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清如 （引自主婦聯盟會訊108期）
近年來，一波波社區抗爭運動的興起將社區居民動了起來。
在社區運動可見度提高的同時，我們發現愈來愈多的女人走出家庭、投身其中，成為主要的行動者。她們拒絕環境污染、致力維護家園安全，並且串連社區居民採取抗議行動、質疑政府部門的相關決策，進而藉由參選里長，進入社區發展協會等行動，掌握社區權力和資源，逐漸取得社區經營權，落實她們的社區理想。
曾發生過社區抗爭行動的萬芳社區，地處台北市文山區，除了軍功路、木柵路四段一帶世居的住戶，其餘人口集中在開發一四○高地所形成的萬芳國宅區，以及萬利街的民宅區。總體而言，萬芳社區是一個以外地遷入者為主的新興住宅型社區。
回顧萬芳社區的抗爭事件，起因於八十二年六月，一個家庭主婦許紹華在後院種菜時發現，北市國宅處預備在地質脆弱的駁坎地興建國宅。因為疑慮而自發性的奔相走告之下，許紹華成功地動員社區居民而成立了「萬利街居民自救委員會」。在一系列的抗爭行動之後，八十三年，她以自救會會長的身分投入激烈的里長選舉，在社區居民的支持下脫穎而出，成為萬芳里里長，繼續實踐社區改造的工程。
許紹華從全職的家庭主婦轉變成為抗爭行動的靈魂人物、進而參與選舉成為里長，她一路走來的歷程有助於我們了解女性集體改造社區的經驗，對於有心「進入社區」的女性而言，許紹華的參與經驗或許可以作為參考。
買菜要坐計程車──舊有的社區生活經驗
由於國宅處在規劃萬芳社區時並未考慮到相關的公共設施，這個一萬兩千多人的社區沒有市場、郵局，只有一個負責預防注射的保健站，根本無法滿足居民買菜、郵件交寄、存提款、看病等生活需求。
七十七年搬到萬利街定居的許紹華，如同其他的家庭主婦一般，必須到木柵的傳統市場買菜。為了買菜，她坐了一年半的計程車；之後就以腳踏車代步。而其他的社區女性，則是以徒步、搭乘公車的方式來完成這項生活大事。
面對社區公共設施的匱乏，具有社區資源主導權的里長或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長年以來並未對此提出具體的改善措施，一般的社區居民也不知如何爭取自己的權益。
許紹華本來是一個認為把家照顧好就好的全職家庭主婦，然而，兩年多前的一面國
宅興建公告牌，卻改變了她原有的生活與想法。
「為什麼里長都沒有告訴我們？」──自救抗爭行動
萬利街、萬美街及萬樂街交接的山坡地，屬於狹長陡峭的駁坎地，是以回填土充填再加上雙重擋土牆支撐的地帶，曾有多次的崩塌記錄，而國宅處卻公告緊鄰萬利街民宅的駁坎地為興建國宅的基地。八十二年六月三日，許紹華在自家後院種菜，發現國宅處在駁坎地上圍起鐵皮，準備蓋房子。當時她覺得不對勁，「要蓋房子，為什麼里長都沒有告訴我們？」，除了告訴附近的街坊鄰居，許紹華更在萬芳教會的佈告欄張貼大字報，並在六月八日於萬芳教會內召開第一次的社區座談會。
當天吸引了近兩百位居民的參與，許紹華擔任主持人。由於事態緊急，六月十三日再度召開社區會議。在這段時間內，以萬利街居民為主的自救委員會成立了，許紹華被推選為會長，居民們隨即展開一連串的抗爭行動，要求國宅處停止這項危及他們身家安全的興建計畫。
這項完全由居民所發起的自救行動，展現出社區危機強大的動員效果。以往疏於往來的社區居民因為共同議題而聚集起來，不僅提供行動所需的資源，也發展出新的鄰里互動關係。
女人連線動力無限
自救會的女性成員尤其表現出絕佳的行動力。由於男性成員白天要投入勞動市場而離開社區，女性因此主導了整個自救會的行動方針。幾位核心的女性成員為女人連線提供最佳的例證，包括許紹華、劉毓秀、嚴太太、李小姐及戴小姐等人，她們從去央圖找資料開始、進而閱讀地質探勘資料、自己手繪地圖作為陳情的道具……，她們不但打破專業的權威，甚至比國宅處的官員更了解國宅基地的地質結構。
