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前言：
回顧台灣地區戰後的經濟發展，的確有其傲人的成績。而此一傲人的成績或經濟奇蹟，許多研究（Gallin, 1984;邊裕淵, 1985; Chou, 1987）已指出，1960年代勞力密集的出口工業是經濟奇蹟的主因，而女工是此一奇蹟的幕後英雄。值得注意的是－當女性的勞動參與率逐年明顯的增加，她們的家庭地位和勞動市場的地位卻沒有顯著地成長。
這個現象可以從二個面向討論；首先，從「潛在的婦女勞動參與勞動市場」勞工政策而言，「潛在的婦女勞動力」係指可以參與勞動市場（此處指"有給的經濟勞動市場"）（註一）之女性，卻沒有參與者。例如，在家料理家務、照顧小孩、老人以及傷殘需要被照顧者，多數是女性，所以被稱為「潛在的婦女勞動力」。根據官方解釋或定義，「勞動力人口」並沒有包含家務料理者或照顧者。可是家庭管理在身份證是項職業，既為職業類項，卻不屬於勞動力。實質上，這些家務工作者的女性已參加勞動，已經在工作，只不過她們的勞動力參與的場域屬無給、非經濟報償的。職業婦女不但從事家務工作，也從事有給的勞動市場工作，應屬身兼兩份工作（俗稱 Double Work），卻被認為「閒閒的」（沒事做）。
其次，從研究結果而言，針對台灣地區職業與教育性別差異研究發現，台灣女性的經濟地位仍是從屬男性的( Chou, 1987)；台灣勞動力市場一直普遍存在性別區隔的現象（蔡淑鈴，1987；林忠正，1988）。然而，長期以來，薪資性別的差異現象多被歸因為性別職業或性別行業區隔所致，而性別職業或行業區隔又歸因為兩性人力資本不相同，或女性自由選擇的結果（如結婚後，選擇離職留在家），鮮少從結構面向討論性別區隔是種不平等的結果。
事實上，晚近有許多研究(Bielby, 1991; Lorber & Farrell,1991; 嚴祥鸞, 1996a) 重申性別區隔係透過結構過程建構、形塑的產品。婦女在勞動市場的報酬不如男性，主要是社會文化制度結構性別化(gendered)(註二)導致勞動市場結構性別化，進而產生的性別不平等。性別區隔是社會建構的結果，而非原因，視其為原因，解釋薪資性別不平等現象，實屬倒果為因。性別區隔遠在進入勞動市場階段，已有性別區隔存在，例如，公營部門限制女性報考，民營求才的報紙廣告，明示工作性別偏好，都是進入階段之性別區隔現象。報紙廣告明示工作性別偏好反映性別區隔是社會的創造物(creation)，也是性別區隔的再製品(reproduction of segregation)(Yan, 1994)。
工業化的過程，女性的工作從家務工作延伸到有給的經濟勞動市場。只是，女性工作仍位居底層，被排除在核心部門( Chou, 1987; Lu，1992)。Lu( 1992)指出，在城市化程度越高居住的已婚婦女傾向集中在非正式部門就業，此現象與西方學者提倡重新定義婦女與工作的看法是一致的(詳見註一)。同時呂玉瑕(1992)的小型家庭企業研究發現，父權規範和性別化分工普遍存在小型家庭企業內。父權規範和性別分工模式，非但影響工作的配置，更是維繫和鞏固家族生產制度的性別階層化形式的基礎。
台灣地區勞動市場的性別化趨勢如何？特別是1951年到目前的趨勢是什麼型態？嚴祥鸞（1996b）的「台灣地區勞動市場的性別化分工的解析，1951-1994」，針對台灣在工業化前、工業化以及後工業化三個時期，社會變遷和性別化分工的改變已有詳盡的討論。這篇論文仍延續嚴祥鸞（1996）的基本架構，以Hartmann (1976)的雙元系統理論(the Dual System Theory)和Reskin(1990)的勞動市場性別雙元序列過程理論( The Dual-Queueing Process: Gender Queues)，討論女性性別比例在就業的行業和職業的變動。性別為社會互動過程的社會建構產品，隨著勞動市場的序列變遷，由於勞動市場的需求，女性得以進入新興的行業或進入傳統的男性行業或職業。惟，女性在勞動市場的被排擠到進入，不論進入新興的行業或進入傳統的男性行業或職業，女性仍然從事女性的工作，職業或工作的性別化現象建構會再產生，因此，個別行業的職業性別化和個別職業的工作性別化相關研究的實例討論，是本文的另一重點。
貳、台灣勞動市場的行業分佈和行業的性別化
