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作品控訴性非常強烈，敘述者因為精神憂鬱和醫生丈夫來到祖先留下的產業度假散心。並且接受當時流行的休養治療法。丈夫的治療方法之一就是強迫她離群索居，不事生產的休養。她不能參加社交活動，缺乏人群的刺激，只坐在那裡吃藥發呆，呼吸新鮮空氣。更糟糕的是她唯一能夠自主並有創造性的活動-寫作，也嚴格被禁止。

　　她對自己病情的建議完全不被丈夫和也是醫生的兄長採納，一再被迫屈從於丈夫的「善意和疼愛」。起居的臥室也無法選擇自己喜愛的，困居在加了鐵窗，床鋪釘死的醜陋房間，生活的自主權完全被剝奪。面對房間內可怕的黃色壁紙，從原先的憎惡變成後來的喜歡。日復一日，壁紙的圖案衍生成囚牢的柵欄，她先在柵欄後面看見踽踽爬行的女人，急於要幫她脫困。夜復一夜，這個爬行掙扎的女人最後變成了她自己。諷刺的是這個她急於要破除的黃色壁紙囚牢竟然變成她安全的藏身處所，她把自己關在房裡不肯出來--自我囚禁竟然變成她叛逆的方式。因為在那裡「我可以順溜…….那圈環繞牆壁的長污痕，這樣我就不會迷路了。」（頁276）

　　這篇小說裡我們看見一位有創造力的女人在社會（以丈夫、兄長和小姑為代表）的壓力之下逐漸崩潰的過程。丈夫和兄長都是名醫，理所當然知道病患的需要。小姑也成為執行這些威權的工具，處處阻撓敘述者的創造工作。她的創造力在無可發洩的管道下，移情成為面對黃色壁紙的遐想，最後終至崩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