為了升高抗爭議題，自救會主動向媒體發布新聞稿、邀請民意代表到社區召開協調會、動員社區居民前往市議會抗議、直接向國宅處遞交陳情書、向市議會的工務審查會施壓……，自救會積極的動作終於獲得回應──工務審查會做出國宅處暫停動工的決議，並指定營運中心完成評估報告。
站在抗爭行動的最前線，許紹華認為，要向政府部門抗爭，提出證據是非常重要的：「我們這樣一路走來，我們知道說，要跟政府部門怎麼樣，你認為它有什麼不合理，你一定要提出確切的證據」。
整個抗爭過程裡，社區內既有的力量根本不願正視此一社區危機。回想當時里長漠視的態度，許紹華氣憤的說：「不顧當地人民生活的感受，下面的人不敢直言，只管上面的政令，只顧飯碗而不夠負責……」。
長期以來，里長掌握住社區權力與資源的分配，許多社區運動者的共同結論是，里長淪為選舉椿腳，根本沒有社區發展的概念。但抗爭行動的成功，改變了許多萬芳社區居民對於社區的想法，他們逐漸意識到其他社區問題的存在，在社區認同感的作用下，改造社區成為許多參與者的共識。為了落實此一理想，里長一職成為他們下一波動員的新目標。
敢言、常以草根性十足的語言向政府官員開砲的許紹華，成為大家心目中的理想人選。
發揮媽媽管家的精神──新的里長參選模式
萬芳里共有六人參選里長，這之中，以家庭主婦的身分參選的，許紹華是唯一的一個，她也是唯一的女性候選人。在沒有政黨背景的情況下，她首先考慮到打響知名度的重要性，「要讓大家知道我要出來選里長」。
萬利街的抗爭事件為她累積了一點名氣，但是面臨幅員廣闊（萬芳里共有四十六鄰）、人口眾多（居住人口為一萬兩千多人）的基層選舉，許紹華知道有太多的居民不認識她。因此，決定參選後，由當初抗爭人馬為主組成的競選班底，替她想出「願像管家一樣服務萬芳里」的競選訴求。為爭取居民的注意與認同，她先以此口號做了十個大型的選舉紅布條，懸掛在社區內各交通要道以吸引居民的目光；之後，她再追加三十支直立型的競選旗幟。
抱著「要玩就玩大一點」的參選心情，有別於傳統里長選舉人情拜票式的請客、送禮，許紹華一共發出八波的競選文宣。曾有一位市議員看到文宣後表示：「妳這資料好像人家選議員一樣。」為了直接和選民談政見，她不但挨家挨戶的爭取選票，還借了一支麥克風，選定幾個據點，每天進行肥皂箱式的定點演講。她不背稿，而是用自己的話來講政見。剛開始時，她坦承心理確實有點怕怕的，但幾次下來就越講越溜了。那段期間，連續十天的站臺演講，她充份表現了改造社區的理想。每天從早上十點開始，中午休息，下午繼續從兩點講到六點，晚上則從七點講到九點結束。三班制密集的政見發表，使得許紹華講到喉嚨沙啞，累到進醫院打針吃藥。
女性候選人的身分，使得許紹華特別重視婦女選票的開拓。因為自己在社區居住多年的經驗，她非常了解婦女所關心的話題，十分清楚社區婦女的生活感受。她用心傾聽女性選民的聲音，而本身婚後生子辭職的女性經驗，也幫助她與女選民之間建立起親切的互動關係，「我很了解職業婦女與家庭主婦心態上矛盾的地方，他們跟我談的事情，我非常容易融入，她們都感覺到我很投入……」。
不得不掛國旗表態──既有選舉文化的陰影
努力爭取居民認同的同時，許紹華也深深感受到惡質選舉文化的影響。競選期間不斷出現選舉糾紛，主要是來自於其餘男性候選人彼此的惡鬥，雖然戰況不被其他候選人看好，但是她仍體驗到被跟蹤的恐怖經驗。當時某位參選人便每天派人監視她的競選行動，「他派身邊的小嘍囉手拿大哥大、騎機車跟蹤我們的宣傳車」；某次在社區定點發表政見時，更遭受不明人士從屋頂將雞蛋丟到宣傳車，鬧到連管區警員都到現場了。由於競選幕僚中包含臺大教授，另外一位候選人便認為她是「代打的」，質疑她的參選動機。面對他的言語暴力，許紹華立即提出言辭反駁，破除對方的抹黑動作。由於過去的抗爭形象鮮明，許多居民對她存有政治的聯想，「他們都認為搞抗爭的就是民進黨的」。為此，在里長選舉的過程裡，她特意借來兩面大國旗掛在家門口，在政治立場上刻意地表態。
