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為一個好爸爸

2003年，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一行人到瑞典參訪時，有兩個爸爸同行，在我們忙著參訪時，他們兩位就負責帶小孩。當他們在台灣時，因為是少數會帶小孩的爸爸，所以遇到街坊鄰居時，典型的反應有兩種：大家總是先問「你太太呢？」之後不斷地讚美「哎呀！你太太真好命啊！遇到你這樣的好先生！」；另一種反應則是「好好一個大男人，帶小孩幹嘛」。在第一種反應裡，我們從不會在看到媽媽帶小孩的時候問「你先生咧？」而爸爸只要做了二十分，立刻被大加褒獎，但媽媽只要少做了五分，就會不斷被責罵。在第二種反應裡，似乎覺得「帶小孩的男人破壞了我們男人的『行情』」──想想看過去連「爸爸回家吃晚餐」都要大力推行，男人吃飯不挑剔、飯後說聲謝謝或順手把碗放到水槽大家就感激涕零，如果開始有男人帶小孩，那不是要其它男人也跟著「做死」嗎？

然而，當這兩位爸爸在瑞典，突然發現自己走路不那麼「有風」，也不那麼特別了！到處都有爸爸推娃娃車的身影；在通勤的火車上，有爸爸在幫小朋友換尿布；在上班日的公園裡，一位爸爸被我們這群人圍著訪問，他說，他現在正在請親職假，總共請六個月。當我們問他，為什麼要請親職假，他說：「小孩成長只有一次，我很高興能有機會和他一起長大」。當我去拜訪一位瑞典朋友時，她先生也請了六個月的親職假。令我驚訝的是，這些瑞典爸爸們似乎都參加了某種爸爸課程，所以大家才都口徑一致地說：「小孩成長只有一次，錯過了就不在了。我很高興有這個機會和她一起成長」。

訂做一個好爸爸

瑞典的男人並非「天生」就比台灣男人愛小孩或會帶小孩。就像女人也不是「天生」就愛小孩、會帶小孩一樣，好爸爸是社會制度「訂做」出來的。

回顧瑞典歷史，一直到一九六○年代以前，瑞典社會盛行的是「家庭主婦的理想」。也就是說，如果這個家庭單薪就能養活全家，表示這個男人十分厲害，讓太太可以做全職家庭主婦。然而，在二十世紀初期，當瑞典開始工業化時，勞工階級的女性就已經開始面臨「當媽媽」和工作之間的衝突。當時有兩派說法想要解決這個問題：一派認為應該由社會來共同擔負照顧小孩的責任，以使女人有工作權；另一派則認為應該提昇勞工階級男人的薪水，讓他們靠單薪就能養活全家。

到了一九三○年代，瑞典社會出現了人口危機，關於如何兼顧母職與工作的議題再度受到社會重視，學者穆達 (Alva Myrdal) 建議應該設置照顧與托育的體系。當時執政的瑞典社民黨總理韓松 (Per Albin Hansson) 也提出「人民之家」的福利國理想，認為國家要負擔人民從出生到死亡所有的照顧責任。可是，這樣的理想也是逐步實施，並非一蹴可幾。要到一九六○年代，瑞典勞工短缺，亟需女性投入勞動市場，並且在當時普遍社會運動的要求下，才開始普設托育設施。同時，也在一九七四年，才把過去的「母職假」改為「親職假」。也就是說，不是只有女人可以請假在家照顧小孩，男人也可以有這樣的權利 (Klinth, 2004)。

雖然法律給了男人這樣的權利，而且當時請親職假時還可以領九成薪，但是，請親職假的只有4%是男性。於是，在實施有給親職假的隔年，瑞典政府請專責委員會所做的報告就建議「應該規定親職假最少有一個月是『父親月』，一定要由爸爸來請，不能轉讓給媽媽」。但當時政黨的意識型態和社會氛圍還沒有成熟到引進「父親月」的設置，所以一直到一九九五年才有「父親月」的設置，到二○○二年更延長為兩個月。這樣的法律改變，使得二○○三年申請親職假的有43%是男性，比一九七四年的4%提高了十倍 (Nyberg, 2004: 76) ！

所以，在瑞典，是以國家的政策「鼓勵」及「強迫」男人成為父親。研究發現，在實施「父親月」之前，爸爸有超過一半的比例從未請過親職假；但開始實施父親月的這一年，爸爸從來沒有請過親職假的比例降到23%到24%。而爸爸請超過一個月的親職假的，也是在實施父親月這年，較前兩年成長了20%，之後也都一直維持有45%左右的爸爸請超過一個月的親職假在家帶小孩 (Nyberg, 2004: 78)。由這樣的數據可以發現，瑞典的「好爸爸」是特別關注性別平等的社會政策「訂做」出來的。

訂做台灣的好爸爸

我在瑞典時，常覺得瑞典的男人們十分溫柔。當他們學習照顧小生命時，就會知道要怎樣溫柔對待小孩、幫小孩洗澡、換尿布、準備嬰兒食品、說故事給小孩聽、哄小孩入睡。這樣的經歷不但讓媽媽從全職媽媽中解放出來，也讓小孩有多個照顧者及多個認同的對象。同時，也讓爸爸們變得溫柔，在和小孩的相處裡更體會生命的深度。這是因為瑞典社會福利制度鼓勵男人成為「好爸爸」：當小孩出生時，他可以請十天的「父親日」，以在家照顧太太、新生兒或較大的小孩。他可以領八成薪在家帶小孩、可以安排遲到早退接送小孩、可以請臨時親職假照顧生病的小孩……。而且，當他要早早回家時，不會有人笑他是不是「老婆跑了所以得早早回家煮飯」或是「是不是PTT（怕太太）協會的會員」，也不會有人特別驚訝地稱讚他是世界難得一見的好爸爸。是這樣的社會制度和大眾觀念，訂做出會照顧孩子的「好爸爸」。

當我在台灣演講，提到這些瑞典例子時，有些女老師會反省，她們也同樣陷入性別刻板印象，一起嘲笑學校裡早早回家和孩子相處的男同事。有些學生則說，他們不想成為他們的爸爸一樣，總是加班應酬，和家人不親，退休卻又成為什麼都管的嘮叨老人。然而，這些改變除了靠個人觀念的革新，還需要社會整體的支持，包括鼓勵父職與相關托育政策的訂定。我們不妨一起建議、監督各級政府，讓台灣有機會訂做出更多的「好爸爸」！

（感謝女書文化授權轉載，歡迎進入討論區分享您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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