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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婚姻暴力行動的發展狀態
婚暴議題失焦

  台灣對於受虐婦女的服務主要是由公共部門提供,並且只有在都會地區,民間組織才成為直接的補充者,其他縣市則形成由縣市政府唱獨角戲的局面,城鄉差距甚大。話說回來,即使在台北市有民間婦女團體的一些參與,反婚姻暴力議題卻仍只是配角而已,甚至多為被動、收爛攤子的服務形態,整個行動只著重於「救援」受虐婦女的下游工作,而忽略了上游的預防性改革手段;以「社會救助」為工作起點,反而模糊了議題的運動特徵、阻隔了進入巨視層面要求體制革新的機會。這也同時顯示出婚姻暴力議題「邊緣化」和「社會救助化」的特色。即使後來有婦女運動者的介入,但是在涉入反婚姻暴力工作的領域初期,精神病理的觀點及心理模式的詮釋很快地主導了整個問題,技巧性地取代了婦運人士對兩性權力結構的質疑,這種發言權移轉的結果形成專業主控的福利論述,受虐婦女經驗和女性主義觀點反而被邊緣化,其所關照的是專家本身而非虐待的倖存者的利益(余漢儀,一九九六)。

  另一方面,雖然兒童性虐待議題在家庭暴力的範疇上形成婦運與兒保的交集,但由於兒童性虐待問題由「性別弱勢」轉換為「年齡弱勢」(余漢儀,一九九六)之後,比原來歸為婦女議題時更容易吸引群眾的支持,因而呈現出公共場域中「女性議題」不如「兒童議題」易受到社會重視的困境。這種邊緣化的效應也反應在婦運本身,當我們進一步回溯婦運十年來的主要議題、策略、主導或支援團體以及持續時間,可約略地看出其優先次序與策略的更迭(顧燕翎,一九九五),也因此發現對反婚姻暴力議題不如公領域的女人受害「值得」關注和引發抗爭,造成婦運對反制婚姻暴力的「低介入感」,而僅有聲援鄧如雯的聯盟或是零星的座談會活動。因著這樣邊緣化的疏離,使得受虐婦女保護工作似乎衍生出一種低調的姿態及溫和的策略。

反婚暴行動者組織鬆散,內部工作分割化

  受虐婦女保護行動需要擁有廣大基礎之婚姻暴力防治聯盟的理由,來自「問題的複雜性」及其「動力本質」需要各方面的回應,所以聯盟是完成此一個別組織或個人無力達成之目標的有效方式。然而,行動的主體是受虐婦女還是社工人員?歐美受虐婦女運動的發展是由受害婦女本身站在前線,願意拋出真實的經驗,形成一種受虐婦女的聯結,甚至她們對自我重新命名:我不是受害者(victim),我是續存者(survivor);她們改變製造議題的趨勢,由消極的受毆婦女化為主動的抗暴婦女。在台灣則仍以實務的服務工作者為聯盟的主要成員;因此除了喚起受虐婦女主動意識之外,更須與司法體系共同起步,並得到醫療人員、警政單位、教育部門以及其它相關服務提供者的允諾參與,而高階層領導人與主事者更是達到聯盟目標不可或缺的重要份子,不過,台灣反婚姻暴力的工作者對於運用這種關鍵性的影響力,很明顯地缺乏操控能力。

  長期以來,反婚姻暴力的行動主體僅限於婦女團體與女性的工作者,呈現出「女人救女人」的色彩。她們致力在有限領域中增加生力軍,越多的團體參與則需要更多的資源,也將花費更長的時間來發展團體間的共識與認同,以及協商各機構的政治力作用,例如需要得到各個機構的認可或授權、表露資源的能力及權限之差異;人越多也滋生更紛歧的工作方向,越容易出現工作的斷層。因此,整個民間連線的成功與否有賴於良好的合作與訊息的分享,至於行動的關鍵則在於主要領導人物長期可靠的承諾。

