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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女的社會參與和自我成長／文章分享

日本環境運動中婦女扮演的角色（上）

松井耶依 原著

趙淑伶．翁秀綾 翻譯 （引自主婦聯盟會訊105期）

一、水俁病悲劇

　　日本的經濟發展快速走向超級經濟強權，是舉世有目共睹的，東亞地區的新興工業國家也亦步亦趨地依循著日本發展的途徑。今天，日本的經濟活動已經對世界各地人們的生活造成衝擊，它是世界最大的貿易盈餘國、最大的債權國、最大的ODA（政府海外發展援助）捐款國。或者我們可以稱之為「奇蹟」，因為日本自1945年戰敗後潦倒不堪的境況中成為今日的經濟強權，才不過數十年的時間。

　　然而，大家常都忽略日本經濟成長背後所付出的代價。最悲慘的就屬60年代後期，一連串的公害事件。

　　最具代表性的公害事件是「水俁（音ㄩˇ）病」的爆發，造成數百人死亡，數千人有機汞中毒。這發生在1950年代末期九州西南方一個平靜的小漁村，不明的原因造成村民手足痲痺，嘴唇也不聽使喚，他們哭號的聲音宛如狗在瘋狂時的咆叫聲，接著村民們一個個相繼死亡。

　　之後，日本的科學家才發現，這個可怖的疾病是由「窒素公司」工廠排放的廢水所造成的。這座工廠位於水俁市，所排放的廢水不僅污染了岸邊的水質，甚至當地的魚類及貝類也遭殃。漁民及居民在不知情之下，食用遭汞污染的海產而告中毒。

　　甚且，吃了受污染之魚、貝類食物的孕婦，生下癱瘓的嬰兒，他們被稱為「先天性水俁病患者」。這些嬰兒躺在床上恍若會呼吸的洋娃娃，然而遭此嚴重傷害，他們僅擁有短暫的生命，縱使繼續存活，也成為重度的殘障者。

　　大部分水俁病受害者是貧窮的漁民，受害者及他們的家庭必須忍受三方面的苦難：身體的痛苦、經濟的潦倒及社會加諸的標記。他們普遍受到殘忍的歧視待遇。

　　在此情境之下，一位住在當地的女詩人石牟禮道子，開始拜訪遭受苦難的家庭，以深刻、悲憫、理解、又十分憤怒的筆調將事件加以記錄，於1960年出版《苦海淨土》一書。這份動人的記事震驚全國，因其暴露了工業化可怕的衝擊，並且對戰後日本以「生產第一．利潤第一」的經濟導向產生質疑。

　　石牟禮女士組織了一支協助受害者家庭的團體，積極要求「窒素公司」賠償受害者，協助受害者對「窒素公司」提出控告，並要求政府提供合理的補助金。此項聲援的行動逐漸擴及全國，動員了從學生到科學家等不同的社會階層。「水俁事件」不但成為日本，也成為世界環境污染的象徵。

　　水俁病的抗爭事件中，貢獻最大的就屬眾多受害者的母親，她們展現出無比勇氣與決心。Fumie Sakamoto女士是其中之一，她失去了五歲的大女兒，而二女兒Shinobu是先天性水俁病患者，說話與走路的能力都已受損。1972年 Sakamoto女士帶著Shinobu到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參加「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向來自世界各地的與會者揭發「水俁事件」，引起在場的各國環境政策決策者的注意。Sakamoto女士與其他受害者的母親經常進出法庭，並至東京市中心的「窒素總公司」前靜坐抗議。

　　1973年受害者獲得勝訴，法院判決「窒素公司」應付給受害者賠償金。水俁的抗爭事件，婦女及一些未曾受過教育的草根民眾發出了對抗大企業及政府的可觀力量，從歷史的眼光看來，他們是全球環境運動最具開創性的先軀。

　　1964年，被稱為第二水俁病的公害事件也爆發，有超過二百名的民眾受害。這些受害者居住在日本海海邊新潟縣的阿賀野川旁，同樣也是汞中毒，這次是由「昭和電工化學工廠」所排放的廢水所致，雖然該工廠加以否認。這些受害者也提出訴訟，控告「昭和電工」，後來法院判決該公司應對受害者負起責任。

　　首先提出控訴的是公司內的三位女性員工，她們抨擊該公司對於環境污染不負責任。一般日本的工會組織並不會對公司的政策提出批評，對公司污染的議題也都保持緘默，當時「昭和電工」的工會也是採取這種立場。

