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婚姻暴力行動的發展狀態
 婚暴議題失焦
台灣對於受虐婦女的服務主要是由公共部門提供，並且只有在都會地區，民間組織才成為直接的補充者，其他縣市則形成由縣市政府唱獨角戲的局面，城鄉差距甚大。話說回來，即使在台北市有民間婦女團體的一些參與，反婚姻暴力議題卻仍只是配角而已，甚至多為被動、收爛攤子的服務形態，整個行動只著重於「救援」受虐婦女的下游工作，而忽略了上游的預防性改革手段；以「社會救助」為工作起點，反而模糊了議題的運動特徵、阻隔了進入巨視層面要求體制革新的機會。這也同時顯示出婚姻暴力議題「邊緣化」和「社會救助化」的特色。即使後來有婦女運動者的介入，但是在涉入反婚姻暴力工作的領域初期，精神病理的觀點及心理模式的詮釋很快地主導了整個問題，技巧性地取代了婦運人士對兩性權力結構的質疑，這種發言權移轉的結果形成專業主控的福利論述，受虐婦女經驗和女性主義觀點反而被邊緣化，其所關照的是專家本身而非虐待的倖存者的利益（余漢儀，一九九六）。
另一方面，雖然兒童性虐待議題在家庭暴力的範疇上形成婦運與兒保的交集，但由於兒童性虐待問題由「性別弱勢」轉換為「年齡弱勢」（余漢儀，一九九六）之後，比原來歸為婦女議題時更容易吸引群眾的支持，因而呈現出公共場域中「女性議題」不如「兒童議題」易受到社會重視的困境。這種邊緣化的效應也反應在婦運本身，當我們進一步回溯婦運十年來的主要議題、策略、主導或支援團體以及持續時間，可約略地看出其優先次序與策略的更迭（顧燕翎，一九九五），也因此發現對反婚姻暴力議題不如公領域的女人受害「值得」關注和引發抗爭，造成婦運對反制婚姻暴力的「低介入感」，而僅有聲援鄧如雯的聯盟或是零星的座談會活動。因著這樣邊緣化的疏離，使得受虐婦女保護工作似乎衍生出一種低調的姿態及溫和的策略。
反婚暴行動者組織鬆散，內部工作分割化
受虐婦女保護行動需要擁有廣大基礎之婚姻暴力防治聯盟的理由，來自「問題的複雜性」及其「動力本質」需要各方面的回應，所以聯盟是完成此一個別組織或個人無力達成之目標的有效方式。然而，行動的主體是受虐婦女還是社工人員？歐美受虐婦女運動的發展是由受害婦女本身站在前線，願意拋出真實的經驗，形成一種受虐婦女的聯結，甚至她們對自我重新命名：我不是受害者（victim），我是續存者（survivor）；她們改變製造議題的趨勢，由消極的受毆婦女化為主動的抗暴婦女。在台灣則仍以實務的服務工作者為聯盟的主要成員；因此除了喚起受虐婦女主動意識之外，更須與司法體系共同起步，並得到醫療人員、警政單位、教育部門以及其它相關服務提供者的允諾參與，而高階層領導人與主事者更是達到聯盟目標不可或缺的重要份子，不過，台灣反婚姻暴力的工作者對於運用這種關鍵性的影響力，很明顯地缺乏操控能力。
長期以來，反婚姻暴力的行動主體僅限於婦女團體與女性的工作者，呈現出「女人救女人」的色彩。她們致力在有限領域中增加生力軍，越多的團體參與則需要更多的資源，也將花費更長的時間來發展團體間的共識與認同，以及協商各機構的政治力作用，例如需要得到各個機構的認可或授權、表露資源的能力及權限之差異；人越多也滋生更紛歧的工作方向，越容易出現工作的斷層。因此，整個民間連線的成功與否有賴於良好的合作與訊息的分享，至於行動的關鍵則在於主要領導人物長期可靠的承諾。
