利，而應謀求正確的方向。
●　 中國經濟仍面臨地區發展失衡、通貨膨脹與貧富差距日益擴大的問題，對於這樣一個高風險地區，大膽西進需要的不只是勇氣，而是堅強的賭性。管制大額的台資進入中國、限制資金的用途，絕對有其必要。最佳的避險策略就是不要將所有的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裡。東南亞、甚至歐洲都是可行分散風險的地區。中國也許曾經是冒險家的天堂，但其風險逐漸的大於獲利，這是大膽西進者所要認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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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旭成
●　 政府的態度是很保守，但面對北京的敵意，當中國領導人不肯面對兩岸是兩個國家的現實，硬是把「中華民國」定位為地方政府時，吾人不得不支持現行令人不滿意的政策。吾人不認為「大膽西進」或「立即三通」的浪漫作法會感動北京，促進台、中的和諧，讓北京向台灣表現善意。
●　 目前政府要求大陸方面放棄其所主張的「一個中國」原則作為兩岸協商的前置要件，或回到兩岸得以各自口頭表述的原有共識基礎。吾人認為政府立場過份保守與被動，在國際社會上無說服力。民進黨的立場應該是要求北京承認兩岸是兩國，一台一中的事實，在這基礎上進行對話。
●　 面對中方一再堅持兩岸協商必須以政治議題為主，吾人認為政府宜表明由於兩岸因交流而衍生的諸多問題，大都攸關兩岸人民的切身利益，亦必須透過協商方式獲致協議。這些問題包括共同打擊犯罪、司法機關相互協助、台商投資保障協定、人身財產保障、智慧財產權、改善航運、通訊、港澳問題、互設分支機構等需待協商。協商如無法反應交流現況，談判無關乎人民切身的權利義務，則是本末倒置，亦得不到人民的支持。是以，吾人認為日後兩岸欲進行協商，可將事務性與政治性協商齊頭並進，不可偏廢。
●　 台灣能否加入WTO尚需視中國的狀況而定，中國加入WTO仍待解決之問題眾多，恐怕不是一兩年內所能處理的。台灣恐怕只能望WTO大門而興嘆，因為儘管台灣是夠資格，符合條件，但受制於中國與國際現實，只好再等。至於台灣是否需要再加入WTO前與中國諮商或先實施三通，答案是否定的，因為中國不是WTO會員。雙方都入會後，中國有可能要求台灣開放農產品進口及實現三通，但台灣可根據WTO╱GATT防衛條款之規定，採取必要之防衛措施。加入WTO，不等於門戶洞開，各會員國經由平等互惠的原則開展經貿關係。
●　 對於台灣之經濟戰略，應該秉持：一、對內凝聚共識。未來談判籌碼在於全民經濟實力。以「貯備經濟實力」、「全民提昇產業競爭力」之共識化解國內意識型態之分歧。畢竟目前看好大陸市場的人大都並未對其政治生活環境認同。對內加速發展成科技島，增進政府效率，台灣始能不為世界激烈競賽中所淘汰。二、吸引高科技產業之外人投資。如無中國大陸對台灣之敵意，高科技產業之跨國企業傾向選擇有優質人力資源的台灣而非大陸或東南亞。台灣應極力吸引住高科技之外資。台灣唯有同時發展並自我推銷成科技島與國際資本眺望中國的跳板或基地，台灣的經濟籌碼才能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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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堅
●　 在「一強多極」的新的國際政治權力結構中，美國以國際體系中超強的地位扮演著主導者、佈局者的角色，但在不同區域、不同議題上，亦以尊重各區域傳統或新興強權利益的態度，試圖穩定、架構出自冷戰後，美國領導的「世界新秩序」。亞太區域，俄國勢力的隱退，中國國力的上昇，所造成的亞太權力版圖的重組，使美國在思考、規劃亞太區域的新秩序佈局時，必須考量一既可容涵原有的傳統區域利益，又能兼顧新的權力變數的架構。
●　 九０年代之後，中、美、蘇大三角架構崩解消散，在重組的權力結構中，台灣逐漸在相對拓開的國際空間中，浮現、確立了國家主體性格，取得了相對主動的國家行為能力。台灣今後面對的是如何更細膩、更具策略地的去處理與中、美這兩大影響台灣未來國家生存發展的強國間的雙邊關係，尤其是必須積極主動地處理好因經濟改革而國力上昇、卻與台灣有主權零和衝突的臺、中關係；在此同時，台灣可以主動介入去創造、處理攸關自身前途的國際環境的新變化。
●　 現階段兩岸關係的本質應有正確的認識與掌握，係處於「穩定的對峙狀態」。兩岸的對峙與競爭，是目前雙方關係的基本性格，在對峙中追求穩定，是當前努力的重點，未來台灣必須加入聯合國，並且與中國維持友好；台灣的生存權利必須為中國所承認，雙方才能中止敵對狀態，轉化對峙為良性的競爭。
●　 在國際局勢已然快速變遷的時代，中國仍不改其對台基本立場，將會遭遇更大的阻力與挫折。我們在整體戰略上，並不居於絕對劣勢，且將有更多的籌碼與空間，應該站穩國家利益優先的立場，妥善而靈活的加以運用。
●　 「中國」不是台商唯一可投資的市場，一味的投資「中國」，造成投資過於集中，面臨的風險壓力也就無法分散，且中國十二億的人口成為經濟沈痾，就投資觀點上來說，西進「中國」絕對是最錯誤的選擇。主張政府必須直接訂出限制，有效遏止台商赴「中國」投資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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