根據嚴祥鸞(1996b)的發現，台灣地區經濟發展的第一個時期(1951年∼1965年)，超過三分之二的勞動力在貨物製造行業就業，只有不到三分之一( 27.2%)在服務業就業。在第二個時期(1966年∼1981年)，以出口工業為主的工業化時期，整體貨物製造業就業人口降低。貨物製造業就業人口1966年是67.17%，1981年則為60.78%。但是，工業化時期就業人口降低主要集中於農、林、漁、牧業，1981年農、林、漁、牧業人口為18.89%。換言之，1966年到1981年，農、林、漁、牧業人口流失將近百分之三十。相對的，製造業就業人口由1966年的16.42%增加到1981年的32.40%。在1980年代，台灣地區仍有約莫三分之二的就業人口在貨物製造業，此一現象與同時期的美國非常不一樣。直到1990年代，台灣地區的貨物製造業和服務業的就業人口才各佔一半。台灣地區經濟發展第三個時期(1982年－現在)的後工業化時期，農、林、漁、牧業就業人口再次萎縮到只有百分之十一(10.92%)。製造業有些萎縮，除了高科技產業和自動化革命的影響之外，全球資本國際化後，資本家（包括國外的和本國的）積極尋找廉價勞工，以降低成本和增加利潤，導致產業外移，也是影響的原因。服務業就業人口則迅速成長，從1982年的百分之四十增加到1997年的百分之五十。
同時，根據嚴祥鸞(1996b)的發現，台灣地區經濟發展的第一個時期，男、女兩性的就業人口多數集中在貨物製造業。在1980年代以前，兩性在貨物製造業仍有百分之六十的就業人口，百分之四十在服務業。到了1990年代，女性在服務業的就業人口比例就大於男性在服務業的就業人口比例(1992年55.38%和44.31%；1994年58.67%和45%)。男、女在1951年到1994年的行業 趨勢和整體的行業趨勢是一致的。工業化前期的第一個階段，女性仍有一半( 49.27%)的就業人口在農、林、漁、牧業，但是在工業化時期第二個時期（嚴祥鸞，1996b：表三），女性在製造業的就業人口從百分之十六迅速增加到百分之四十。雖然，男性與女性的比例為六十比四十，男性在製造業的比例仍多於女性百分之二十。
同時期(1966年－1981年)，男性在製造業的就業人口比例只從百分之十六增加到百分之二十九(28.79%)。女性增加的比例大於男性，此一現象正好反映當時出口工業導向，加工區製造業的迅速成長（嚴祥鸞，1996b)。研究指出（胡台麗，1985）此時的女性工作者多數係由農村的人力移轉到工廠製造業，例如加工區。而且此時期的女性勞動力人口多數是年輕的、單身的。此一時期發展的工業以輕工業為主，例如，電子業和紡織業。這二項的工業又以吸引年輕女工為主，有些規定只用女工，部份則男女皆可，在1970年代，所需之女工高達68%(黃富三，1977:21)。
這個現象可以勞動市場性別雙元序列過程理論解釋，雇主根據性別刻板印象之偏見，相信紡織、電子業等工作為女性工作，優先雇用女性。從資本主義觀點，女工成本低，較具國際競爭力（邊裕淵，1985；Gallin，1990 ）。
第二個時期，男性和女性在服務業的人口比例增加都很一致，二者的增加率都在百分之六到百分之八，顯示已邁入服務業的時代。到了後工業化時期的第三個時期，女性在貨物製造業的人口比例由1982年的57.17%降到1994年41.33%，在服務業的人口比例則由1982年的42.83%增加到1994年的58.67%，男性在貨物製造業人口比例雖有減少，但不若女性的迅速遞減，只從1982年的61% 降到1994年的55%。男性在服務業的人口比例增加也不像女性的迅速，只增加百分之六（嚴祥鸞，1996b）。
行業的性別化
從1951年到1997年，台灣地區不同時期的經濟發展連帶影響行業的變動，相對的也改變男、女就業的行業。雖然，行業是否具有性別化的型態得從每個行業的性別組成結構討論。
從1951年到1966年，行業的性別區隔頗為普遍。多數的行業超過百分之七十以上為男性，只有1951年時，公共行政、社會服務及個人服務，男女的比例是48.34%和52.66%，女性略高於男性。商業、金融、保險等行業也是男性主導的行業。從1966年到1981年的經濟發展時期是女性大量投入勞動市場的關鍵，男女的行業組成變動，女性增加的比例主要是在製造業、商業、金融、保險等行業。在1981年，男女在行業組成比例已有改變，如製造業、商業、金融、保險業、以及公共行政等，多為三比二。到了1990年，明顯看到女性在服務業的比例已和男性平分天下，在公共行政，女性已有超過男性的趨勢。
