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事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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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對自己的反省便不再孤單，也有傳統好做參考，有榜樣可以學習。讀他的作品有時卻又像是在照鏡子。

　　紐約大學教授馬修士（Gareth Matthews）說過，真正關心人的心靈世界，肯用尊重、諒解的態度去描寫的，不是哲學家，不是宗教家，不是神學家，更不是心理學家，而是文學作家。羅伯·寇爾斯是拿整個西方文學傳統作為研究、觀察、反省、教學及行動參考的「聖之時者」（secular saint，這是一個神父對他的贊語，清大宋文里教授這麼譯，我覺得非常好）。

　　在美國的圖書館、書店，常看到寇爾斯的作品，我知道他對兒童文學的研究，是任何對兒童文化、兒童的心靈世界感興趣的人都應該讀的。可是，不知道為什麼，我總覺得那裡有我不喜愛的道學氣。每一次拿起來，翻一翻，就都輕輕擺回原位，嘆一口氣，走開。

　　直到有一天，我帶我的女兒去看病，冬天裡，有位醫生拿聽診器要診斷我女兒的胸部與背部之前，除了先把接觸病人身體部分的鐵質放在自己的大腿上摩了摩加熱外，他又在我女兒耳朵邊小聲說：沒關係，不要怕，我聽不到你在想什麼。一立刻，我覺得這位醫生不俗，和他談起來，他告訴我，他會這麼做，是因為讀了羅伯·寇爾斯的作品，加上道學氣能使一個年輕醫師那麼具有關懷的人文思考，便是應去親近的。於是，我便開始閱讀他的作品。

　　從那時候到今天，羅伯·寇爾斯的作品是我教學、聊天、演講常常提到的。事實上，他的思想、理想及作為，直接影響我的許多方面。例如，我在為兒童選書時，除了趣味外，我最關懷的是對友誼的寫照－－友誼的關係是一切關係的基礎－－這便是因為讀他的作品而體會出來的。

　　在《服務的呼喚》這本書的姊妹作《故事的呼喚》一書裡，他說明自己初任實習醫師的一段經驗：他的第一個精神病人是一位中年婦女，當時，他有兩個教授在教導他。他每一次與病人相處，談話、診治之後，便要去和教授討論。一位教授博學深慮，提供許多參考與建議；另一位教授很老很老了，耳有一點背，常常要他在報告時，將細節多交代，交代得清楚一些。博學者的指導使人開闊，細節的要求使人深入，可是，他的病人卻了無起色。

　　有一天，他決定不再採用一般的診治訪談形式，乾脆請她說說故事，說些有關她自己生命的故事。她起先猶豫，試了試，終於開口說了，有喜、有悲，談到有傷處，停頓、沉默，又再接上去，寇爾斯只是認真傾聽，不打斷，不拿問題去撩她，漸漸的她說得順了，說出了她生命的故事。 從那時候開始，他對她的治療才上道，才有起色。

　　「我們每一個人在生命的過程中，全都不斷累積著故事，我們每一個人都有我們自己的故事之歷史，而且，沒有人的故事和別人的故事是完全一樣的。」我們對自己的故事會欣賞，會批評，會去聯結。而認真去聽人家的故事，或認真把自己的故事說給人家聽，便是對人最大的尊重，有了這種相互尊重的關係，其他的關係才會有意義。而相互訴說、傾聽內心深層的故事，不正是朋友之間智慧與諒解的表現嗎？我覺得那是一切關係的基礎，而那是要學習才會的。所以，當我為兒童選書時，友誼的智慧就成為我的指導原則。

　　從《服務的呼喚》這本書的副標題「理想主義的實踐」看來，作者不僅是從他的家庭傳統（他母親是天主教的終身義工，他父親退休後也做義工）寫到個人是個青年的理想主義者，寫到一輩子求學、工作、研究、服務的過程中接觸到的人、事，以及那些從事義工、立志以服務人群作為意義基礎的人的心路歷程，也寫那些被服務的人的感受。

　　整本書是許多真實的生活故事的紀錄、整理與內心深層經驗的分享。許多讀過的人都說它：不只內容有趣，在態度與方法上，也提供了希望與溫和的建議，而且充滿不失理想的幽默。中譯校訂的鄭瑞玲教授說：「謝謝你介紹我校訂這本書，認真讀它，我學到好多，它叫我汗顏，在做義工的道路上，我還有好多要學的。」而鄭教授一直都是認真在做義工的人。

　　是的，這是一個義工的時代。可是，我們的文化傳統十分缺乏義工成長、內省，在理想主義中進步的典範。

　　那天，我從花蓮回來台北，在飛機上，正在看這本書的英文版。同機有一群慈濟功德會的會友，有一位四十多歲的媽媽，就坐在我的身邊，她打開手中的報紙，有個顯目的標題：「服務別人，自己成長」，是報導一對長年小學做愛心父母的義工夫婦。

　　針對那則報導，我們聊了起來。後來他問我正在看的書寫的是什麼，我便將書中的幾則故事說了。

　　沒想到，真的沒想到，她笑咪咪的轉頭看看窗外的白雲，悠悠的說：「其實，每個用心的媽媽都是終身的義工，我們在教孩子時，不是等於在做義工嗎？我們內心的世界非常複雜，我們非常需要這種能夠提供反省典範的書，我們不只要快樂，我們更要生活得有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