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屆全國婦女國是會議論文

電影為何/如何憎恨女性?

 

陳儒修

輔仁大學影像傳播學系副教授

大綱

  電影從拍攝到發行、再到放映的過程中,女性主體之缺席,早已受到各方詰難。此點可參考Laura Mulvey大作《視覺快感與敘事電影》(1975)發表之後一連串迴響,至今未息。   本報告則試圖更細緻地思考:電影為何憎恨女性?以及,用何種方式憎恨女人?影片範例將回顧八○年代至今的好萊塢電影,然後討論港產商業片,以及台灣的藝術影片。最後則思索女性主義的發展現況。

 

  

「所有的女人都有一個共通的事業,就是做一個女人。」——貝蒂•戴維斯,《彗星美人》(All About Eve, 1950)

 

  六○年代以來的女權運動至今,的確為女性掙得一片天地,八○年代末期應該是整個運動的高潮。「女性主義」與「性別意識」等成為各種論述之中必用的語彙,用來標示論述者的「政治正確」,或者,就是一種流行吧!

  九○年代一開始,卻隱然浮現一股龐大的反挫力量,該現象立即被蘇珊•法露迪(Susan Faludi)用來作為她的1991年暢銷書《反挫——誰與女人為敵?》(Backlash)的書名。1993年出版的中譯本,封面底的一段文字很簡要地指出這股力量的可怕:

當女性覺醒,企圖掙脫父權社會的控制,努力在工作上、政治地位上、學術思想領域、企業界等各方面展放異彩的同時,無法面對「女人不再是弱者」的父權社會,立刻挑起打擊女人的反挫力。更可怕的是,這股打擊力正悄悄地蔓延著,並散播「都是女性主義惹的禍」…。
然而,法露迪的警告言猶在耳,1996年底的台灣卻出現彭婉如女士命案,等於正式宣告反挫勢力欲置女性(或女性主義者)於死地的決心。

  電影一直是主流意識形態的幫兇,電影中的女性一直是觀眾目光的焦點,但是她的身體帶來視覺快感的同時,也造成「閹割焦慮」(按照心理分析學說的說法)。簡言之,電影對女性身體是又愛又恨。於是好萊塢發展出「演員不得直視鏡頭」的黃金定律,以滿足觀眾偷窺的快感。這令我們想起希臘神話裡的美妒莎(Medusa),女妖美妒莎的頭髮是一條條毒蛇,她的眼睛更是厲害,任何人被她看到就會變成石頭。柏修斯(Perseus)奉命剷除她,他把盾牌擦得雪亮,一方面擋住美妒莎惡毒的眼光,一方面把盾牌當作鏡子,使得美妒莎看到自己,結果她也變成石頭。

  電影觀眾是不是個個都想要變成英雄柏修斯?他們躲在黑暗的戲院裡,看著銀幕上晃動的女性身體,既想佔有她,又怕被變為石頭?幸好觀眾有銀幕保護著,加上那條黃金定律,以及演員的配合,觀眾征服妖女的夢想能夠一次又一次實現。

  隨著女性主義的高漲,反挫勢力自然要再次展開屠妖的行動,於是搭上電影這個強力的大眾媒體,並在形式與內容傳達他們的訊息。九○年代之前女性主義電影研究,已發現希區考克等名導演的作品,為具有對女性施以暴力的元素,蘿拉•莫薇(Laura Mulvey)1975年經典文章「視覺快感與敘事電影」,就是用希區考克的影片做例子,說明女性角色如何在古典好萊塢電影中,被當做慾望的客體以及施虐的對象。而恐怖片則成為憎恨女性的代表,此種類型影片總是花很長的篇幅描寫女性角色如何被折磨至死,(男)觀眾的觀影快感似乎就建立在享受女演員的哀嚎、流血與垂死掙扎等場面。相對地,男演員總是一下子就被殺死,絲毫不浪費時間。

  面對女性主義者的詰難,九○年代出現的反挫論述變得精緻許多,電影中傳來兩種並不矛盾的聲音:是的,1)女性終於可以當家作主,女性主義萬歲;但是,2)請注意看,自覺的新新女性重視身體(所以要做瘦身美容)、服飾(鑽石代表永恆)與家的感覺(好老公加小孩)——而總是有一小撮不快樂的女人反對這些東西,她們就是又羨慕又忌妒的女性主義者!從此有了新的劃分女人的方法:一邊是走入社會的上班族女強人,一邊則是回歸家庭的好母親;一邊是不願被羈絆的單身女貴族(或是女同志),一邊則是溫柔婉約的好妻子;一邊是面目可憎的女性主義者,一邊則是重視儀表的「新新女性」。電影不再是有關男與女的兩性戰爭,而是女人之間的戰爭,或者更確切的說,是母親與危害家庭的女人(包括單身女性、女性主義者與女同志)之間的戰爭。如果說,此時的「女性主義」成為一個禁忌字眼(一個髒字),女人不敢用,男人也不願提,並不為過。