由於行業太過概括性，行業的趨勢和性別的行業組成只能看到勞動市場序列的大概變動現象，社會學研究勞動市場多半強調，檢視行業不夠，還要從公司檢視(Baron & Bielby, 1980)，我們則從職業檢視。
參、台灣勞動市場的職業分佈和職業性別化
當1951年到1997年臺灣地區的行業改變，職業也跟著變動。明顯的從農業職業移轉到藍領、白領以及服務職業（表二）。從1951年到1981年期間，當農業職業人口持續下降，藍領、白領以及服務業就業人口持續增加，最特別的現象是1966年到1981年農業工作的就業人口從44.53%，急遽降到18.54%；藍領工作的就業人口則由24.87%增加到44%。此一現象再次反映當時勞動市場的工作序列由於出口工業成長，農村工業的式微而改變，藍領工作需求量變大，農村工作相對減少。從1982年到目前，藍領工作式微，白領工作增加。這些職業結構的變動再次反映勞動市場工作序列的改變係社會經濟變遷的結果。
大體上，男、女就業之職業趨勢和整體的職業結構並無太大的差異。實質上，職業結構仍隱藏著性別化分工的型態。以第一個經濟發展時期為例，女性在農業工作的比例就高於男性。1951年，女性在農業職業的就業人口比例有61.27%，男性的就業人口則有54%。到了1965年，男、女兩性留在農業工作的人口比例才比較接近，分別為45.14%和48.10%。有趣的是，1951年時，男性在白領工作的專業人員人口比例少於女性。同時，男性在白領工作的事務人員比例高於女性（嚴祥鸞，1996b）。此一現象正好反映男性在勞動市場的排序較女性優先，白領的事務人員在當時是屬於「較好的工作」。西方國家在其工業化的初期，如英國和加拿大都有此現象 (Walby, 1988; 嚴祥鸞，1996c)，原因是當時受過教育的男性比例高，即識字的男性是多數。事務人員需要識字者，因此，多數是男性。
在1966到1981年的第二個經濟發展時期，男女在藍領工作者的比例都急速增加，女性比例增加比男性得更快（詳見嚴祥鸞，1996b：表六、表七）。此一現象也印證這個時期出口工業需要大量的藍領工作者。第三個經濟發展時期（詳見嚴祥鸞，1996b：表八），所謂的後工業化時期，工業面臨轉型，工業結構重新改組，例如自動化，自然淘汰許多不具技術的工人。同時期以服務業為導向的經濟發展，服務工作和白領工作的底層職業，如事務工作人員需求增加，女性這支勞動市場的後備軍，又從藍領工作移轉到服務業和白領的事務工作。1981年到1994年，藍領工作的需求的確有降低的趨勢，從1981年的44%降到1994年的39%。唯女性在藍領降低的比例遠大於整體的，女性在藍領工作的比例在1982年是40.13%，到了1994年則只有28.08%，男性的比例則維持在45%左右。
第三個經濟發展時期，另外一個現象是女性在白領工作的比例迅速成長，只是，女性在白領工作的成長侷限在事務工作，其比例遠超過男性。這個現象恰好和第一個時期男性在事務工作比例較高呈現一逆轉現象。這些現象不但反映社會變遷的過程改變經濟勞動市場的結果，而且也改變男、女兩性的性別分工型態。勞動市場序列中，白領工作的專業和管理職業，吸引具有較高學歷的男性。不但雇主以男性為優，男性在取捨工作時，也會捨事務工作而選專業管理工作。加上官僚體系擴張事務性工作，需求增加因而吸引更多的女性加入。這樣的勞動市場序列過程，習慣、文化不斷透過各種機制傳遞、強化這些訊息，職業工作性別化分工的型態也就建立 (Yan, 1994)。
職業性別化
從1980年到1990年，新科技不但使勞動市場結構重新組合，而也重新架構男、女兩性分工型態。經過科技革命和自動化過程，雙元的職業結構更為明顯，形成有技術的和沒有技術的兩極化的職業結構（ Cornfield et al., 1988 ）。
男女職業的性別組合是否受經濟發展和科技影響？值得我們討論。表二的括弧內陳列的是男、女兩性在職業的組成比例。1951年和1997年，男女兩性在專業工作的組成比例都非常類似，1951年為52.78%和47.22%，1997年為48.98%和51.02%。然而，由於專業的類項包含太廣，雖然專業性別比例是平均的，是否可以解釋無性別差異，則應進一步研究。
