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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性議題論文集： 林佩瑾 1995 台灣的反婚姻暴力行動之研究 |
反婚姻暴力行動的特色
台灣對於受虐婦女的服務主要是由公部門提供，並且只有在都會地區，民間組織才成為直接的補充者，其他縣市則形成由縣市政府唱獨角戲的局面，城鄉差距甚大。不過，即使在台北市有民間婦女團體的共襄盛舉，但是反婚姻暴力議題卻只是主菜之外的配角而已，甚至多為被動、收爛攤子的服務形態，整個行動只著重於「救援」受虐婦女的下游工作，忽略了上游的預防性改革手段，以「社會救助」為工作起點，反而模糊了議題的運動特徵，甚至阻隔了進入巨視層面要求體制革新的機會。這也同時顯示出婚姻暴力議題「邊緣化」和 「社會救助化」的特色。即使後來有婦女運動者的介入，但是在涉入反婚姻暴力工作的領域初期，精神病理的觀點及心理模式的詮釋很快地主導了整個問題，技巧性地取代了婦運人士對兩性權力結構的質疑，這種發言權移轉的結果形成專業主控的福利論述，受虐婦女經驗和女性主義觀點被邊緣化，其所關照的是專家本身而非虐待的倖存者的利益（余漢儀，一九九六）。另一方面，雖然兒童性虐待議題在家庭暴力的範疇上形成婦運與兒保的交集，但由於兒童性虐待問題由「性別弱勢」轉換為「年齡弱勢」（余漢儀，一九九六）之後，比原來歸為婦女議題時更容易吸引群眾的支持，因而呈現出公共場域中「女性議題」不如「兒童議題」易受到社會重視的困境。同時，這種邊緣化的效應也反應在婦運本身，當我們進一步回溯婦運十年來的主要議題、策略、主導或支援團體以及持續時間，可約略地看出其優先次序與策略的更迭（顧燕翎，一九九五），甚至也因此發現對反婚姻暴力議題不如公領域的女人受害「值得」關注和引發抗爭，造成婦運對反制婚姻暴力的「低介入感」，而僅有聲援鄧如雯的聯盟或是零星的座談會活動，更因著這樣邊緣化的疏離，使得受虐婦女保護工作似乎衍生出一種低調的姿態及溫和的策略。
受虐婦女保護行動需要擁有廣大基礎之婚姻暴力防治聯盟的理由，來自問題的複雜性及其動力本質顯示出需要各方面的回應，所以聯盟是完成此一個別組織或個人無力達成之目標的有效方式。然而，行動的主體是受虐婦女還是社工人員？歐美受虐婦女運動的發展是由受害婦女本身站在前線，願意拋出真實的經驗，形成一種受虐婦女的聯結，甚至她們對自我重新命名：我不是受害者（victim），我是續存者（survivor），她們改變製造議題的趨勢，由消極的受毆婦女化為主動的抗暴婦女。在台灣則仍以實務工作者為聯盟的主要成員；因此除了喚起受虐婦女主動意識之外，更須與司法體系共同起步，並得到醫療人員、警政單位、教育部門以及其它相關服務提供者的允諾參與，高階層領導人與主事者更是達到聯盟目標不可或缺的重要份子。不過，台灣反婚姻暴力的工作者對於此關鍵性影響力的運用上，明顯的缺乏操控能力，導致長期以來，它的行動主體僅限於婦女團體與女性的工作者，呈現出「女人救女人」的色彩。她們致力在有限領域中增加生力軍，越多的團體參與則需要更多的資源，也將花費更長的時間來發展團體間的共識與認同，以 及協商各機構的政治力作用，例如需要得到各個機構的認可或授權、表露資源的能力及權限 之差異；人越多也滋生更紛歧的工作方向，更越容易出現工作的斷層。因此，整個民間連線的成功與否有賴於良好的合作與訊息的分享，至於行動的關鍵則在於主要領導人物長期可靠的必要承諾。