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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的傷痕–慰安婦

慰安婦的激力與生命回顧團體

------傾聽她們的創傷與超越

壹、前言

　 老年人口在心理衛生領域向來是受忽視的一群，美國第一任老年署署長精神科醫師R. Butler提出「老年歧視」(ageism)的觀念，呼籲對老年歧視及老人刻板印象的反省，他不但致力於社會教育，打破老化的迷思，更沉痛地指出專業界彌漫的「恐老心結」 (gerontophobia)及對老年個案治療的悲觀論，導致老年心理衛生長期被漠視(Bulter 1982: 175-177)。無獨有偶，這樣的看法得到醫界、社會學界的回應，Monk將專業人員對老人的負面態度分為貶值化、邊緣化、內化及標準化(李開敏翻譯85:6-7)，他們認為老人沒有改變的動機，且衰退是無可避免的，這些刻板印象說明了環境中普遍存在對老人的偏見與迷思。老年婦女更是弱勢中的弱勢，Macdonald及Rich 批判婦運者對老年女性的課題保持沉默(Langan＆Day, 1992: 221)因為婦運強調重建女性的有力形象，因此極力擺脫受制於社會、經濟、家庭的「受害角色」，老年脆弱、依賴的形象自然被刻意排除。女權者另一假設是老年婦女與年輕婦女面對的議題是相同的，年輕婦運者的訴求得到重視即可一併解決老一輩的問題，這個假設忽略了年齡因素，也未正視老年的邊緣位置，更對女性族群經驗的差異性掉以輕心。而生命歷史、早期經驗是造成老年適應狀況或老年婦女族群間差異的主要因素。(Langan＆Day 1992 227-232, Butler, 1982: 26)。

慰安婦是老年婦女中的特殊族群，婦女救援基金會多年關懷受暴婦女，六年前將慰安婦援助工作正式列為工作項目之一，然而僅限個別接觸，對這些將暴力傷痛隱藏半世紀的老年婦女，僅有少數因當年在海外相識而保持私下連絡，大部份散居全島，沒有機會彼此認識。這些婦女或死在海外或回鄉重新面對殘缺受創的身心，如今當年的少女已垂垂老去，依據1993年婦女救援基金會的訪查報告，願意現身且經確認的48位台籍慰安婦中，年齡在67-79歲左右，多數個案於慰安經驗後身體狀況普遍不佳，常見疾病包括:不孕、子宮疾病；其婚姻不穩定狀況(含終身單身、與人同居、離婚)的比例超過半數，婚後無法生育比例六成以上，超過四分之一的個案與家人及社會關係疏離，至少有五位是依賴政府補助的低收入戶，因為心理烙印，僅一名願意公開，卻被家人拒絕，綜觀慰安創傷經驗對其生命歷程的影響之巨大可見一般。

為了關懷她們的創傷經驗及老年適應，並打破她們的孤立與疏離感，催化此同質團體的相知與互助，決定以小團體方式進行，會考量人力及阿媽的家庭、身體狀況，第一次在北區試辦。婦女救援基金會在內政部贊助下，提供了兩天一夜的休閒式團體，希望藉由身體放鬆、生命回顧、創傷解決等團體活動，協助激力(Empower)阿媽，辨別創傷的責任歸屬，肯定自己復元與超越的潛力。

貳、背景說明

「慰安婦」的英文名稱是The Comfort Women，即隨軍妓女，又稱營妓。所謂隨軍慰安婦就是「日中戰爭、亞細亞太平洋戰爭下，在日本軍底下，被當作性道具處理使用的女性。」，因此，慰安婦制度是結合父權、帝國主義以及合法賣淫制度的產物。

對於當時身為日本殖民地的台灣和朝鮮而言，慰安婦是日本天皇直屬部隊和御用商人（即慰安婦經營者）兩者相互合作，用欺騙手段或強行動員的辦法，迫使充當日本軍人發洩性慾工具的婦女(李國生 1997)。

不論從歷史文獻或是受訪者的證言，都說明慰安婦的來源有四類：一為佔八成的韓國婦女；二為日本的職業妓女和少數良家婦女；三為被強迫帶走的中國婦女；四為從東南亞其他國家(例如台灣、菲律賓等)徵召或拐騙來的婦女。 在1932-1945年間日中戰爭、亞細亞太平洋戰爭時，台灣有將近兩千名的少女被日本軍隊有計畫、有組織的搜捕集中，送往南洋諸島、沖繩等日軍戰地或佔領地，成為仰仗軍、國家的集團輪姦、強姦制度下的犧牲品。

