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傷痕–慰安婦| 歷史的傷痕–慰安婦 |
張碧琴1996年8月
五十年前的傷心往事，可以勾起多少眼淚？來自不同國度、說著不同語言，年齡相隔五十五歲到二十餘歲之間的三代女性，能否彼此了解、撫慰彼此心上的傷痕？1996年，盛暑的八月天，黃秋月老太太(註1)與我在日本五六個城市見証了一場場歷史性的聚會，印証了心與心交會時的力量。
震撼的開始：名古屋八月三日下午，YWCA會館中，已經聚滿一百多名聽眾及電視報紙等媒體記者。主辦單位負責人小野政美先生已在早上的行前會議中，細心地詢問過黃老太太是否願意曝光的問題。五十多年來首次在公眾面前談她不堪回首的傷心過往，已需極大的勇氣，她是否有更大的勇氣接受媒體正式曝光？經過再三考慮，黃老太太仍拒絕媒體曝光。即使同場的韓籍受害者沈美子女士願接受，但小野先生並不以此要求黃老太太，相反地，他很體諒地將演講流程調整成二段以便清場，黃老太太上台時全場皆無攝錄影機，但也未架設任何布幕屏風。這是首次台籍生存者在日公開露面，場下聽眾皆屏息期待著。
剛開始，黃老太太仍有些生怯，但記憶的盒子一打開，話語不知不覺流洩而出，如水銀般沉重而珍貴。一字一句，說的是年少曾有的青春，猛然變色卻求助無門的異鄉海外生活，返鄉後有苦說不得的辛酸委屈....，在場若干女性聽眾已忍不住淚眼滿眶。
韓籍沈女士演講時則是另一種氣氛。沈女士自1992年即公開參與求償行動，無數個失眠夜裡的思索、各種大小求償戰役的歷練，已將她的悲屈洗刷成清朗如鋼的意志，她堅定地帶領群眾呼喊：「要日本政府謝罪」、「大家繼續奮鬥」。
當夜我們同宿一室，沈女士向黃老太太分享她心路歷程的轉折：「丟臉的是日本政府，又不是我們，因為做錯事的是他們，不是我們....我要越多人知道越好，讓日本政府非道歉悔過不可！」對於仍深陷於文化包袱與羞恥當中的黃老太太來說，這種想法全然不同於她以往舔撫舊傷的角度，尤其出自曾經同是天涯淪落人的口中，所帶來的震撼更大，從而為她打開一扇新的視窗。
女性合一的力量：寶塚之夜揮別韓國代表之後，我們開始其他四場單飛的行程。沈女士臨別前的一席話開始在黃女士心中蘊釀發酵，在寶塚聚會前，黃女士突然表示她願接受媒體拍照錄影，因為她認為當年被迫一事是由政府主導進行的，政府應該要出面負責，她要越多人知道越好。當晚在場的一百餘聽眾也明顯地感受到她轉變後新生的力量，在會後聽眾的回饋中，不少人寫著：
「我同意慰安婦問題應該要由日本政府負責，因為這一定是由政府主導才可能執行。」
「日本教科書至今仍只記載『日本是惟一的原子彈受害國家』，對於日本侵略別國、傷害別國婦女的事實卻絕口不提，已經是嚴重地扭曲事實真相。」
「聽到黃女士演講中偶或使用日語時，我會覺得很不忍心，因為她當初並不是自願要去學的，而是因為被殖民、被強迫要求說日語，就好像她後來被強迫當軍人的性奴隸一樣。」
「我相當同意應該要稱呼黃女士她們為『生存者』，而不是『受害者』而已，甚或是『慰安婦』，因為惟有相當堅強的女性，才能從當初被迫徵召、戰亂、海外流浪、回國後有苦說不得的痛苦中存活下來，今天又能如此勇敢地告訴我們她的經驗....」
更令我們感動的，是這群年紀在二十餘歲到五十餘歲之間、以女性為主的聽眾，竟能如此貼近地黃女士內心深處的感受。她們雖然沒有經歷過戰亂，有的人卻也曾有被男性威嚇侵害的經驗，因此深深地體會黃女士當初無法保護自己的身體、不知道哪個士兵軍官會突然拔刀的恐懼；有的女性在平日也是深受壓抑，因此對於對於當初之老鴇及現今日本政府一直叫當事人忍耐、息事寧人的態度亦相當氣憤，對於黃女士不得不壓抑自己的悲痛、不得告訴家人實情的無奈感同身受。演講結束後，不少人上前來擁抱黃女士、同聲一哭，並且不忘鼓勵黃女士要繼續堅強下去、要向日本政府討回公道。
雖然五十多年的傷痕並不是一朝一夕就可撫平的，但是，在此刻，透過女性支持女性的力量，透過這種無國界、無年齡隔闔的心之交流，我相信黃女士已真正踏上復原之路。
來自男性的反省：有待加強八月六日在大阪YMCA會館的演講是全程最有特色的一場，因為到場者以男性居多數，雖然人數不如前場之多，但在討論時卻相當反映現今日本男性對此問題的了解情形。當晚到場的男性約可分為二類：一類是對此問題關心多時，也參與不少申訴求償工作的中年人，一類則是從未接觸此問題、只是因為略有好奇而來聽講的人，雙方在討論時各持一辭的態勢，更令我們憂心於日本政府片面扭曲事實、遮掩史實的影響竟如此之大，也更感受到加緊保存相關史料、積極宣導之重要。