在進入田野的那一段時間裡，我實際的感受到個別婦女團體各在受虐婦女議題上各自呈現出來的光譜，也許在形式上她們是如此地不同，但換一種觀照角度後，卻又發現彼此之間是那麼的相似，這也就是反婚姻暴力行動「既分工又分化」的性格。當有重大事件發生引起喧然大波時，各個團體立刻義無反顧地加入聲援的連線，然而等到熱潮一退、注意力轉移，這種原本就缺乏穩固根基的聯盟即宣告解體，取代而之的則是各以所長的分割了防治婚姻暴力的工作，而這種自動自發、不經協商的分工模式，無法使工作與工作間環環相扣，有時很難與「各做各的工」明顯區隔，往往在不知不覺中便掉進切割議題的形制。另一方面，在這種柔性的連結當中，彼此平行而非從屬關係，成員間缺乏約束力，相對地造成流動性高，即使政府的角色逐漸吃重，卻也因著國家機器與民間連線難以完全撤除對立的藩籬，以及未有明確的政策綱領指導行動方向，反而更容易陷入權責劃分不清、分工模糊的另一種困境。
此外，根據Gais和Walker 建構的理論分類，可將利益團體的行動策略分為內部策略 及外部策略（Gais& Walker，一九九一：一○四至一○八 ）。所謂的內部策略指的是利益團體透過與政治、行政領袖諮商的形式說服官員，藉以行動或修改既定的政策，可以包含行政與立法遊說、司法訴訟及從事選舉等；至於外部策略則是透過只是間接影響政策的外部活動，如與傳播媒體合作、演講、座談會、抗議或示威（蘇秀美，一九九六）。而受虐婦女保護行動的組織團體，因其各自遭逢的政治處境、擁有的資源以及堅持的意識光譜，選取不同的行動策略，這有同時表現在整個運動過程當中，因此支持受虐婦女行動並非一個謀略用到底的單一戰術，而是一連串交替混合的總體戰，各個策略之間都需要彼此的協助支援而相輔相成。不過，儘管婦女團體擁有多面向的選擇機會，但是她們仍然偏好體制外的活動，尤其是婦女運動中產階級的菁英特質，使得反婚姻暴力行動亦傾向於與媒體結合，並由被動的接受採訪轉為主動的發怖消息，都再三地展現出動員輿論、製造民意的強烈企圖。此外，受虐婦女保護行動的低姿態策略，造成一個獨特的現象，也就是溫和的街頭「活動」（如簽名聯署）較諸示威遊行的掃街「行動」更能為成員所採用。至於體制內的抗爭，則不是婦運者嫺熟的方式，甚至是較常被使用的立法遊說手段，也因著與舉辦個人名義的公聽會或對立法體制疏離，而產生運作上的盲點（蘇秀美，一九九六）。
整體而言，若根據Spector（一九七三）和Kitsuse（一九七機）提出的「社會問題演化四階段論」來檢視台灣防治婚姻暴力行動的發展，不難發現整個進化的歷程是停留在第一階段末期，問題的形成首先由受害者、利益團體或社運人士拋出需求加以批判，使民眾或政府承認問題；並且展露出將要邁入第二階段政府提出因應措施的趨勢，即在對問題取得初步認同後，政府始對問題進行調查研究，擬定與實施改革方案；至於距離第三個階段之「原先行動主體對於前一階段政府的回應不滿，再次施加壓力」，以及最後「由抗議團體自行發展替代性、平行性或對立性的機構來處理問題」的階段（楊國樞，一九九一），似乎仍有一段遙遠的路途。另一方面，若以「反婚姻暴力」一詞被廣泛使用的情形來看，整個行動所散播的種子已經萌芽，成為受虐婦女出走的踏腳板，訴求議題也由「反男性暴力」擴大到「婦女人身安全」、「婦女人權」的保障；然而其促進兩性對話與男女平等的效果卻未見彰顯，仍處於溫和的中產階級的運動形式，並僅具「曇花一現」的行動效果 。因此，若能以更嚴謹的目標界定建構起一個較精緻的聯盟基礎，全面性統籌組織的權責劃分，採取穩紮穩打的策略逐步向外拓展，反而將獲得更理想、更具意義的行動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