在進入實際社會工作狀態中，可發現個別婦女團體在受虐婦女議題上各自呈現出來的光譜，也許在形式上她們是如此地不同，但換一種觀照角度後，卻又發現彼此之間是那麼的相似，這也就是反婚姻暴力行動「既分工又分化」的性格。當有重大事件發生引起喧然大波時，各個團體立刻義無反顧地加入聲援的連線，然而等到熱潮一退、注意力轉移，這種原本就缺乏穩固根基的聯盟即宣告解體，取代而之的則是各以所長的分割了防治婚姻暴力的工作。而這種自動自發、不經協商的分工模式，無法使工作與工作間環環相扣，有時很難與「各做各的工」明顯區隔，往往在不知不覺中便掉進切割議題的陷阱。另一方面，在這種柔性的連結當中，彼此平行而非從屬關係，成員間缺乏約束力，變動性也相對高。原本，政府角色的介入與逐漸吃重，或許可以發揮整合功能，然而，實際的狀況卻是：因著國家機器與民間連線間對立的藩籬難以完全撤除、政府部門又欠缺明確的政策綱領指導行動方向，結果是：權責劃分不清、分工模糊的困擾則有增無減。
反婚暴行動聯盟柔性化
根據Gais和Walker 建構的理論分類，可將利益團體的行動策略分為內部策略及外部策略（Gais& Walker，一九九一：一○四至一○八）。所謂的內部策略指的是利益團體透過與政治、行政領袖諮商的形式說服官員，藉以行動或修改既定的政策，可以包含行政與立法遊說、司法訴訟及從事選舉等；至於外部策略則是透過間接影響政策的外部活動，如與傳播媒體合作、演講、座談會、抗議或示威（蘇秀美，一九九六）。
受虐婦女保護行動的組織團體，因其各自遭逢的政治處境、擁有的資源以及堅持的意識、觀點，選取不同的行動策略，因此支持受虐婦女行動並非一個謀略用到底的單一戰術，而是一連串交替混合的總體戰，各個策略之間都需要彼此的協助支援而相輔相成。不過，儘管婦女團體擁有多面向的選擇機會，但是她們仍然偏好體制外的活動，尤其是婦女運動中產階級的菁英特質，使得反婚姻暴力行動亦傾向於與媒體結合，並由被動的接受採訪轉為主動的發怖消息，都再三地展現出動員輿論、製造民意的強烈企圖。此外，受虐婦女保護行動的低姿態策略，造成一個獨特的現象，也就是溫和的街頭「活動」（如簽名聯署）較諸示威遊行的掃街「行動」更能為成員所採用。至於所採行的體制內的抗爭方式，也不是婦運者嫺熟的方式，即使是較常被使用的立法遊說手段，也因著與舉辦個人名義的公聽會或對立法體制疏離，而產生運作上的盲點（蘇秀美，一九九六）。
整體而言，若根據Spector（一九七三）和Kitsuse（一九七七）提出的「社會問題演化四階段論」來檢視台灣防治婚姻暴力行動的發展，不難發現整個進化的歷程是停留在第一階段末期，問題的形成首先由受害者、利益團體或社運人士拋出需求加以批判，使民眾或政府承認問題；並且展露出將要邁入第二階段政府提出因應措施的趨勢，即在對問題取得初步認同後，政府始對問題進行調查研究，擬定與實施改革方案；至於距離第三個階段之「原先行動主體對於前一階段政府的回應不滿，再次施加壓力」，以及最後「由抗議團體自行發展替代性、平行性或對立性的機構來處理問題」的階段（楊國樞，一九九一），似乎仍有一段遙遠的路途。另一方面，若以「反婚姻暴力」一詞被廣泛使用的情形來看，整個行動所散播的種子已經萌芽，成為受虐婦女出走的踏腳板。訴求議題也由「反男性暴力」擴大到「婦女人身安全」、「婦女人權」的保障；然而其促進兩性對話與男女平等的效果卻未見彰顯，仍處於溫和的中產階級的運動形式，並僅具「曇花一現」的行動效果 。因此，若能以更嚴謹的目標界定建構起一個較精緻的聯盟基礎，全面性統籌組織的權責劃分，採取穩紮穩打的策略逐步向外拓展，反而可能可以獲得更理想、更具意義的行動效果。
台灣的反婚暴行動
前言
反婚暴工作的回顧
反婚暴行動發展狀態
女性主義觀點下的反婚暴行動策略
結語
本專題之文字版權屬林佩瑾小姐、現代現代婦女基金會與潘維剛立委國會辦公室所有，任何非學術性之引用，請徵得原作者之同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