八十三年六月十八日的開票結果，證明選民對她的肯定，許紹華擊敗其他參選者而成為萬芳里的新任里長。
揹著麥克風廣播的里長
新官上任，許紹華以積極的行動力改寫里長的定義。
面對繁雜的社區問題，她以「馬上辦」的態度服務里民。捨棄傳統以公文往返的處理方式，她將里民的請託放在心上，為了提高辦事效率，急性子的她經常騎著機車直奔區公所、甚至市政府各局處單位，追著承辦人員要求具體的答覆與措施。
有什麼消息要告知里民，她就揹起麥克風，繞社區一圈，進行廣播。
社區內的公園綠地原本雜亂不堪，她上任後立即聯繫清潔隊員進行整理與消毒的工作；有里民反應部份國宅的地下室髒亂潮濕，卻又臨時找不到清潔隊員，二話不說，許紹華戴起口罩、揹起消毒藥水，親自完成這項工作。
八十三年底市議員選舉期間，許紹華邀請文山、大安區的參選者到萬芳社區發表政見。在選票壓力下，二十二位候選人前來報到（該區共有二十八位參選者），近二百名的社區居民參與這場政見會。許紹華認為，社區居民可以透過政見發表的機會選擇有利社區發展的候選人；當這些候選人當選後，再要求他們兌現選舉支票，完成對萬芳社區居民的政治承諾。不單單解決現有的社區問題，許紹華同時為社區開拓新的資源。
萬芳社區當初在規劃上存有許多不周全的地方，為了實現「喚起社區意識，改善居住品質」的競選承諾，許紹華與臺大城鄉所建立起合作關係，一群修「社區改造實習課」的研究生組成社區工作隊，他們進入萬芳社區，直接與居民接觸以了解他們的社區需求，組織居民的意見作為社區規劃的參考，同時也藉活動喚起居民的認同與參與。現在，每個月的第二星期日是「萬芳社區清潔日」，居民在自己打掃家園的過程中，逐漸產生一種對社區土地的感情，許多居民都以住在這裡為傲。
萬芳社區的改造成果，同時也獲得台北市政府第一屆「社區營造企劃案例及實踐經驗」的都市設計獎。此外，由城鄉所學生與居民共同研擬的「萬芳社區環境規劃報告」，更具體的提出國宅設計不當、施工不良、出租國宅維護管理不佳、國宅停車位不足、萬芳捷運站主體工程變更設計不佳、公車路線規劃不良、山坡地汽車修護專用區開發案等社區問題。
帶著這份社區白皮書，許紹華與二十餘名的社區居民代表，在八十四年的三月八日前往台北市政府都發局陳情。這次的主動出擊，將居民熱愛家園的社區意識充分地表現出來。
一次換掉十五個不適任的鄰長──活化里政系統
過去，許紹華曾因萬利街事件向里長提案，卻換來提案被揉掉的下場，「以前的里長根本不重視里民的提案」。因此，與里民溝通、重視里民的聲音，是她上任後對自己最大的期許。
擺脫過去里鄰系統的政治酬庸性，強調里長與鄰長必須和里民建立起雙向的互動關係，她主張權力下放，鄰長應該擔負起反應里民需求的責任，透過定期開會，鄰長再將這些需求反應給里長，如此才能照顧到更多里民的需要。由於這樣的認知，她大刀闊斧的換掉十五位不適任的鄰長，選擇有空、有閒、能夠服務里民的人來擔任鄰長的工作，「結果被換掉的人對我蠻感冒的，因為以前的老里長不敢這麼做」。
除了換掉不適任的鄰長，許紹華特別重視每二、三個月召開一次的基層建設座談會。她笑稱這是里民的「批鬥大會」，「無論是對里長、區長有所不滿，都可以提出來，我們以市容會報的方式反應里民的意見」。由於里民大會一年只召開一次，經常流於形式化，基層建設座談會的召開正可彌補其不足。
為了確切聽到里民的聲音，許紹華特別要求里幹事「對於里民所提的案子，不管大小案子通通報上來，然後再進行篩選，可以直接用電話聯繫的，就馬上處理；需要等的案子，一定要再追蹤」。相較於其他里不超過十件的提案，去年度，萬芳里的市容會報共提報五十五件案子。她認為唯有用心處理里民的提案才能換得他們的信任，也才能使自己在里長任內能夠完全為里民所監督，「這樣做里民才敢講真話，我要聽真話，里民覺得我里長做的不好，我就改，一定改到讓你滿意為止」。