根據經濟所得、工作權威和自主性，白領職業的最佳工作是民意代表、行政主管和經理人員。這些工作的性別組成一直是男性比例較高。而且，從1951年至今，男性比例有增加之趨勢，在1997年的男女比例為85.46%和14.54%。相對地，白領職業的底層工作－事務人員，在1966年前以男性為主導，在1997年，約莫四分之三的事務人員是女性。不只事務工作人員有女性化職業的傾向，服務工作人員也有女性化職業的傾向。根據美國經驗，Reskin(1990)認為事務工作人員女性化的可能原因有二，事務工作的改變和事務工作人員的需求增加。辦公室機械化之後，辦公室的工作變得簡單、固定，但瑣碎。傳統的性別刻板印象建議，女性適合簡單、手工的工作。因此，雇主雇用事務工作人員會偏好女性。早在二十世紀初，西方事務人員已有女性化的傾向。台灣由於機械化較晚，延至1966年，事務工作才有女性化的傾向。
綜合上述台灣勞動市場的行業和職業性別化現象，由於職業類項太過粗略，無法細述，因此無法深入解釋，社會文化和制度如何在勞動市場的脈絡中建構性別化的工作，即查某（女性）的工作和查甫（男性）的工作。唯有透過個別行業和職業的性別化實例討論，方可清晰的了解社會建構的查某的工作和查甫的工作。茲分別從性別化的徵才廣告、農村工業化：農夫的女兒和工廠女工、漁村：剖蚵是漁村女性的兼差、高科技產業：男工程師和女技術員、以及專業分科：醫生的性別化等實例討論。
肆、實例
一、性別化的徵才廣告：限制男／女
男女在工作場所的不平等早在進入工作場所前就已存在，每天報紙的人事廣告就是最佳例證。例如寶輝建設的廣告（中國時報，1997年7月13日，41版），業務幹部只限定男性可以應徵，男/女性的就業機會即已明顯不平等。當然，出納專員、行政助理以及工地助理限制女性應徵，也有性別歧視之嫌。只是限定女性的工作，多數是低薪資，男性多數不會去應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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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處：中國時報 1997/07/13 第41版 分類廣告)
二、農村工業化：農夫的女兒和工廠女工
根據王實之(1997)的「資本主義、父權社會下的紡織女工:台灣工業化的案例研究」發現，約有三分之二的紡織工人為女性。農村工業化時期，這些紡織女工多數來自農村，多數是農夫的女兒，多數在國中或國小畢業即進入工廠，此與黃富三(1977)和胡台麗 (1985)的研究是一致。
珍珠說:「我出生是台南縣南化鄉的東和村，是一個算說卡草地(鄉下)的所在。（那個地方大部份的人）都作田，屬於山坡地帶，都種一些水果。」（王實之，1997：24)。
三、漁村：剖蚵是漁村女性的兼差
相對於紡織女工，在沒有工業的漁村，漁村的婦女除了家務外，還兼什麼差？傳統的男主外，女主內在東石漁村非常明顯。她們都認為出海需要體力，是查甫的工作，剖蚵和做家事需要耐力，是查某的工作。
阿桃：「查埔仔卡少做這，做這趁卡無錢，這著算是阮的一種家庭副業。」「已經煮完中兜，若當時欲吃，著當時去煮。、、耶哉仔有時5、6點，有時4、5點著起來剖，菜早著買好了，阮先生、兒子攏去討海，阿無著去魚塭，飼一些魚、鍜、蛤蜊。」阿金：「閒閒著像咱哉仔時若無咧剖蚵著整理一下仔裡面。」整理叼？厝裡底？「阿裡底整日嘛著整理一下。」「衝東衝西啦！」（笑）（做這做那）。」衝東衝西是做啥？「擱整理裡面的工作阿。」「像咱吃吃仔啦喔、錦嘛剖這兒的蚵仔，吃吃仔啦阿還沒掃、阿碗筷無洗嗯，阿錦嘛蚵無剖，裡面著掃，擱碗筷仔整理乎好勢，阿若趕欲去剖蚵著放放去。」、阿甘有卡適合她們的工作去做？「（咳）無啥仔，哪有查某人的！、、底（跟）尪去海仔。」 （柯呈枋，1998：104）。
四、高科技產業：男工程師和女技術員
至於新興的高科技產業，性別化程度較低的迷思已被打破。嚴祥鸞（1998）的「性別關係建構的科技職場」指出，科學園區的高科技產業呈現性別兩極化的工作場所，即科技專家(經理和專業人才，指工程師)／非科技專家（技術員，指作業員，和行政人員）。從1984年到1994年，園區女性員工在六大產業中，多數集中在組織的二個底層，技術員和行政人員。男性則多數集中在組織的中間和底層，專業人才和技術員（詳見Yan，1995）。值得注意的是，不僅技術官僚的對話反映鑲嵌在科技職場的性別化關係，社會結構中的女性自己也認同此性別化規範，下面是科學園區的兩個對話實例。