台灣的慰安婦議題，自1992年起即由婦女救援基金會(以下簡稱婦援會)主動並接受跨部會台籍慰安婦專案小組之委託，展開下列數項工作。

一、進行全省受害者的調查及認證。於1993年6月及1997年8月發表分析報告，前者是有關漢人慰安婦的部分，後者是原住民的部分，使台灣社會對慰安婦的問題有較完整的認識，並激發進一步的研究。另一方面，也在對日本的交涉上有較完整的憑據。

二、福利的倡導與爭取。進行查訪的同時，婦援會促使政府了解並重視受害者的困境，提供生活、醫療等福利補助，且由基金會專人定期訪視，建立長期輔導關係。

三、國內外具體求償行動。會同亞洲受害國家遞交日本首相要求賠償之要求書，發表慰安婦系列文章報導，與亞洲各國於報紙上刊登同步廣告，發動國會議員連署向日本政府及國會要求立法賠償，請求日本律師公會全國聯合總會(JFBA)就台灣慰安婦事件進行調查，並向其首相橋本龍太郎提出〝勸告書〞，呼籲日本政府儘速立法，解決台灣慰安婦問題。

四、與國際連線，凝聚受害者力量，集體採取控訴行動。婦援會於出席國際會議時邀同受害者一同出席，希望透過同儕的力量，協助受害者走出過去的陰影，勇敢面對現實，並導正社會觀念，挑戰烙印，示範支持及接納。更讓國際社會知道台灣婦女受害的情形，與亞洲其他國家的受害婦女及支持團體交換經驗心得，同步採取行動，要求日本政府公開史料、進行調查、道歉、賠償等。

參、團體設計

此次團體設計的重點有二，其一是針對昔日慰安婦女的受害身分提出激力(empowerment)的處遇，其二是針對老年社會心理危機「統整」的議題，設計生命回顧的活動。

一、激力(empowerment)的理念與做法:

激力在社會工作各領域的運用有長遠的歷史，其觀點主要是強調讓案主對其生命重新得力的過程和結果，特別是飽受社會壓制的弱勢族群，如婦女、老人、少數民族等。近年更有報導提出老年婦女參與激力團體的效果(MeInnis-Dittrich, 1997: 91-103: Cox&Parson, 1996: 129-143)，激力的精神在於「和當事人建立合作與夥伴關係」、「選擇權力被侵奪的個人或團體，傾聽當事人的經驗」以及 「減低自責，提昇自尊」等(李開敏，1997: 103-128)。Cox及Parsons提出激力過程的三個關鍵內容是：

(一)、檢視個人對自我自尊、價值、自足的態度、價值觀、信念，並包括人際、政治因素對個人影響的了解。

(二)、發展出與人聯結建立互持、互相教育及問題解決的知識、技術。

(三)、對個人及他人議題的整體審視、採取行動。

Lum在1992年提出從社會工作和劣勢族群的工作模式中，有五個重要主題:

(一)、協助當事人從被壓迫經驗中解放，透過社會心理動力，釋放個人及社會的層層箝制。

(二)、從無力感中被激力、賦權。透過激力，強化當事人自我肯定及與人際環境互動的能力，以取代無能和失控的感受。

(三)、藉由集體行動提昇平等自尊，走出被利用剝削的傷痛，無論政治、經濟、社會形式的利用剝削皆然。

(四)、透過文化維護的努力，減少被強勢文化同化的壓力，並透過自我文化認同，加強內在自我更新力量。

(五)、強調個人獨特性以對抗刻板印象的負面窄化觀點。(Debois&Miley, 1996: 206-207)

二、生命回顧的理念與做法:

老年期的社會心理的危機與挑戰是「統整」(integrity)，也就是個人的終極認同，Erikson認為接受自己唯一的一生，以及自己在其中所須負的責任，意即修通個人生命歷程中各階段的危機、挫傷，而達成個人內在整合。若統整不成，老年期將陷入無法彌補的追悔、絕望。老年心理治療的文獻中，十分重視生命回顧(life review)也就是藉由較結構性及有目的的回憶，整理過往，協助當事人接受自己的有限生命，在其中尋找正向意義，並肯定自己的努力與盡力。生命回顧包括喚醒過去經驗中不堪回首的部份，特別是未解決的衝突、悲傷，期待再一次的審視能以更寬廣的角度詮釋生命事件，而對舊創賦予新意義。與昔日的自我重修舊好，因此生命回顧的重點不是事件，而是當事人回顧時是否能持開放、和諧、接納自我的態度與觀點，去正視生命中的陰影，體認走過陰影的力量，進而統整並接納自己的生命歷程。

