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事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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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憤怒之中的所作所為，
瞬間的繁華燦爛，
經過一夜的風吹雨狂，已被摧折。
我以滿腔熱情澆灌的花朵，
不斷抽枝發芽，
遲遲才盛開——卻永遠受天之佑

羅斯傑（Peter Rosegger）

　　為了能夠確切描寫動物的故事，一個人必須對所有的生命，都懷有一份發自內心的真感情。這點你們完全可以放心，我就是這樣的人。可是羅斯傑這首美妙的詩句，對我而言並不全然適用；我生平所寫的第一本書固然是源自我對動物之愛，更是源於我對坊間流行的動物行為學著作的憤怒。我必須承認，如果我這一生當中曾經因為憤怒而做出什麼事，純是由於看不慣這些動物書籍的胡扯。

　　我為什麼生氣？因為有這麼多糟透了的、虛假不實的動物學著作，這樣的書到處都買得到；因為有這麼多欺世盜名的作家，裝出一副非常內行的樣子，其實對動物根本就一無所知。是誰讓蜜蜂扯開喉嚨大聲尖叫？誰又讓梭魚（pike）在戰鬥中扼住對方的脖子？這不過證實了這些書的作者，連筆下動物的外表也不能夠認識得很清楚，只是任憑自己的觀點和喜好來描寫罷了。如果他們能從那些經驗豐富的豢養動物的人，多學到一些知識，然後再來為書，應當就能達到像老黑克（Heck）、柏格（Bengt Berg）、愛坡（Paul Eipper）、湯普遜（Ernst Seton Thompson）或是納倫（Wache Kworonesi Narren）等人的成就，這些人都花了一輩子去研究動物。

　　那些不負責任的動物書，究竟會對讀者尤其是那些最容易投入的青少年讀者，灌輸多少錯誤的觀念，也是我們無法估算的。

　　我們沒有理由反對藝術家有創作的自由。為了表現手法的需要，詩人可以把動物和其他事物擬人化或塑下特殊的造形，例如吉卜寧（Rudyard Kipling,1865-1936，一九○七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筆下的狼和豹，他那隻無與倫比的「銳極踢急踏威」（Rikkitikkitavi），講起話來宛如人類：還有邦賽爾思（Waldemar BonSels）筆下的小蜜蜂「瑪雅」（Maja），甚至就像她自己一樣拘泥多禮。

　　只有那些真正熟悉動物的人，才有資格使用擬人化或塑形的手法。至於，造形藝術家在塑造動物形象時，固然不必一定要做到科學上的精確，可是他如果只是慣用僵化的形式，來掩飾自己在準確度方面的無能，牠的作品只會加倍糟糕。

　　我是自然科學家，不是藝術家，因此我完全沒有「自由創作」或者對動物任意加以塑形的特權，更何況我完全不認為有這方面的需要。因為真相本身就已經很迷人了，你只要舉出事實（正如進行任何嚴謹的科學研究工作．一樣），就已經足夠向讀者說明動物的美了。

　　因為大自然的真相就已經充滿了令人著迷而又使人敬畏的美，你愈是深入探究每一個細節和每一項特點，就愈能發現它的美。如果妳以為實事求是地做研究，或是確實認識和理解了大自然，會破壞你在欣賞大自然的奇蹟時所得到的樂趣，那你就大錯特錯了。我的經驗是：你對大自然知道得愈多，就會更深刻、更持久地為它迷人的真相所感動。那些成果豐碩的優秀生物學家，都是發自內心地欣賞造物之美，因而以此為終生志業：並由於研究工作而增長的知識，反過來更加深了他（或她）在欣賞大自然和工作時的樂趣。

　　在生物學的眾多分支當中，我選擇動物行為學作為我終生研究的領域，也正是基於我對這種樂趣的深刻體會。為了研究動物行為，你必須和活生生的動物建立親密關係：你還得具有超人的耐性——若只是為了理論研究的興趣，實不足以維持妳的耐性。如果你對動物沒有愛心，不能把動物視為人類的近親，就別想與動物建立互信的關係，也別想在研究方面有什麼重大收穫。

　　希望我沒有糟踢了這本書，即使我承認，我是基於憤怒才寫出這樣一本書的，可是這種憤怒，其實正是出於我對動物之愛啊！

一九四九年夏，於奧地利艾頓堡（Altenberg）

（洪翠娥 譯）

《此二圖為本書之插圖，由作者勞倫茲及Annie Eisenmanger 所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