　　Keiko kikuchi女士，在公司擔任打字員，她與另外二位年輕婦女勇敢地挺身向同事們鼓吹：“工作員應該與受害者團結”。在抗爭過程中，一些受過大學教育的男性員工，原本是支持她們的，後來因害怕失去工作或升遷機會而紛紛背離。三位婦女前去探望受害者，她們對自己服務於這樣的公司充滿著罪惡感。而令她們錯愕的是，受害者以溫和的態度對待她們，甚至鼓勵她們。深受受害者人性尊嚴的感動之餘，她們開始分發冊子給同事，並提出質問：「是否我們已將自己的心與靈魂賣給了公司？我們應該站在兇手這一邊嗎？」

　　受僱人員公開批評他們的公司？！在日本，這是史無前例的舉動。一般在終身僱用的體制下，員工都效忠其所服務的公司，而事實上，在日本的大公司其嚴密的結構下，女性僱員是處於邊緣的位置，不可能登上晉陞的階梯；但相對的，她們反而有更大的空間可以自由談論，並付出行動成為反對者。她們勇於挺身對抗，因為——她們已沒有什麼好損失的了。在她們散發的小冊子中有個標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預言了這些受壓抑的日本婦女，其潛在的力量是不可小覷的。

　　除了上述二事件，尚有兩件公害訴訟案，一是關於痛痛病，由鎘污染所引起的，發生在富山縣神通川沿岸的居民，尤其中年婦女受害最明顯；另外一件是四日市的哮喘，這是由三重縣四日市工業區所排放空氣污染所造成的。

　　至1972年，以上四件訴訟案被公認為四大公害事件。審判結果均支持受害者，認為污染的公司應對受害者賠償，並應採取嚴格的措施以防止污染。國會也通過了十個以上有關污染防治的法律，要求國家及地方政府執行污染防治的政策。

　

二、公害預防最為重要

　　在環境運動中，由早期竭力爭取賠償轉化為防止污染並保護環境，由地方性的運動擴及全國，在運動的轉型上，日本婦女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在斑斑的婦女奮鬥史中，很值得一提的是「Kazanashi事件」，九州東岸大分縣白杵市的婦女成功地阻擋了水泥廠的興建。該水泥廠原訂設在靠近臼杵市的Kazanashi小漁村，村內的漁民太太進行強烈的抗爭，反對該項計畫。有一本書名為《Kazanashi的婦女》，就是由一名環保作家所寫，記錄她們勇敢抵抗的經過。

　　當漁民赴遠洋捕鮪魚而離家數月之時，漁村的婦女形成了互助合作的生活型態。60年代末期，水泥廠興建計畫的消息傳到村子時，她們十分震驚，擔心自己的孩子會因水泥落塵的影響而健康受損。為了孩子，她們覺得應挑起保護美麗海岸的責任。

　　於是，這些婦女們決定一起戰鬥，她們並不指望男人來作。她們知道，面對金錢和酒的誘惑時，男性是多麼的脆弱。

　　這些婦女到市議會拜見市政當局，表明她們反對該計畫。日復一日，不論晴雨，她們站在街角，背著她們的孩子，收集簽名聯署書並且募款。她們還到市長辦公室前靜坐抗議，也準備罷免市長。

　　即使經過這樣積極的行動，有關當局與水泥公司仍執意按原計畫進行。1971年１月，Kazanashi岸邊出現了一艘勘查船，該勘查船測量之後緊接著將就是徵收土地，村內的婦女決心阻止勘查船的測量行動。約三十餘名婦女，身穿雨衣，詠唱佛經，偷偷登上海上的勘查船，狂風巨浪並沒有擊退她們。她們用一條繩索彼此繫在一起，持續在船上靜坐了好幾天。當鎮暴警察強迫她們離開時，有些婦女甚至躍入冰冷的海水中，大聲喊道：「即使我死了，我仍要奮鬥！」當獲救時，她們已失去知覺。

　　這些婦女在海上的抗爭，引起了全國的注意，最後，她們贏得勝利。同年七月，法院的判決支持原告，興建水泥廠的計劃也就停止了。

　　此事件常被引用作為具體表徵，相對於男人的以利益為優先考量，女人則以健康為最高價值觀。這次婦女的勝利代表了女性價值觀的勝利。

　　許多地區性反污染的行動，都是由婦女所主導的，這對日本社會造成很大的衝擊，也意謂著婦女們極有可能改變當地的政治。正如「Kazanashi事件」，一些新的開發案大多規劃在鄉間，這些鄉下地方舊有的傳統、階級價值觀與人際關係仍保留著。男人受制於工作或為企業雇用，工作地點常離開社區範圍；此外，男人們通常被要求忠於其所服務的公司，因此要由他們提出對商業世界的批判是相當不容易的。

