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台籍「慰安婦」對日本政府訴訟訴狀（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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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的傷痕－慰安婦 原台籍「慰安婦」對日本政府訴訟訴狀（摘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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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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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緣起
- 距離二十世紀終了，僅僅剩下一年多的時間。在這個世紀之中，我國對台灣、朝鮮等地實行的殖民地政策，將當地的人民帶向難以形容的艱苦境地。同時，我們的殖民地政策也招致了本世紀最大的悲劇──兩次的世界大戰，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時，我國的戰爭政策使亞洲及其他各地的人民受到了極大的傷害。我國針對在戰爭之中所犯下的罪孽，在憲法中載入了「在努力維持和平、並使專制與隸從、壓迫與偏狹從地上永遠除去的國際社會裡，我國欲佔有一席名譽之地。」的決定。然而，到了二十世紀即將結束的今天，對於戰爭受害的處理，仍然稱不上到達完備的程度。尤其是本案所要提出關於「從軍慰安婦」的訴訟，是戰爭之中最令人不寒而慄的政策，其間的受害者甚至長期處於無法訴說自身經歷的狀況；彷彿就要將這個歷史的恥辱永遠深埋在地底了。自然，對於戰爭受害的處理，應該受到補償的受害人直至今日也一直沒有被提出來討論。
自從一九九一年一名韓國的女性表達了自己過去的經歷後，此事逐漸為世人所知曉，日本所犯下的罪行也就逐漸地浮出檯面。而經過許多為此奔走的研究者調查之後，整件事情的內幕也就日漸明朗。
本訴狀將要提到的亦屬於其中的一部份，受害者需要經過半個世紀的歲月才能傾訴自己受害的事實，這可以說是源自於對於女性的性別歧視，及對於性的偏見等重重的障礙。這也意謂著，這些受害的女性，在戰爭之中受到了因為被迫當「慰安婦」及因為身為女性的雙重傷害。再加上原告當時身在台灣，受到殖民地人民的差別待遇，其中甚至有數人是台灣原住民，在當地更受到歧視，換言之，這些女性所遭遇的，豈止是雙重，甚至是三重、四重的傷害。
「從軍慰安婦」被害女性所提出的告訴，截至目前為止有七件，且部份已判決確定。一九九八年四月二十七日山口法院下關分院對其中一件做出如下判決：「這是（慰安婦的受害，代理人註）對於日本國憲法秩序的骨幹價值中關於基本人權的侵害。」而承認了日本國的責任。在此，原告所要提出的訴訟，是為了尋回被迫成為「慰安婦」所受到侵害的人的尊嚴，且除此之外別無他法。對於長期以來受到禁閉、忽視的戰爭受害者，日本政府應該明確表達自己的責任，給予受害者誠實且正當的損害賠償，唯有如此，才能符合前述憲法的精神，才能使日本邁向得到國際社會真誠信賴的道路，也才能謀求美好的明天。
- 於台灣之「慰安婦」調查：