肆、團體過程

85年10月26日舉辦行前說明會，由婦援會邀請北區十二位阿媽出席，介紹帶領老師，表達對阿媽身心狀況的關懷，並簡單介紹團體內容鼓勵參與，當場有數位阿媽以身體、家庭因素的理由，婉拒參加。團體在11月1、2日假台北近郊山區舉辦，共六位阿媽參加，有兩位僅參加第一天的活動。

第一階段暖身:

成員到齊後，基金會介紹工作人員，包括兩位帶領老師，三位工作人員，一位臨時支援的護士，及一位負責攝影的男性人員，兩位阿媽聲色厲疾的發難′不是有媒體在場，我們不要曝光，若子孫知道怎麼辦?經工作人員再三保證，攝影的目的是為了保存記錄，未經同意絕不公開。她們的懷疑及怒氣方得平息。

第一個暖身活動是認識環境，因舉辦地在山上，四周綠意盎然，阿媽魚貫而出，開始就山上花草閒談起來，何者可藥用，何者可食補，自然自發的交流，於焉而生。返屋後，阿媽迫不及待拿出當年照片交換看，兩位開始要求唱歌，且欲罷不能。筆者提出團體說明，介紹身心健康的觀念，希望阿媽這兩天有身心放鬆的機會，把心裡的鬱卒吐槽一下，也彼此疼惜照顧。並詢問阿媽的想法，當場兩位表示「過去不必談，不想回憶傷心事」，兩位沉默，兩位表示「老師安排就好，沒意見」，筆者重申阿媽是團體的主人，每個人的意見都很重要，我們不會勉強她們，也絕對尊重她們的看法及感受。

下午的暖身活動將阿媽分兩組，一組三人，請她們輪流互做手肩按摩，並提供乳液，請她們彼此擦拭，在放鬆的音樂聲中，阿媽很快解開領口扣子，拉起袖子，閉目養神，微笑享受，坐在兩邊的阿媽，手指慢慢上下來回，為中間的阿媽塗乳液，並做按摩，提供「治療性接觸」(therapeutic touch)。這個活動象徵彼此照顧滋潤，也達到放鬆效果，對長期照顧他人很少得到回饋的阿媽，有其特殊意義。

第二階段:生命回顧

第一天下午進行生命回顧的人生四味中的三味:酸苦辣，請阿媽們分別就生命中最酸(辛酸、委曲、遺憾)、苦(艱苦、痛苦、煎熬)、辣(憤憤不平、不甘、恨)的部分，分三小組進行，每組兩位阿媽，兩位工作人員，後者以開放式問題引導，鼓勵阿媽們做內心表白，阿媽在這段回顧中多半紅著眼睛，說到傷心處，則聲淚俱下，茲將阿媽心聲摘錄如下:

酸：

「想家：思念爸爸、媽媽」。「想父母，我媽與阿媽過世，沒有看到，最痛苦。」「看海」。 「去的時候是22歲，被徵召的理由是照顧病人、綁紗帶，坐45天船，前邊是山，後面是海，每日看著海流淚。」 「常常躲警報，有次差點死掉，防空壕外土灰掉落，由士兵將我們救出。」 「軍營中有時碰到酒醉的日本兵，無緣無故被打被罵，有一次還被拿刀追殺，自己那麼年輕，受到驚嚇，卻無人安慰，還是得繼續接客。」 「19歲時說要去陸軍醫院做看護婦，要父母蓋章同意後才能去。暈船，在醫院治療，在醫院工作將近一年，接到家中來信，大哥被抽去當兵，父親因煩惱過度去世，想到就很痛苦，無法回家，此生再也沒有見到父親與大兄」

苦：

「不能為父母送終，一生抬不起頭。「有污點，對子孫不敢講，最苦是被自己家人排斥，返台後被兄長看不起，這種傷害無人能了解。」 「最大的痛苦是被騙的感覺」 「身體：差點死掉，受傷成殘廢，無法生育。」 「覺得自己一生像垃圾，不敢告訴丈夫及家人，痛苦一輩子。」 「父母說沒有收過任何一封信」

辣:

「怨恨被騙、一輩子都完蛋」「恨日本人不認錯」、「誤我青春、死都不甘願。」 「怨恨日本人害我家破人亡，見不到父親與大哥最後一面」 「怨恨都有，但是沒有法度，命苦，認為自己是垃圾，沒有辦法，不要讓家人知道，丟子孫面子，怕孫子說奶奶下賤。日本人害咱一輩子的青春，沒有用，抬不起頭。」 「怨恨日本人騙我們去工作，結果不是，沒有辦法見父母。」 「想父母不能回家，最恨也最痛苦的事情是日本人欺負我，讓我抬不起頭，對社會無法交待，很丟臉，不能便宜日本人。覺得自己一生像垃圾，不敢告訴丈夫及家人，痛苦一輩子。」

接著的活動是請阿媽圍站一圈，每人手持抱枕，將內心不甘、氣憤的話說出，並丟出抱枕，鼓勵阿媽釋放內心壓抑的鬱悶，甲阿媽很能進入，肢體動作配合憤怒的表達，有二、三位阿媽則顯得不習慣大聲說出自己的生氣，也不習慣用摔枕來表達，不過有一位阿媽很快就表示「摔枕頭太不夠力了，應該做一個箭靶子，讓我們用刀丟，還差不多」。語畢，諸阿媽們都笑著附和，我們承諾下次一定改善，讓她們盡興，仍鼓勵完成此項活動。

晚上持續進行的活動屬於悲傷解決部份，我們佈置了一個簡單場景，用白板將現場區隔出另一空間，放置一個空箱子，由工作人員協助，邀請阿媽們將她們的委曲、遺憾寫在紙上，步行至白板之後，將紙撕碎或揉成團，放下置入空箱，過程中邀請阿媽逐一緩慢地進行，並在「放下憾恨時」對箱子說「這是你的垃圾，不是我的垃圾」、「這是你的錯，不是我的錯」。因為當天下午的分享中，阿媽甲痛哭失聲，說到「做這一世人，自己像垃圾」，是非常典型受害者陷在自責、及社會烙印的慣常模式)。該活動的另一目的是希望透過分隔的空間，以及「放下」的具像動作，強化心理過程中的放下，及過去傷痛自我保存感。因此晚間的活動企圖針對「烙印」、「不潔的羞恥感」，重新有一個認知上的澄清，也就是責任歸屬上協助辨明施暴者的錯與責任。

該晚最後一個活動是肢體放鬆，因為只剩下四位阿媽，故由四位女性工作人員，以一對一方式，為阿媽做腰部鬆動按摩，阿媽均俯面趴臥，工作人員站其左側，將右腳放置阿媽腰部，左右輕揉搖動，並用腳掌在阿媽背腿處，上下撫拭。阿媽均享受其中，放鬆無比。

第二天早上主題在四味中的甜，請阿媽們分享一生中甜蜜、滿足、快樂、安慰的事，有兩位阿媽提到初戀，不勝嬌羞，團體中起哄之聲也此起彼落。沉默的阿媽丙說「十八歲時在布店吃頭路，有一個年輕人，他話很少，常常來等我下班，陪我回家，給我寫信。」開朗且活力十足的阿媽乙說「十餘歲談戀愛，也有少年郎對我很好，雖然沒結婚，後來碰到的男人也很照顧我，自己存錢買房子，身體健康，現在七十多歲，買菜、洗衣全自己來，還照顧離婚的兒子，虔誠拜佛，最大心願就是死後到西方極樂世界。」

不畏現身，曾隨婦援會赴日巡迴宣導的阿媽甲說「一生從未談過戀愛，年輕時窮，忙著作工，回來後，身體受傷，嫁給外省老兵，兒子過世，媳婦跑掉，我在兒子靈前拍胸發誓，今生全心把孫子顧大。孫子長大了，總算沒有辜負我。每次上台北時，孫子都在身邊問阿媽什麼時候到，什麼時候回來，不放心也一定到機場接送，這是最大的安慰。」

矮胖為風濕所苦的阿媽丁說「這一世已不配結婚，不過後來跟的男人還是堅持一個原則，絕不拆散別人家庭。男人提說要離婚娶我，我告訴他絕對不行，否則我先離開。對朋友也不小氣，自己沒有錢也會想辦法借錢給朋友。」她的義氣原則一時受到團體很大的肯定。

團體分享「甜味」時，阿媽們均能侃侃而談，在自己飄搖一生中找到某些甘甜、光明的回憶，其它成員也能立即給予正向的增強、肯定，帶領者將昨日對比提出，阿媽們雖受暴力侵害，卻無損她們對家、對朋友、對「女人」的有情有義。這樣的女人是我們的驕傲，怎麼會是垃圾？

伍、團體側記

就筆者對團體過程的觀察，提出幾點說明:

第一， 有關慰安文化部份:阿媽們在一起並不完全認識，都很好奇的探問彼此經驗，在那上船，怎麼去的，去那裡等等，唱歌時不經意唱出當年在軍營中學到的日本軍歌，模仿軍人的某些話及舉動，每個人眉開眼笑，在久遠記憶中熟習共通且專屬慰安的經驗，未帶出恨與不屑，反而強化了她們的認同，快速凝聚彼此的感情。

第二，團體動力的改變，第一天阿媽幾乎全與工作人員互動，有阿媽說話時，其他阿媽很難專心，常兩兩交談。第二天，她們的互動頻率增加，如幾次阿媽甲闡述不休，阿媽乙會簡單切入「妳現在在講什麼古？」、「妳現在在唱那一齣戲？」當甲提及無戀愛經驗，乙大發童心「那我來親妳抱妳一個。」當真上前二人互擁，團體笑成一堆。

第三， 帶領團體最大的挑戰是語言障礙，筆者台語略懂一半，所以全賴協同帶領人翻譯，其台語流暢優美，也是工作上有默契的夥伴，所以進行順利。阿媽們對此十分寬容，讓筆者感覺被接納，不因語言而與阿們有所隔閡。第一天晚餐時，阿媽乙興緻高昂，唱起一段警世語，蒼涼中有渾厚的力量，筆者一時感動，哽咽難以下嚥，被阿媽們生命力的展現深深震憾，第二天團體中，曾分享這樣的感覺，阿媽乙休息時，來抱住我說「妳實在是真趣味」。

第四， 第二天山上雨後放晴，天邊出現彩虹，大家在休息時，外出欣賞難見的景象，筆者於後來整合人生四味時，企圖用彩虹的隱喻，說明阿媽生命中的雨終被陽光照出彩虹，苦盡甘來。這樣理性認知的整合，顯然未獲阿媽的共鳴。是我在團體過程中和她們最有距離感的經驗，這讓我反省專業文化和案主文化間的隔閡，也警覺到過於浪漫的比喻，或許是對阿媽的不敬和輕侮。

第五， 阿媽們純真、體貼、感恩，第一天有兩位阿媽抽煙，談及團體規則時，她們很尊重地表示休息時到戶外吸，讓我對她們的現代素養大為起敬。阿媽們的開放度也很自由，「激力」「生命回顧」的架構對她們並不生澀。團體中稍稍的關懷，她們就心滿意足地大呼「妳們這麼好，我們自己的孩子都沒對我們這麼好…..」。

陸、結語

慰安婦的生命回顧無疑是一部本世紀婦女被迫害的歷史縮影，強權的濫用滲透國際、國家、兩性的介面，軍權、帝國、殖民主義的延伸，禍及他國殃及眾生，而婦女的邊陲位置使她們成了這場人類浩劫中的直接受害者。慰安婦女被剝削壓迫的議題，除了兩性不平等的主軸之外，亦須放在歷史脈絡中，對當時台灣作為殖民地的種族、國家、階級、社會、政治等因素思考，亦即國家在全球權力結構的弱勢位置，對婦女產生的重大衝擊，是值得深省的。

慰安經驗的創傷直到近年才因熱心婦運人士的投入漸被揭露，本文除了將一次團體過程的資料記錄整理，從受害者的生命回顧痛陳心理衛生界應更積極譴責國家體制的暴力罪行，以及參與維護人權工作的堅定立場，更透過激力的角度探尋慰安創傷底層的生命韌性，將阿媽們超越受害轉換重生的經驗，提供專業人員反省學習。筆者堅信對劣勢族群的服務唯有擺脫治療的高姿態，讓處遇成為平等尊重的互動，開放虛心傾聽，方能貼近她們的真實經驗。

在即將邁入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同樣的暴力罪行仍在全球層出不窮，雛妓、郵購新娘、印尼暴動，婦女受害的血證，與五十年前慰安歷史的慘劇對照，反映人權保障的脆弱不堪，以及婦女仍處於弱勢的受害地位，令人觸目驚心。僅以此文向受難的阿媽們致敬，更期盼婦女受暴的議題在國際心理衛生界受到更多重視。（本文發表於《一九九八年世界心理衛生與輔導會議論文集》）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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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蒼多(民84):受苦的正面意義。台北:生命潛能。
• 婦女救援基金會(民83):台灣地區慰安婦個案訪查分析報告。台北。
• 顧燕翎(民85):女性主義理論與流派。台北:女書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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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專題之文字版權屬台北市婦女救援基金會與李開敏、江美芬小姐所有，任何非學術性之引用，請徵得原作者之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