　　相對地，婦女生活在社區內，主要身份為家庭主婦，正因為如此，她們較能夠從壓制的情境中釋放出來。她們較能看清經濟發展的負面，並擔負保護社區的責任。她們所作的貢獻不僅是在環境保護方面，並且重新塑造了政治。經由環境運動，她們促成了草根民主的實現。

　

三、質疑消費導向的生活

　　日本的消費者運動，在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重新出發。消費者運動主要是由城市的婦女帶動的，全國各地的主婦團體也接二連三的組織起來。在東京及大阪的「主婦連合會」是早期最積極的活動團體，該組織的兩大目標是：商品價格的合理及消費品的安全。

　　70年代消費者運動意識到環境問題的重要性。「日本消費者聯盟」成立於1969年，許多小型的草根性團體也不斷出現。這些團體對利益取向的經濟體系，採取批判的觀點，指其不僅摧毀了國家重要的環境資源且危及人們的健康。於是，他們開始討論有關食品、日用品安全性與環境之間的相關議題。

★ 過度包裝

　　「過度包裝」是主要的議題之一。在日本，人們非常講究物品的外觀，因此百貨公司及商店為了銷售量，在外包裝上猛下工夫，大量耗用盒子、紙、袋子……，使用的材質包括紙類、塑膠、錫等。消費者團體的主婦們了解到，這些包裝材約佔城市垃圾量的20%。

　　「減少包裝活動」於是在70年初期展開，例如發起「不包裝日」、「自備購物袋」等。經由這樣的「反過度包裝運動」，1973年東京28個消費者團體組成了「東京都消費者團體連絡會」，這個聯盟的關注重點為嚴重的垃圾問題。當時，東京都正要興建焚化爐，引起了地方的「垃圾大戰」，最後日本首相甚至出面回應，要求百貨公司及超級市場減少包裝。

★ 化學合成洗潔劑

　　消費者運動的另一個議題，是限制化學合成洗潔劑的過度使用，因其導致河川及湖泊的污染。合成洗潔劑的消耗量隨著洗衣機的普及而遞增，在60年代甚至超過了肥皂的使用量。一些科學家指出，合成洗潔劑對人體有害，消費者便開始擔憂其相關的問題。

　　然而，洗潔劑的製造商及厚生省否認其毒性，兩方因而引發「清潔劑安全性」的爭論。

　　於是，消費者團體開始推動「反合成洗潔劑運動」。1974年，他們舉辦了「停止合成洗潔劑，為了水、生命」的全國會議，並出版文宣，提倡以肥皂取代合成洗潔劑。肥皂活動擴及地方性的草根婦女團體，有些團體甚至以家中油炸過的廢油自製肥皂。許多地方性小規模的肥皂工廠持續地增加，包括水俁市，形成了一個全國性的肥皂工廠網路，並向大型的合成洗潔劑工廠挑戰。

　　「反合成洗潔劑運動」拯救了琵琶湖。琵琶湖是日本最大的湖，位於滋賀縣，靠近京都。這個湖曾因優養化而瀕臨死亡，主要為家庭廢水，包括洗潔劑廢水污染所致。以婦女為主導的「反合成洗潔劑運動」，迫使縣政府制定了「琵琶湖條例」，以管理清潔劑的使用。這是第一次由地方政府針對洗潔劑管理所立的法令，之後許多地區性的自治團體也群起效尤。

★ 農藥的過度使用

　　第三個例子是有關農藥造成安全上、環境上危害的議題。越來越多的婦女關心食品的安全性，特別是擔心下一代健康的母親。在對抗各式食品的人工添加物、色素、及其它化學成分之後，各個來自不同消費者團體的婦女團結起來，質疑農藥的過度使用。

　　在1969年時，殺蟲劑BHC相當廣泛地使用在稻米的種植過程，居然在牛奶裡也發現殘留的情形，社會大眾極為震驚，大家擔心嬰兒會因此中毒。牛乳受到污染的原因是，這些撒過殺蟲劑的稻草被拿去餵乳牛。政府隨即下令全國稻草必須完全燒毀，BHS也從此遭到禁用。此事件使一些團體體認到，他們可以要求沒有任何農藥殘留的食物。