一九九二年起，日本的公文中明確顯示台灣籍「慰安婦」存在的事實，因此台北市婦女救援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立刻以電話進行訪談，其後，台灣政府組成「台灣籍慰安婦專門案件調查團」，表達積極調查事實真相的立場，並委託該基金會進行「慰安婦」個別調查的確認作業。
該基金會以前「慰安婦」為對象，一一面對面地進行訪談，遇到本人已經逝世的情況，便訪問其家人，藉以調查事實真相。此一調查活動必須注意保護本人的隱私，並且在必要時需要一再訪問受害人，非常耗費精神與心力，一九九三年六月，該基金會根據訪問的結果作出詳細的報告書。
根據報告書，對於六十六件申訴的案件中的五十八件進行訪問調查。其中，有二位不被認為屬於「慰安婦」的情況，有八位沒有確切的證據，被確認為「慰安婦」或「性奴隸的」的有四十八位。四十八位受害者之中，本人目前仍然存活者有三十八位，被徵召時的年齡以十六歲至二十歲者最多，有二十四位；二十一歲至二十五歲者有十七位。其中有超過半數來自人口販賣集團，另外也有來自於鄉鎮區公所或日本軍方的。而且，絕大部份並不知道自己其實是被徵召為「慰安婦」、被拐騙而去的，甚至還有的是被強制帶走的。然而，根據該調查所證實的「慰安婦」人數，僅僅只是全部的一小部份，報告書同時也指出，依照前「慰安婦」的證辭以及日本方面的資料顥示，台灣女性受害的人數合計至少有七六六名。
該基金會以調查、確認事實的真相為目的的訪問調查行動，所做出的報告書記載的並不只是調查的結果，也訴說了前「慰安婦」悲慘的狀況；在請求台灣政府對受害者給予救濟的同時，也強烈要求日本政府對於「慰安婦」的問題早日誠心誠意的解決。
台灣政府透過該基金會，給予經過調查證實的前「慰安婦」們補助金，該基金會其後也一直積極對前「慰安婦」們施予援手。但反觀日本政府，不但隱瞞日本軍方參與的事實，甚至即使在承認之後，亦未對受害女性的實際情形做出說明與解釋，在未對受害女性賠償損失的狀況下，自戰敗之後，至今已經經過了五十年以上，受害的女性正面臨著年老、甚至死亡的嚴重現實問題。
- 本訴訟之意義：
- 我國對原告所行之事，乃在於對殖民地的控制之下，強召下自十六、七歲的年輕女性，做為日本軍人的性慾處理工具。一天之中有數人、甚至數十人的士兵，為了滿足自己的性慾，不斷排隊強姦、輪姦這些其中包括年幼可憐少女的女性們。原告在被迫渡過這些屈辱與苦難的日子之後，於日本戰敗的同時，在沒有受到任何生活保障的情形下便被置之不理、甚而遺棄。
原告們無法訴說不堪回首的過去，且在極力隱瞞之下存活至今。
對於原告們來說，戰後這段充滿苦惱、長達五十餘年的歲月，實不下於在戰時被迫當「慰安婦」時的辛酸。
這些原告們，終於逐漸要邁向死亡，至此不禁要問，有生之年，自己存在的意義是什麼？「究竟為什麼，我必須要度過這樣的一生呢？」
- 雖然有人認為，戰爭都已經經過了五十多年，現在難道還要提出告訴嗎？但是對於原告們而言，「曾經是慰安婦」這樣的過去，是連訴說都令人覺得痛苦且沈重的過去，是讓人想要拚命忘卻的過去。對於面臨人生盡頭的現在才提起勇氣告發過去的原告們，這樣失去追訴時效的告訴，實在令人不忍苛責。
- 現在，我們所要求的，是對於原告的告訴，身為一個人所應有誠實的回答。
「從軍慰安婦」制度的開設，不僅是從事營運的相關人士、軍方的關係人、因為自己的性慾而侵犯原告的大多數士兵們，甚至對犧牲者的救濟不聞不問的日本政府、以及我們，換言之，大家都對過去負有責任。我國戰後補償工作極為粗略的事實，雖然直接地來說是由於政府的怠惰，但又何嘗不是對此事放任不理的每個國民的責任呢？這同時也意味著我們全體都必須深切地認識慘痛的過去，並且補償所犯下的罪愆。這同時也是為了恢復我國在崇尚個人尊嚴之國際社會中的名譽。
