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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女參政–體制外的運動∼自覺與改造並進

　　世界性第二波婦運的主要運動策略大致以二個方式相輔並行︰喚醒女性自覺 ( consciousness raising ) 和促使體制改造。女性政治意識的覺醒是體制改造不可或缺的思想基礎，而體制改造不僅是婦運的主要目標，在體制改造過程中所遭受的挫敗往往反過來刺激女性的反思，甚至衍生動員和激化女性的力量。台灣婦運的發展史中亦可以約略勾勒出此二股力量的辯證關係。不過80年代婦運所使用的語言是女性「成長」，而非「自覺」，以免自壞「形象」或驚退潛在的加盟者。（婦女新知、婦女展業中心、主婦聯盟、晚晴協會都曾經辦過系列成長活動，或以成長團體自居。)

　　1993年以前，婦女新知是台灣婦運的主導團體，除了以出版雜誌、書籍和舉辦各種成長活動來提倡女性自覺之外，亦聯合其他婦女團體，甚至人權、宗教團體來推動體制改造。例如，1984年曾聯合七個婦女團體促成優生保健法通過，使得墮胎合法化（顧燕翎 forthcoming）﹔同年與女青年會合辦「婦女性騷擾」座談會，次年再合辦「夫妻合併申報所得稅稅負不公」座談會（李元貞 1989:155）。不過女青年會等規模較大、社會關係較穩固的團體因為牽制力量多，難以在社會上持續扮演壓力團體的角色（李元貞 1989:162），以致未能長期與婦運連線，婦運團體的結盟對象仍是以80年代以後成立的新興、草根性團體為主。

　　1987年解嚴前後，由於政治禁忌逐漸消除，社會運動活力大增，形成極大聲勢（張茂桂 1991: 12-13）。原本在父系社會中一向處於邊緣地位的婦運也水漲船高，備受矚目。1987年1月，婦女新知和彩虹專案（1986年成立，以輔導原住民與鄉村婦女在台北市就業為宗旨，）聯合了三十一個婦女、原住民、人權、教會團體，至華西街遊行「抗議販賣人口–關懷雛妓」，是婦運首次大規模的示威行動，不過由於亦具有挑戰戒嚴法的政治意義，此項活動相當借重於政治反對力量及其他社運團體。其後密集而持續的聯合行動終於促成警政署成立「正風專案」，加強檢肅販賣人口，取締色情行業，處分包庇色情的警察。隨後各團體並合組單一議題的台北市婦女救援會，長期從事雛妓救援工作。同年8月，婦女新知和主婦聯盟聯手再度以密集行動方式為國父紀念館及其他社教機構女服務員爭取工作權，婦女新知並且繼而成立了「男女雇用均等法案小組」，以三年時間進行研修「男女平等工作權法草案」。在這些婦運制度化的努力過程中，因為吸收更多人力投入，也使得婦運的潛在支持者得以在參與過程中因為親身體驗性別社會結構的壓迫性，而更為認同婦運，例如參與修法的律師涂秀蕊、王如玄等人都成為90年代婦運的中堅份子【註 1】。

　　在婦女新知和晚晴協會推動修改民法親屬篇的初期，除了在耕耘已久的台北市之外，在其他縣市的公聽會並未引起熱烈反應，即使是如此攸關個人切身權益的議題，婦女的回應仍十分冷漠。兩會乃於1993年11月開始積極培訓修法種子隊，由晚晴會員和新知義工組成，到各社區去做演講、帶討論、表演短劇 （古1994a: 8）。種子隊成立的目的固然是啟發社區婦女的自覺，培訓工作本身亦是最有效的啟發自覺過程。一位原本抱著「隨便聽聽」態度的喪偶婦女表示︰「我們現代的婦女又要工作，而且表現不比男人差，又要替他們男人生小孩，又不姓我們女人的姓！當然要參加修法的行動啊！」(古明君 1994b: 11)