  在進入實際社會工作狀態中,可發現個別婦女團體在受虐婦女議題上各自呈現出來的光譜,也許在形式上她們是如此地不同,但換一種觀照角度後,卻又發現彼此之間是那麼的相似,這也就是反婚姻暴力行動「既分工又分化」的性格。當有重大事件發生引起喧然大波時,各個團體立刻義無反顧地加入聲援的連線,然而等到熱潮一退、注意力轉移,這種原本就缺乏穩固根基的聯盟即宣告解體,取代而之的則是各以所長的分割了防治婚姻暴力的工作。而這種自動自發、不經協商的分工模式,無法使工作與工作間環環相扣,有時很難與「各做各的工」明顯區隔,往往在不知不覺中便掉進切割議題的陷阱。另一方面,在這種柔性的連結當中,彼此平行而非從屬關係,成員間缺乏約束力,變動性也相對高。原本,政府角色的介入與逐漸吃重,或許可以發揮整合功能,然而,實際的狀況卻是:因著國家機器與民間連線間對立的藩籬難以完全撤除、政府部門又欠缺明確的政策綱領指導行動方向,結果是:權責劃分不清、分工模糊的困擾則有增無減。

反婚暴行動聯盟柔性化

  根據Gais和Walker 建構的理論分類,可將利益團體的行動策略分為內部策略及外部策略(Gais& Walker,一九九一:一○四至一○八)。所謂的內部策略指的是利益團體透過與政治、行政領袖諮商的形式說服官員,藉以行動或修改既定的政策,可以包含行政與立法遊說、司法訴訟及從事選舉等;至於外部策略則是透過間接影響政策的外部活動,如與傳播媒體合作、演講、座談會、抗議或示威(蘇秀美,一九九六)。

  受虐婦女保護行動的組織團體,因其各自遭逢的政治處境、擁有的資源以及堅持的意識、觀點,選取不同的行動策略,因此支持受虐婦女行動並非一個謀略用到底的單一戰術,而是一連串交替混合的總體戰,各個策略之間都需要彼此的協助支援而相輔相成。不過,儘管婦女團體擁有多面向的選擇機會,但是她們仍然偏好體制外的活動,尤其是婦女運動中產階級的菁英特質,使得反婚姻暴力行動亦傾向於與媒體結合,並由被動的接受採訪轉為主動的發怖消息,都再三地展現出動員輿論、製造民意的強烈企圖。此外,受虐婦女保護行動的低姿態策略,造成一個獨特的現象,也就是溫和的街頭「活動」(如簽名聯署)較諸示威遊行的掃街「行動」更能為成員所採用。至於所採行的體制內的抗爭方式,也不是婦運者僂籅漱閬﹛A即使是較常被使用的立法遊說手段,也因著與舉辦個人名義的公聽會或對立法體制疏離,而產生運作上的盲點(蘇秀美,一九九六)。

  整體而言,若根據Spector(一九七三)和Kitsuse(一九七七)提出的「社會問題演化四階段論」來檢視台灣防治婚姻暴力行動的發展,不難發現整個進化的歷程是停留在第一階段末期,問題的形成首先由受害者、利益團體或社運人士拋出需求加以批判,使民眾或政府承認問題;並且展露出將要邁入第二階段政府提出因應措施的趨勢,即在對問題取得初步認同後,政府始對問題進行調查研究,擬定與實施改革方案;至於距離第三個階段之「原先行動主體對於前一階段政府的回應不滿,再次施加壓力」,以及最後「由抗議團體自行發展替代性、平行性或對立性的機構來處理問題」的階段(楊國樞,一九九一),似乎仍有一段遙遠的路途。另一方面,若以「反婚姻暴力」一詞被廣泛使用的情形來看,整個行動所散播的種子已經萌芽,成為受虐婦女出走的踏腳板。訴求議題也由「反男性暴力」擴大到「婦女人身安全」、「婦女人權」的保障;然而其促進兩性對話與男女平等的效果卻未見彰顯,仍處於溫和的中產階級的運動形式,並僅具「曇花一現」的行動效果 。因此,若能以更嚴謹的目標界定建構起一個較精緻的聯盟基礎,全面性統籌組織的權責劃分,採取穩紮穩打的策略逐步向外拓展,反而可能可以獲得更理想、更具意義的行動效果。


台灣的反婚暴行動

前言
反婚暴工作的回顧
反婚暴行動發展狀態
女性主義觀點下的反婚暴行動策略
結語

本專題之文字版權屬林佩瑾小姐、現代現代婦女基金會與潘維剛立委國會辦公室所有,任何非學術性之引用,請徵得原作者之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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