  其實八○年代好萊塢電影已出現此類反挫論述的前兆,《致命的吸引力》(Fatal Attraction, 1987)與《嬰兒炸彈》(Baby Boom, 1987)是很好的例子。前者把「家庭價值」凌駕於一切之上,所以要懲罰破壞家庭、引起丈夫外遇的單身公害;後者則揭露女強人內心的不滿足,唯有回歸家庭小孩才能體會做為女人的意義。還有,《上班女郎》(Working Girl, 1988)成為兩個女人的戰爭,她們不僅在搶往上升遷的機會,同時也搶身邊的男人。

  到了九○年代,《致命的吸引力》的故事(丈夫外遇+單身公害+母親/太太保衛家庭)在《無罪的罪人》(Presumed Innocent, 1990)與《推動搖籃的手》(The Hand that Rocks the Cradle, 1991)等片重演,特別是《推》片告訴女性觀眾:日夜要照顧妳的老公與小孩,不要忙於事業,否則妳請來的保姆會將妳取而代之。兩個女人的戰爭又出現在《雙面女郎》(Single White Female, 1992),這次可真的是拼得你死我活。《肉體證據》(Body of Evidence, 1993)則認為女人都不可信任,即使是看起來溫和善良的女秘書(安•亞契Anne Archer飾演,她恰好就是《致命的吸引力》裡面那個好母親/太太)也很有問題。而《第六感追緝令》(Basic Instinct, 1992)中,不論出櫃與否,女同性戀都是殺手。同時我們認為,《純真年代》(Age of Innocence, 1993)與《小婦人》(Little Women, 1994)在新保守主義當道的九○年代重拍,並不是偶然。兩片都在教導女性如何在婚姻承諾與自由意志之間,做正確的選擇,以及,女人走錯路(在《純》片中)將如何遭到社會的唾棄。

  另一方面,1994年引起廣泛討論的《桃色機密》(Disclosure)迴響著前面提到的「都是女性主義惹的禍」的論述。本片被宣傳為第一部女上司性騷擾男屬下的故事,再度把追求事業的女性貼上「工於心計、破壞家庭、色誘男人、不安本分」等標籤。(如果就劇情發展而論,黛咪•摩爾所飾演的女強人角色,實在不必要跟麥克•道格拉斯的角色來這麼一段下班後的約會,她大可在公司會議上正當地擊敗他,並獲得地區主管的位子。)同樣到最後,她被一個代表傳統價值的中年婦女打倒。一個沒有說出來的訊息是:看女性主義還能往哪裡走?

  與好萊塢亦步亦趨的香港電影同樣接收以上的反挫論述。港片以歧視女性著稱,「波大無腦」隨著三級片登台,連小學生都知道這個詞的意義。三級片之後出現的「人肉」系列恐怖片,仍用長時段虐殺女性角色,只是更為血腥殘暴與低品味。「表姊妳好」系列諷刺喜劇片,女公安的形象一直是男人婆,好像政治等公領域只允許女性扮裝演出,一旦還原女性面貌,就是喜劇橋段的開始。《金枝玉葉》(1994)與《梁祝》(1995)也可做如是觀。

  九○年代港片有一個新趨勢,我們可以在《三個女人的故事》(1990)、《禁色》(1992)與《男與女》(1993)等片看到精明能幹的女主管,但是她們同時是女同性戀。依循著反挫論述,進入社會的職業女性,加上又是女同性戀,所以她們的私生活也就很不快樂——當她們的女朋友紛紛回歸異性戀世界,要與她們分手時,影片的結局自然有人因此而被殺(或自殺)。但是港片有信心拯救女同性戀,於是在「舞男」系列的《最後舞男》(1992),關之琳的角色同樣是高層女主管,也同樣是T,就可以因為舞男任達華的努力,使她恢復「正常」的異性戀。這裡與好萊塢不同的是,女同性戀成為異性戀社會的公害,因為她們破壞一女配一男的制度,與家庭制度尚無直接關係。另一方面,《赤裸羔羊》系列影片原本即抄襲好萊塢電影,所以片中的女殺手兼女同性戀,就須去之而後快。

  有幾部港產藝術片試圖刻劃女性的獨立自主,卻仍避免不了反挫的負面效果,《客途秋恨》(1990)的女兒與母親形成對立,令女兒無法認同整天在牌桌上的母親,甚至不知道母親的原來身份。《阮玲玉》(1992)無奈地演出一個非常優秀的中國女演員,被身邊的男人糟蹋,最後還因為「人言可畏」而自殺。到了《紅玫瑰與白玫瑰》(1994),出現了傳統「蕩婦與聖女」的對立模式。