她之所以敢作敢為，許紹華說，「反正我沒有什麼政治慾望，了不起我四年後不做里長而已」。她直率的做事態度換來許多里民的肯定與讚許，「有些里民說，十多年來他們沒看過一個里長是像我這種的」。
失能的里政系統動了起來
對於一年多來推動里務的感覺，她認為自己最重要的是建立起一套落實基層民主的里長模式，「給我許紹華一個機會，我做的不一定比以前的里長好，可是至少我是一個模式，以後要出來的人就知道怎樣當里長了」。同時，由家庭主婦進入到公共領域的經驗使她相信，透過實際的參與，一般的社區居民是可以學習如何與政府部門的人進行互動的，「我等於是一個火車頭的角色，我把整個社區的人動起來，以後他們就知道不爽的時候是可以砲轟的」。
從許紹華的經驗，我們看到一個有心做事的女人，成功地把舊有失能的里政系統動了起來。
與家庭成員的關係──由緊張到實施家務彈性分工
當初決定參選里長，許紹華也曾遭遇過來自家庭的壓力。她的先生剛知道她有意參選時的反應是，「發什麼神經？你一定選不上的」。但隨著抗爭夥伴們積極抬轎的動作不斷，再加上獲知里長的參選登記不需要保證金（她原本以為選舉會傾家蕩產），她再度徵詢先生的意見，終於獲得先生的同意，「我老公的意思是，妳要玩，就給妳玩一次，選不上也別怨嘆，下不為例」。
許紹華幾乎是以家族總動員的方式來參與選戰。競選期間，先生小孩一天到晚忙著幫她折文宣、挨家挨戶的送名片、競選面紙（她將政見印在小包面紙上）；而世居木柵的娘家，也動員了所有的親友關係幫她助選，能夠順利的當選，她非常感念來自家人的支持。做了里長後，公事佔去她許多時間，原有的家庭生活也因此受到影響。
「我老公起先其實是非常反彈的，連小孩也不喜歡我做里長」，許紹華非常了解他們不滿的原因，「因為我以前是純粹的家庭主婦，我早上都是自己做麵包給家人吃。像夏天，我就會做布丁、愛玉讓子孩放學回家吃，我不給他們吃垃圾食物……。現在當上里長，常因開會而不能回家煮晚飯，或是一煮完飯就匆匆忙忙的出去，小孩都很反感」。
許紹華跨出家庭進入公領域的同時，原本由她一手包辦的家務勞動也彈性地分配給丈夫。她的先生開始接觸以往不熟悉的家務工作，「他本來不會煮飯、洗衣服的，他現在通都要練習，不練習不行了，他一定要這樣做啊！像我開會一超過時間，就會打電話回家要他做晚飯，我也不會說在家裡還故意讓他做事，我沒出去還是由我來做家事」。
面對里長職務與家庭生活間偶發的緊張關係，許紹華坦白爭取家人的體諒與支持，「要開會時會有公文，我都會拿給我先生看，讓他知道，這真的不去不行啊！我又不是跑出去玩，那他也很清楚。如果我出去，一定會把聯絡電話留下來，我不會讓他找不到。像我在家裡，我不會刻意的去接電話，我都讓先生、小孩去接，讓他們很清楚妳的事情，而不是怕他們接到妳的電話」。
從一個愛家的主婦、社區運動者一直到掌握社區資源的里長，這一路走來，許紹華改變自己原有的傳統觀念。她現在認為「女人千萬不要漠視自己的力量」，女人除了照顧家庭之外，當然可以參與社區活動、參選里長來讓自己居住的家園更美好。
女人當然可以參政—許紹華以她的經驗豐富了這句話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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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dated : 1998.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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