在憲法的前文中寫著：「在努力維持和平、並使專制與隸從、壓迫與偏狹從地上永遠除去的國際社會裡，我國欲佔有一席名譽之地。」「不論任何國家，都不可無視他國的存在，而僅專注於本國的事務。」我們深切地希望法院能夠依據憲法的這種精神，裁示英明果斷的判決。
二、戰後處理之狀況
- 我國的戰後處理：
- 我國在對殖民地的支配下，日本軍對中國、東南亞占領地的居民存有殘虐之行為。特別是一九三二年起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終了，日本政府及日本軍隊對全亞洲為數眾多的女性所行之殘虐的性暴力行為，因受害女性的告發而日漸浮上檯面，許多國家的女性們為了受日本軍的性暴力侵害的損失請求救濟，而紛紛具名出面提起告訴。
依據這些女性所告發的內容，殘暴的日本軍所行性暴力的實際情形為，在軍方的管理之下，女性們被強迫或用計拐帶而去，被監禁在所謂的慰安所之中，當成性奴隸並受到不斷地強姦或輪姦，提起此種殘虐性質及規模之大，實在是世界史上罕有的、可恥的國家型犯罪。
對於此事，我們的國家不但不追查真相，一如眾所周知的，在決定接受波茨坦宣言的要求後，軍方及政府機關首先採取的行動，反而是燒毀、湮滅往後可能成為戰犯的証據及文件。直至一九九Ｏ年在韓國的女性團體告發此事之前，日本國對於日本軍隊性暴力的實情也決意偽作不知。即使在韓國女性團體告發之後，日本國仍想掩蔽事實。
對於日本政府這種不誠實的態度，受害的女性具名為「慰安婦」，親自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議。曾經是「慰安婦」的過去，對她們來說，是絕對不可以讓其他人知道的秘密，因為如果一旦暴露出來，必定會招致周遭眾人的白眼以及蔑視，因此，她們在這五十餘年之間，是絕對閉口不提此事的。但是對於完全不肯承認事實的日本政府的態度，她們不得不下定決心以活生生的証人的身份出面控告，她們心中的苦痛，不可不察。
對於這些充滿苦澀的受害女性的告發，當初的日本政府對於「慰安婦」的制度一概否認。在一九九Ｏ年的國會質詢中，政府也以「這是民間業者的行為」「詳細情形無法了解」等說辭，來開脫自己的責任。
「慰安婦」制度在軍方關係者中是人盡皆知的事實。南京大屠殺之後，軍隊有組織地追隨第一線部隊前進。前中曾根首相在自己的回憶錄中也記載有自己開設軍隊慰安所一事。因此，只要稍作調查，想必可以了解事實的真相。如後面接下來所要敘述的，經過調查之後，政府一改態度承認軍方的參與及強制徵召的事實。然而，政府仍然將自身的責任置於事外，蔑視道德的態度自始至終不變。
- 一九九二年一月，中央大學教授吉見義明指摘顯示軍方參與的文件確實存在一事被報導，次日，政府一改以往的態度，由官房長官發表承認軍方參與的談話。但是對於強制徵召一事，以「未有資料被發現」為由，仍然採取迴避責任的態度。
- 一九九三年三月，韓國總統金泳三明確表示「不對日本要求物質補償」的方針，對於提及「查明真相」的重要性也傾向於「強制性的認定」；同年七月底日本政府突然對受害者進行訊問（至此之前，政府否認訊問調查之必要性），第二次調查結果發表時，政府坦白承認其間之「強制性」，並約定檢討「表示道歉及反省之措施」。
- 因此政府在一九九五年七月設立「女性之亞洲和平友好基金會」以作為「表示道歉及反省之措施」。但是這並不是日本政府在法律上承認責任的措施，對於許許多多受害的女性而言，這不但不是在「表示道歉及反省」，反而是再一次傷害了她們的名譽及感情。因此拒絕接受基金援助的女性不在少數，原告們的情形亦是如此。