　　同時，亦有農夫擔心噴灑農藥對自身健康的影響，於是許多地方的農戶便開始從事有機耕種。1971年「日本有機農業研究會」成立了。

　　消費者團體也表明，願意購買有機農產品。例如，1972年東京都內一個由一百個家庭組成的消費者團體——「推動安全食品會」，與位於東京近郊千葉縣三芳村的18戶農家連線，購買他們的有機農產品，此種「共同購買」的系統慢慢擴展，現在它擁有1,350個消費家庭以及三芳村的33戶有機農家。

　　這種結合都市消費者與鄉村生產者間的網路，他們擁有共同的理想和目標，那就是尋求「不用化學肥料、農藥與添加物」的安全食物與乾淨環境。

　　70年代中期，至少已有三百個消費者團體（其中包含了消費合作社）與有機耕種的農家建立了直接購買的關係。這些團體的會員大多是主婦，她們建立了「集體購買」系統及「農產品直接配送到家」系統，採購項目包括青菜、水果、肉、蛋、牛奶、茶葉、蜂蜜等。

　　這種城鄉合作的關係同時建立了一種新的社會人際關係，並創造了另一種生活型態。他們共同分享對食品市場及農業的關懷，也共同關心能源與環境的問題……等。

　　此項運動的之所以能夠擴展的主因，是因為它吸引了極度渴望提供「安全食物」及「乾淨環境」給孩子的眾多母親。然而，必須承認的是，她們尚未覺醒到「女性主義」，因為她們並沒有考慮到要改變家庭之中「性別角色」的關係，在組織中亦未曾挑戰男性領導者，但至少，在參與過程中她們得到了自信，這在日本婦女身上是很缺乏的。

　　歷經了以生態為取向的消費者運動，新型態的消費者團體誕生了。他們所從事的，被稱為是「創造另一種生活價值」的運動，活躍其間的草根行動者，絕大部分是家庭主婦。

　　舉「生活俱樂部合作社」為例，它已發展出直接向生產者購買的管道，包括有機耕種的農友、傳統食品的加工廠及漁民團體。他們經常舉辦社員拜訪生產者的活動，使社員與生產者可以面對面的交換心得。此外，俱樂部也經常開辦多樣性的活動，透過廣泛的主題討論，社員們開始對社會及生活型態重新加以省思，並有不同角度的詮釋。她們討論的議題甚且包括生態女性主義、蘇聯車諾堡核災事件、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委員會、跨國性企業……等等。

　　「生活俱樂部合作社」的另一重要貢獻是——婦女參與地方政治。1979年該俱樂部的一位社員，首次在東京都練馬區的選舉中當選議員，從此參與政治的人數持續增加。1991年的全國地方選舉中，「生活俱樂部合作社」在大東京都會區，共當選65位政治代理人，包括縣級、市級及鎮級的代理人，她們全都是女性。由此可以証明，女性選民已傾向於尋求一個注重人性的、生態的、非激烈競爭的、非利益掛鉤的另一種社會。

　　除了「生活俱樂部合作社」之外，類似此種型態的合作社也在全國各地陸續成立，投入這些合作社的婦女總數難以估計。

　　另一個重要的合作社連合會——「綠色生協」於1988年成立，由九州的兩個大合作社合併而成，社員共有20萬人，並擁有28個加盟合作社。

　　雖然其主要活動與「生活俱樂部合作社」相似，但「綠色生協」有幾個特質，它提出「綠色合作社宣言」，將團體定位為「由主婦所組成，為實現女性自力運動的聯盟」，他們努力尋求「母親團體與女性運動間一個共通的理論基礎」。顯而易見地，婦女的角色在這合作社中相當程度地受到強調。

　　「綠色生協」尚有另一項卓越的成就，它積極從事與第三世界團結合作的工作，譬如，它開創了日本消費者與菲律賓尼克羅斯島上種植土種香蕉的農友間另一種型態的直接貿易。這些香蕉園位於島上山區，以生態方式種植，不使用化學藥劑，從種植、清洗、包裝、清點到購買，大多由當地的母親們執行。

　　所以，「綠色生協」在結合婦女、生態與「南」「北」（註）合作關係上，具有很好的前景。

　

註：「南」指第三世界國家，「北」指工業化國家。

日本環境運動中婦女扮演的角色 松井耶依 原著 趙淑伶．翁秀綾 翻譯 （引自主婦聯盟會訊105期） 水俁病悲劇 公害預防最為重要 質疑消費導向的生活 開發案vs.捍衛自然 非核社會與女性主義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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