災後受害女性的反擊：神戶之連署行動初扺神戶，因為行程匆忙無暇至大地震之災區探視，只聽說若干地區仍未能重建，上萬人仍居於庇護所中，而更令我們震驚的消息是：大地震之後不少當地婦女被強暴，至今仍不敢申訴，而且也無處申訴，因為日本政府並不希望受害者出面，甚到希望她們將受害一事就此遺忘。當今日本政府對其國內受害女性的男性父權姿態，其實與五十年前對待他國慰安制度受害者的心態一模一樣！也難怪主辦人之一的正井禮子女士說，她初聽有此活動時，便極力爭取黃女士第一站到神戶與大家見面。
更令我們敬佩的是，神戶地區女性並未停留在自哀自嘆，也不是只想與黃女士同病相憐而已，她們發揮自災後重建的毅力與精神，積極地擬妥一份連署抗議文，要求日本政府應接受聯合國特別調查員的勸告、儘速成立專門的調查機構、並撤回「亞洲女性國民基金」(簡稱國民基金)。從她們身上，我們再次肯定女性擁有的力量與折而不斷的韌性。
激戰的開始：船橋與東京之會八月九日，我和黃老太太如候鳥般風塵僕僕地趕抵首級戰區－東京隔鄰之船橋。一到旅館，總負責人大島孝一先生立刻和我們緊急會商目前局勢，原來據說當日及隔日有擁護國民基金陣營之團體亦召開研討會，並且已邀到台灣的前慰安婦代表。但事實上本會只派出我和黃老太太一組代表，國內向來也只有本會專門處理協助前慰安婦事宜，何來台灣的另一組代表？我和黃老太太詫異之餘，不免為其幕後可能隱藏的陰謀感到陣陣憂心。
果不其然，第二天下午的演講場面大不同於往常幾場。由於擁國民基金派之研討會已在上午召開，少數二場皆參與者帶著既定印象與成見而來，在討論時批評台灣的支持團體不應分裂，應該支持接受國民基金云云。此語一出，引起其他多數與會者強烈反彈，許多人紛紛發言駁斥其看法，其中一位發言者的言論最能反映在場者的心情：
「剛才黃老太太已在演講中表達得很清楚：『我拿民間的錢沒有意義，因為又不是你們（人民）害我的，是日本政府害我的，我要日本政府出來負責！』所以問題的重點並不在於錢，受害者真正的感受及要求必須被尊重、被優先考慮。」
雖然我們的主張與訴求受到大多數與會者熱烈的支持，我們對於國民基金的分化陰謀策略仍相當不安，黃老太太更是擔心得幾乎失眠。經過一天一夜的追查，透過日本支援團體及熱心人士之協助，我們終於拼湊出詳細內情，發現是少數人士與國民基金共謀，以不實的訊息欺騙一位年老的台籍原住民生存者，讓她誤以為國民基金之「慰問金」就是日本政府的賠償，甚至散播不實傳言，讓日本媒體以為台灣已成立另一個支持團體，其中有三十餘名慰安婦云云，國民基金便可以此大做文章。
經過緊急會商之後，我們決定八月十一日在東京律師會館舉行公開記者會，由黃老太太代表台灣、李貴粉女士代表南韓發表受害者之心聲。記者會後並有抗議遊行行動，到日本外務省、厚生省等單位抗議。兩位年逾七十歲的老太太雖然雙腳略有微恙，仍然頂著大太陽、領著大夥走完全程。看著她們額頭臉頰上全是汗珠，卻仍堅毅地再三呼喊著：「日本政府要謝罪賠償！」心中除了不忍，也氣憤日本政府之蠻橫不講理，更敬佩這些女性長輩們的骨氣與毅力！
正式決裂：與國民基金之會遊行之後的最高潮是向國民基金的抗議之會。主辦單位早已向國民基金提出會面的要求，但對方一直不肯答覆，直到當日早上才首肯，並且嚴格限制入場人士，最後只有黃老太太及我、南韓李貴粉女士、釜山支持團體代表金文淑、「銘心會」理事長大島孝一先生及翻譯等數人得以入內，其他人則在樓下呼口號助威。 會議一開始，南韓李女士即單刀直入逼問其業務部長多賀克己，關於該基金派人至南韓告訴李女士「若現在接受國民基金的二百萬，日本政府將在今年十月再發給每名慰安婦三百萬」一事，是否為真？多賀先生卻矢口否認有此一說，強調所謂三百萬只是供各國做福利事業之用，並且可能分十年給付，甚至讓當時赴韓之人員先行離開該基金會，以逃避當面對質之場面。這種不負責任的行徑令兩位老人家相當震怒，連一向溫和的黃老太太也忍不住斥責該基金會蓄意欺騙的手法，和當初日本殖民政府如出一轍！該基金在五十年後，又再次侮辱這些受害女性們！
儘管先前國民基金仍一再聲稱：接受該基金之慰問金並不妨礙向日本政府求償的權利，但在我方的一再逼迫之下，國民基金的事務局長和田雅夫終於說出實話：「如果你們(受害者)要向日本政府求償，那是你們的事情，和我們沒有關係，你們自己去進行求償，我們是不會幫忙的。」此語一出，清楚地揭穿國民基金先前的各種「保証」又是哄騙的手法，也正式劃清雙方的敵對立場。
正義公理之路，我們同行對於黃老太太和我來說，這趟日本之行都稱得上是悲喜交集。悲的是，五十餘年的辛酸無奈委屈，仍沈重地壓在她們身上；喜的是，站在正義公理一方的我們，果然能得人助。身為台灣年輕一輩的女性，此行讓我更加欽佩台灣年長女性堅韌的生命力與尊嚴；對於曾經協助支持我們、鼓勵我們的日台友人們，我們更是滿懷感激。因著彼此合作團結的力量，我們相信，正義可能遲來卻永不缺席！
Yam Women Web since 1997.03.08 last
updated : 1998.06.1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