心靈深深受創，甚至現在仍為其後遺症所苦的這些原告、受害的女性們，要求加害者的一方──日本國承認受害者，意即誠心誠意的謝罪，並以國家的名義給予損害賠償，以作為表達歉意的証明。「站在加害者的立場所提供的人道措施」這種本末倒置的方法，是絕對無法治癒她們心中的傷口的。
此外，關懷這群受害者的台灣的財團法人台北市婦女救援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以下簡稱「婦援會」）於一九九八年三月，在窘迫的財政狀況下對於拒絕「基金」援助的台灣受害者，給予每人每月約六萬元（日幣）的救助金。
- 如此，日本政府的因應態度，實在稱不上是「反省」的態度。
（1）僅適用於日本人的戰爭犧牲者援護措施
關於我國戰爭犧牲者援助的立法，幾乎都設有國籍的限制，不僅排除外國人，連在舊有殖民地出生、現在國籍為他國的人士亦排除在外。戰時在對殖民地的控制之下，以「日本士兵」的名義對其徵兵，戰後卻以舊有殖民地已經獨立，其為外國人的理由，對於戰爭所造成的傷害不予補償。相對於在其他各國的軍隊之中，對於因公死傷的外籍人士亦給予補償的情形，比較之下日本國的這種態度，終將得不到國際社會的信賴。比起德國、美國的態度，身為日本人、甚至身為一個人，都不禁要感到羞恥、汗顏。
（2）台灣前士兵的戰後處理狀況
不待贅言，關於這樣的立法措施，台灣等舊有殖民地出身者同樣提出了告發及訴訟。戰時、戰後驅使的台灣籍軍人約有八萬餘名，低階文職人員、軍夫約有十二萬六ＯＯＯ餘名，合計約二Ｏ萬七ＯＯＯ名，其中戰死及病死者據稱約有三萬餘名。戰爭終了時台灣的人口（約六ＯＯ萬人）之中，二ＯＯ人中平均就有一人成為戰爭的犧牲品。如此高的犧牲率同時也可說是反映了屬於殖民地的殘酷現實。
戰後，這三萬多的戰爭犧牲者及負傷者，因為日本戰敗、放棄台灣而喪失日本國籍的理由，沒有受到日本政府任何的補償。之後，於一九七Ｏ（昭和四五）年起，開始了台灣前軍人、低階文職人員的賠償運動。
台灣籍前日本兵戰死傷賠償請求訴訟雖然經由東京高等法院判決為原告敗訴，但法院特別附加如下的一段話。
「現實之中，控訴人和遭受相同境遇的日本人相較，明顯地受到不平等的待遇，且自戰死傷之時起直至今日已經經過四Ｏ年以上的歲月，因此我們期待政治參與者克服外交上、財政上、法律技術上可預測的困難，早日彌平此一不平等的待遇，致力提高我國在國際上的信譽，特此附言。」
這段附言並不具有任何法律上的約束力，但卻是基於法院的立場，向原告表達法院深刻認知的一段話，引起許多人的共鳴。此後，本於此種精神的立法措施逐漸被採納，一八九七（昭和六二）年九月，議員立法通過「對台灣住民戰死者遺族慰問金等相關法」，以戰病死及重傷者為對象，每人支付二ＯＯ萬元（日幣）的慰問金。
據此，一般咸認大致上完成了立法解決的工作，但相較於日本人可以受到的優厚賠償，當時的台灣人身為殖民地人民、在被支配的狀況下，以「日本人」的身份被帶上戰場，賠償的待遇卻和「日本人」大不相同，這種矛盾，令人感受到日本同化政策的吊詭。此外，如後列所述，台灣尚有根據和平條約應被解決而未解決的特殊問題存在，對於台灣的戰爭受害者，日本的賠償問題仍談不上是完滿解決。
（3）基於國家間協定戰爭賠償之「解決」
我國與亞洲各國間締結有戰爭賠償之相關條約及協定。政府一直以來亦表示對於戰爭犧牲者的賠償將依照兩國之間的協定來解決的態度。然而，戰爭的賠償和個人損害的補償大不相同，這是國際性的常識。
換言之，戰爭賠償為國與國之間所行，關於一般性的戰爭損害之賠償。而損害的補償則為，例如基於違反國際人道法等特定的不正當行為，對於受害的補償，是個人特有的請求權。因此，即使國與國之間已訂有賠償協定，也與個人補償請求權的存在與否無關。