  台灣新電影運動以來,一直對女性寄以較多的同情,更常用女性角色(母親)做為台灣社會變遷的見證。雖然如此,反挫論述悄然出現。首先,以女性角色反映台灣現代化的預言模式,基本上是把女性的主體性架空。她不可能有情,更不可能有慾。《我這樣過了一生》(1985)的桂美,永遠是那麼賢淑,即使面對丈夫的外遇,也以家庭為重而留下來。到了《我們都是這樣長大的》(1985),早年喪夫的女老師看著她的學生長大,影片強烈暗示其中一個學生對老師的愛慕之心,甚至已經表達出來。然而老師既然已經劃歸為好女人的形象,自然無法接受這份不倫之愛。其次,女性一有情慾,當然受到懲罰,這就是《玉卿嫂》(1984)的下場。《海灘的一天》(1983)則回到事業與婚姻的單選題,結果是事業有成的女音樂家無法得到愛情,而努力學做家事(與插花)的小太太,仍然得不到丈夫的心,與他的人。

  值得注意的還有《油麻菜籽》(1984)與《桂花巷》(1987)等片,它們屬於「女人迫害女人」的類型。我們看到女人(通常是母親)成為父權體制的幫兇,虐待她的下一代。《油麻菜籽》的母親除了不時灌輸「女人命如油麻菜籽」的生活哲學給女兒外,又不肯承認女兒比兒子優秀,嘴裡念著:「養豬沒肥,卻肥了旁邊的狗」。她不去思索自己婚姻失敗的原因,卻一味阻擾女兒追求她的幸幅。等到缺錢時,可以用苦肉計使女兒捐出她的存錢筒。《桂花巷》表面上是母權當道,其實還是在壓抑女性。陸小芬的角色勉強守著婦道,是以犧牲別的女人為代價。

  九○年代出現一些特立獨行的女性角色,如《好男好女》(1995)裡面的蔣碧玉,或者是《獨立時代》(1995)的Molly。然而反挫論述可以集中在兩部影片討論:《愛情萬歲》(1994)與《飲食男女》(1994)。《愛情萬歲》的美美非常適合生存在都市叢林,她穿梭在快車道而面不改色,所從事的行業又是自主性頗高的房屋買賣。做為現代女性,她不會壓抑自己的情慾,能主動找男人、共創美好的夜晚。只是,在一夜激情之後,她那長達數分鐘的哭泣又代表什麼?是不是「都是女性主義惹的禍」那句話又重新浮現?

  同樣的,《飲食男女》強烈傳達回歸傳統的訊息,影片表面上訴說著一個家庭——一個老爸加三個女兒——的瓦解,其實是有三個家庭從這裡分出去:老爸有第二春,大女兒與三女兒各有歸宿。三女兒最早分家,但是歸究原因,還是因為她未婚懷孕,大女兒則從宗教狂熱中找到愛情之福音,都是主流社會允許的。老爸的再婚打破鰥夫寡婦老來伴的印象,但是錦榮(張艾嘉的角色)的離婚,與她原先也是單親家庭的情況,並沒有被討論。反諷的是,留下來顧家的,竟然是最早要想要搬出去、事業最有成就的女強人家倩。跟其他女性主義者一樣,她在社會上成功(廣告公司創意總監),個人生活就不會完美,所以她只好留守一個空了的家(算是懲罰,還是懺悔?)。

 

後話:

  有人認為九○年代進入所謂的「後女性主義」時期,這個名詞主張女性主義奮鬥的目標大致上已經完成,女人只要肯努力,她們可以有任何她們想要的東西。我們需要區分女性主義與後女性主義,前者主張女性集體行動來改造社會,而後者注重個人特質的建立,主張一個女人可以同時是「女性的」與「女性主義的」。這些說法其實帶有嚴重的危機感,因為對有志進行性別論述或從事平權運動的人而言,「同性戀」或「女性主義」都已成為標籤,一旦被貼上,反而會變成寸步難行,什麼也無法完成。她們寧可與社會認定的女性主義訴求保持距離,嘗試用不同的方法建立女性主體性。但是正因為如此,女性主義的理想遭到質疑,前面討論的反挫論述於是趁虛而入。相對的,也有人認為「後女性主義」根本就是反挫論述的一部份,一方面倡言女性已經與男性平等,一方面刻意忽視女性在種族、階級、性別等方面仍舊受到的壓力與歧視。不論如何,血淋淋的社會現實告訴我們,反挫論述是相對於女性主義蓬勃發展因應而生的,目前可以說是全面而廣泛地存在於社會各層面,並且包含著強烈的憎恨女人的意識——很明顯的,眼前仍然有一大段崎嶇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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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書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