技術官僚：「當然囉，我們有生產線，所以女性員工比例超過男性員工﹍」「﹍一直以為她是作業員，殊料她是工程師，﹍，她很年輕哪，不像﹍」（嚴祥鸞，1998：192）。
玉琳，在電腦周邊產業工作11年的技術員說：「現在比較多女生（指技術員），原本技術員是男生的工作，但是現在變得是女生多，原因是在於男生比較有事業心，女生的話比較會覺得只要安定就好了。 」（嚴祥鸞，1996d:21）。
五、專業分科：醫生的性別化
女性進入新興的產業，雖然晉升為技術員，實質上技術員已經去技術化，成為女性的工作。過去男性傳統的專業也不例外，女性進入醫療的專業，並不能進入大科，只能進小科。所謂的大小科指的是訓練的要求和工作的時間(徐宗國，1993)，或者說關係男性在醫療專業的既得利益，先由男性決定誰能進入醫療體系，再由男性決定誰能進入那一科（Cheng，1997：109）。因此，男性多數在較有地位的大科，女性則在較無地位的小科，詳見下列專業分科的女性百分比。病理和復健兩科在醫療體系屬於底層，女性的比例相對增加，就是例證。
| 專業分科 | 女性百分比(%) |
| 整形外科 | 0.33 |
| 泌尿科 | 0.36 |
| 外科 | 1.64 |
| 核子醫院 | 2.63 |
| 耳鼻喉科 | 2.92 |
| 一般科 | 3.46 |
| 內科 | 4.23 |
| 小兒科 | 7.45 |
| 婦產科 | 7.73 |
| 放射線科 | 9.49 |
| 皮膚科 | 10.41 |
| 神經精神科 | 10.58 |
| 家醫科 | 10.60 |
| 麻醉科 | 11.49 |
| 其他 | 11.93 |
| 眼科 | 16.53 |
| 實驗診斷科 | 16.67 |
| 病理科 | 18.29 |
| 復健科 | 25.00 |
（Cheng，1997：109）
伍、展望
「查甫的工作？查某的工作？」從小這句話不斷出現在日常的生活裡，久了也就「烙印」成為我們生活的性別化規範，也成為工作的性別化規範。醫生是男性，護士是女性；工程師是男性，助理是女性；總經理是男性，秘書是女性等等典型的性別化工作型態，已深植在生活中。如果醫生是女性，工程師是女性，總經理是女性就會怪怪的，為什麼？因為違反「常規」。即使女性成為醫生，大多會選擇小科，小科比較適合女性，因為小科的要求較少，也較容易。由其工作時間固定，比較適合女性的社會定位「照顧家」。
事實上，工作性別化的規範源自日常生活規範，工作性別化規範又透過工作制度，複製和強化日常生活規範，更成為工作的規範，鮮少有人質疑挑戰。男女在工作場所的不平等，例如薪資的差異是工作性別化規範的結果。換言之，唯有透過不同的教育管道改變生活的性別化規範，才能改變工作的性別化規範，性別化分工的現象才會改善，兩性工作平等才有可能。
註一：Beechey（1988）指出，工作包含有酬的和無酬的。過去十年，西方許多致力於女性與工作學者已要求重新界定"工作"。Ward和Pyle（1995）指出，女性的工作應包括正式經濟勞動市場的工作、非正式經濟勞動市場的工作以及無酬的家務工作。
註二：英文的性別有兩個字，一為 sex， 指生物性的分類； 另一為gender，指社會文化、制度型塑的結果。本文強調後者，gendered 則指性別化的過程。
參考書目
中文部份- 行政院主計處 1993，「中華民國八十一年台灣地區人力資源調查統計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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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b，"台灣勞動市場性別化分工的解析，1951-1994，"勞資關係論叢第五期。
-----1996c，"社會結構建構的工作性別不平等：加拿大和台灣比較，"發表於「第一屆加拿大研究學術研討會」，台北：政治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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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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