另外，國家僅有在行使外交保護權時方能插手個人的請求權，這一點也是國際法上的常識。這也明確地意謂著，國家之間條約的締結，對於個人補償請求權的存在與否不具有任何的影響。
接下來，再次談到本案的情況，原告居住在台灣，日本與台灣之間沒有邦交關係，自然也沒有必然的補償措施。
（4）對於台灣的戰後處理事務仍未解決
一九五二年簽定三藩市和平條約，作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爭處理依據。其中規範亞洲地區必須依照二國之間所訂定的條約來處理。日本與台灣之間理應依照一九五二年簽訂的中日和平條約來解決其間的問題。但是在一九七二年的中日共同聲明中，聲明右列中日和平條約無效。因此日本與台灣之間對於戰爭及殖民地受害的問題截至目前為止仍然沒有解決。換句話說，台灣是少數應該依據和平條約解決法律方面的戰爭問題，而卻仍未解決的地區之一。
- 各國的戰後處理：
關於對戰爭中非人道行為的犧牲者之補償，戰後各國議論紛紛，之後終於確立了國際性的共識。在此，舉出德國對於納粹迫害猶太人的問題，及美國對於強迫日裔人民移居問題的應對方式。
- 德國
（1）德國和我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同為戰敗國。
德國的戰後補償制度自一九五Ｏ年，針對戰爭中對於人的受害所制定的戰爭犧牲者援護法起，之後，又對於物的損害制定負擔調整法（一九五二年）及賠償補償法。這些德國法律制度的特徵在於，只要是戰爭的犧牲者，不論是軍人或百姓、不論國籍為何、不論是否居住在德國境內，均給予援助，此外，這些法律並以戰爭的受害者及未受害的國民兩者應當休戚與共的理念為基礎。
（2）在這樣的戰爭受害補償措施之外，對於受到納粹迫害的犧牲者，另外訂有許多的措施。一九五一年九月二十七日，當時的阿登納首相對於納粹虐殺猶太人的犯罪行為，雖然了解大多數的德國人均對此事感到厭惡，並未參與犯罪，但仍然認為：「這是以德意志民族的名義，所犯下磬竹難書的罪行，對於這種犯罪行為，我們有義務給予道德上的、物質上的補償」；並對國民發表了以「（猶太人）精神上永無止境的苦痛，我們應當盡力地加以祛除，解決物質補償的問題具有深遠的意義」為主旨的演說。
接下來，基於這種精神，在一九五二年與以色列及猶太人的會議之中締結了對於納粹犧牲者的補償協定（盧森堡協定），並制定了聯邦補償法（一九五六年）、聯邦償還法等，作為對納粹犧牲者物質上的、人員上的補償之國內法制措施。更有甚者，其後，和法國、荷蘭等西歐十二國之間，逐步訂定了補償協定，至一九九一年，與波蘭之間的補償協定也宣告成立。
德國根據這些補償措施所給付的金額總計，至一九九一年約達八六四億馬克（約六兆九,ＯＯＯ億元日幣），且現在仍在持續支付之中。
（3）甚至，在戰爭中有強制勞動行為的民間企業也被要求補償、提起訴訟。其中也出現為救濟受害人而設置專款的企業。
（4）此外，對於納粹的犯罪行為採取徹底的追訴主義，設立納粹追蹤中心追蹤逃亡的嫌犯，並且廢止刑法的追訴時效，開永久追訴之先河，徹底地追究責任，戰後，成為搜索對象的嫌犯達一Ｏ萬人以上。
- 美國
（1）美國是戰勝國。關於美國在戰爭中強制日裔人民移居一事，於一九八八年制定市民自由法。承認其違背正義，公開道歉、對於生存者給付每人二萬美元的補償、準備五ＯＯＯ萬美元作為公眾教育基金等等的補償措施。
（2）一九九Ｏ年一Ｏ月，布希總統發表道歉書，並付給日裔人民二萬美元的支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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